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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我先是一个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才变成一个记者,才变成一个写作者。” 台湾作家李桐豪以“鲁莽”,来形容从网络开始的写作生涯。他用不曾被“驯化”文字,在网络上说想说的话。适逢担任人物记者第10年,去年李桐豪出版访谈集《子弹与玫瑰》,收集30场精选对话。 “一场像样的访问,必然是带着枪与玫瑰赴约。” 工作日常是与人聊天,惟他坦言有社交恐惧,担任记者这份职业看似处于弱势,李桐豪却认为,内向的性格让他更善于观察,在采访时比别人多了份心思。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敬晖 去年10月,李桐豪以评审的身分,受邀出席在柔佛新山举办的花踪颁奖典礼。 花踪新秀颁奖仪式结束,场内交谈声四起,作家和学生热络交流。尝试在这其中寻找他的身影,最后发现李桐豪早就越过人潮来到会场外的临时书摊。双肩挂着后背包,穿着格子衬衫搭配牛仔裤,正低头翻阅手中的书籍。 轻声打扰说要采访,即便是临时才知道的行程,他亦爽快答应。 曾担任旅游记者,他走遍世界各个角落。此次不是第一次到访马来西亚,但透过参赛作品阅读这里,像开启一场深度旅行,“它让你看到月球的阴暗面,不只有双子星,其实也有磕磕巴巴、寸草不生的地方。光明在,黑暗也在,那才是万事万物真正的道理。” 写人物就是写矛盾 10年人物专访的经验,他采访过文学领域、娱乐圈、政治界的无数名人。 “我觉得人都是矛盾的,都是冲突的。所以我在访问时,都会找各式各样的题组。比如访张曼娟,我的反差词是‘黛玉老了’。我觉得她就是林黛玉,但现在给我一个贾母的姿态,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人物的反差运用,也出现在新生代作家黄山料的采访里。 回忆采访那时,李桐豪说对话的过程愉悦,但在对话间观察到黄山料的行为与言语存在落差。 “比方说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窗,我的同事要他(黄山料)假装丢纸飞机下楼,他问‘如果我真把它丢下去怎样?’我们说不行。他又问说,如果他跳下去会不会死,我当下倒抽一口凉气。一个把每个标点符号句子打磨得漂漂亮亮的人,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黄山料的题组就是‘中年与中二’,我觉得他说着中二男孩的话,但有一个中年人的心性,访问找的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 或许更浅白地说,他就是在满足人人皆有的八卦之心。 选对采访空间很重要 当上一名人物记者,李桐豪认为十之八九都是艺文爱好者,不是喜欢读小说就是追剧。 “人物采访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好奇,是八卦。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跟谁闹不和,或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透过李桐豪的文字,读者仿佛得以一窥各个领域名人的私生活领域,那些在镁光灯底下看不到的那面。而每一次的采访,他都做足功课。 “你要让他知道你有备而来,可能会冷不防就丢出一个什么观察,让他有那种‘我什么时候讲’的感觉,或制造一个自在聊天的环境。” 好比采访选在图书馆,是李桐豪既熟悉又喜欢的环境。 “图书馆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场景,一进来就闻到书香。这个充满纸张潮湿的味道,我觉得很熟悉,会很安心受访。”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他注重空间感,“我很在乎受访者住在哪?如果可以去到他家,搞不好可以完成60%的访问。” 一个人的房子格局,或许比起看命盘,来得精准。 “人可以说场面话,话可以掩藏。空间收拾得很干净,但一定会有破绽。搞不好角落有一个报纸或什么,即便太完美,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欲盖弥彰?” 但写出的字,不能只是满足自己和读者,必须有分寸且立意良善。访了10年的人物,不曾出现翻车的经验。如何不让受访者因为报道刊出受伤,一直都是李桐豪着重的课题。惟他坦言,拿捏其中的分寸不容易。 只写有分寸的八卦 “你得服务付钱给你的杂志社老板,问到一些Juicy的东西,同时也要替受访者把关。”当受访者在采访过程中,说了不该讲的东西,他会不经意地提醒,“老师你知道,你在接受一个狗仔杂志的采访吗?” 像是访作家蒋勋,聊到最后,他脱口而出问:老师,那你70岁还看A片吗? “他跟我讲‘看啊,怎么不看?’我最后还是会问,可以写吗。他说‘没关系你写啊,反正我都那么老了’。”在他笔下的所有八卦,都带着善意。 而名人大咖都应如此保护,更何况是小人物? “小人物可能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他不知道当话变成白纸黑字后,出现在一本杂志上会对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的霸凌更可怕,我觉得还是需要把关。” 至于一些受访者避而不谈的问题,他也会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那些他们不愿意对媒体说的原因。 “为了王国祥从美国到台湾找仙丹妙药,白先勇把这个过程形容成白素贞盗仙草。他都写到这个份上,但在文章里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名分。” “一个粗鲁的人或媒体就会问:你(白先勇)跟他是不是一对?但若愿意想多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他没有这样的概念,Vocabulary里没有‘一对”的词汇,他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述说自己的人生。’根据自己的观察,李桐豪反复推敲白先勇对王国祥的感情,是否因为过于真挚,而无法用世间任何一种寻常关系去定义? 他这样问了,也得到了答案。 “老师点点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交待。” 无法被归类的李桐豪 他先是一个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才变成一个记者,再变成一个写作者。 写文章,始于网络。 李桐豪形容写作起头并非为了参赛,而是在网上这般“鲁莽”的状态。单纯因一本书或有趣的东西,有话想说就写了。写着不曾被“驯化”的文字,渐渐有了邀约,也收获一小批读者,无心插柳。 “我不是一个循着正规路走的人,莫名其妙长成这个样子。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像镭射光一样,精确的照在一个地方那么专注,或像水滴穿石这样,有那么强的毅力完成一个那样子的目标。” 如果用食物比喻,李桐豪认为自己更像是街边美食,他亦入乡随俗地以沙爹为比喻。 “花1年的时间,从起心动念到写一个东西,我有点坐不住。我宁可今天去访一个人,用尽所有我会的小说技巧描绘那个场景。比方说访问蔡康永,当作他是我的小说人物,用我的意志力把他导到我的场景里。” 而受访者必不会乖乖就范,访问成了对峙。写人的与被写的,像两个小说人物在吵架,产生拉扯和戏剧感。 带着鲜花与枪赴约 访谈集《子弹与玫瑰》2024年末出版。 之所以如此命名,李桐豪认为一场像样的访问,必然是带着鲜花与枪赴约。 “满天花舞跟枪林弹雨并进,你必须得问出情话跟口供。又有点像跟受访者调情,后面又常常把他扳倒,不断地切换。”说的轻巧,但对社恐的他来说,人物采访真的很难。 “有那种记者很快可以破防,知道别人的想法,问得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我不是这个路数啊。我现在可以坐下来跟你聊天,但如果在电梯里,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看似外向者较为吃香的行业,但内向者也占优势。 “内向的人会多长心眼,不只focus在受访者讲话的内容,也会看看他们用什么口气去讲这个东西,或者是环境。因为访问不是打开录音笔才开始,可能说我刚在那边看书,你跑过来跟我讲话,我要去借厕所这件事情,访问就开始了。” 他说,内向的人也可以透过观察做访问,而记者这份职业也让李桐豪解锁与人聊天的能力。 “我大概在11月会讲一个题目,很长:‘原本社恐到以为只能写小说的我,活着活着就变成了跟谁都谈得来的聊天咖记者’。” 更多【人物】: 法咪咪 x 余政达/一个躯壳下的两个有趣灵魂 舞者许芳宜/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 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 生态教育践行者 陈兴国Steve Tan/筑蝴蝶园 推展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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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定义“文艺青年”? 是不是听着小众音乐,读着经典名著,穿着格子衬衫,言谈书写间文绉绉,细腻又敏感的文静青年?还是出口成章,著书立说的文字工作者? 然而,新加坡作家黄凯德并不标榜自己是“文艺青年”,认为所谓的“文艺青年”其实是个圈套。 “作家”居然拒当“文艺青年”?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黄凯德出生在一个很一般的新加坡家庭,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马来西亚麻坡福建人,家里流淌着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时而与父亲讲客家话,时而与母亲讲福建话或中文,要不然就是和弟弟讲福建话,偶尔跟邻居讲潮州话或广东话,可以说是在一个语言极其混杂的环境底下生长的。 在他求学之时,“华校”已不复在,彼时新加坡正好进入全英语教学时代,也许在同样是英校生的情况下,只要中文理解能力或表述能力较他人强些许,华语较为标准,就会被其他人归类到“文青”行列里。 于是,在他看来,就新马的情况而言,“文艺青年”仿佛是一个圈套,或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落入的模型:只要你稍微爱看书;可能爱看书之余,稍微发表过一些作品,“啪”一声,“文艺青年”的标签就被贴上。 “因为新加坡是语言多元的性质,用中文写作或者用中文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偏非主流,或与英文相较,并非主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掉进一个套里。” “(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我很乐于见到的身分。” 误打误撞成为记者8年 黄凯德曾是一名记者,他坦言之所以会从事媒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单向波”的情况,因为从中文系毕业的他,眼前自然而然只有“中文媒体”和“华文老师”两条路可供选择。他尝试过另辟蹊径,本想留校继续深造,朝学术方向发展却遭遇磨难,学术之路宣告失败,于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便投入报社。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会再走这一条没走成的路吗?”我问。 “不会,大概有点庆幸没有走那一条路,哈哈。”他笑着回答,没有半分犹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走过的路未必一路繁花。 当记者的初期,朋友觉得长期被他们标签为“文艺青年”的他可能无法适应,然而,他却在这一行一干就是8年。 他笑说“记者”和“作家”本就是绝配的组合,放眼欧美,著名的作家都有“记者”的身分,而回首8年的记者生涯,亦为他供给许多养分以及创作的灵感。 当时菜鸟记者,进入报馆之初就会被分配到意外组,他自然不例外。 意外组记者是报馆诸多组别中,最直面人性阴暗、生离死别和血腥暴力的人群。在过去,新加坡意外组的记者均有一个传统:每日一早就得到殓尸房去报道。 因为对他们而言,殓尸房是挖掘新闻的去处。 “新加坡新闻的来源不是很多,但你可以凭公众的热线电话,或者有时候警方会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很多新闻还是要主动去挖掘。” 在新加坡,所有遗体都必须先进入殓尸房,然后再提领出来,尤其是非自然性死亡的死者更是如此。 蹲守在殓尸房,向一个个家属打听死者姓甚名谁,年龄、性别、种族和死因,然后察言观色,看看是否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像嗜血的秃鹰。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如果用广东话来说,是很‘阴公’的做法,后来这(传统)就改掉了。” 他坦言其他新进记者和同事在工作时,现场的画面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许是他年轻胆大,又或许个性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较起他人,他却能够坦然见证血腥暴力的场面,以及人性阴暗面,进而沉着地报道。 “当然,事后回想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大概是一个意外记者才能够较为深入地去接触到新加坡繁荣安逸亮洁的表面底下,跟任何地方和社会都有的,较为龌龊、阴暗的一面。” “这几年以意外记者的身分,这么一个经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是否鼓励学生投入新闻媒体行业历练,借此积累人生阅历,他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过往当记者的一些经验,可是现在很难去鼓励学生做什么事情,而且现在新加坡媒体也是在萧条当中。” “限制”只是创作枯竭的借口 黄凯德认为即便要写新加坡的故事,创作亦未必要写苦难,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可能国泰民安、水清无鱼,也会有创作的基础。 “过去很多人喜欢挑剔新加坡的说法是太干净太安逸,它必然是对创作不利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创作的理念或者观念。” 然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个写不出东西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就要抛出一个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无能、无知,后来这(理论)就已经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例子,你已经不能够去推搪, 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 “不是说政府不让你写这个内容,所以你就创作不出高能量的作品,这讲不通啊,是没有逻辑的,是一个谬误,现在偶尔还会听到人家这样说,都是借口啦!” 他以伊朗电影为例,伊朗电影工作者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在限制重重的环境仍能频出佳作,无疑打脸了用“体制”作为盾牌的人们。 “人家是冒着会关一辈子的危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去拍他要拍的电影,那其他地方有比伊朗政府可怕的吗?” 不排斥作品被影视化 除了记者、老师、作者,其实黄凯德也曾当过编剧。 在大学毕业时,出于好玩心态,他曾与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朋友合作创办一家制作公司,结果拍了三部电视电影,公司便宣告倒闭。 他透露,在这些年来,偶尔会跟一些影视业内工作者谈及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担任编剧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往往无疾而终。 资金欠缺必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觉得编剧是可以用最少钱解决的一件事,他们还是有这个想法。” 他能理解这是由于预算本就不高,因此能拨给故事创作者的部分极为有限,认为可以便宜行事的缘故。 他笑道自己并非米兰·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反而是抱持欢迎的态度来相谈,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不介意担任编剧。 “但就这个行业而言,好像都有一个说法是原著跟编剧应该是划分成两个人来处理比较妥当。” “因为电影跟文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嘛,能写小说的未必可以编电影剧本,而且可能自己的作品在取舍上有某一些盲点吧,这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不是太有效率。”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 尽管黄凯德希望写作成为“日常”,但他笑言由于个人怠惰,加上新加坡是个比较世俗化、务实化的社会,整体氛围不太理想;个人能力所限等因素,无法做到让写作成为一种日常。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如果交不出什么成绩,最后只能怪个人,责无旁贷嘛!” 而他对“成绩”的定义,并非出版成书、得奖等外在肯定,是在于作品的好坏。 “一个写作人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你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判断。”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所以应该都知道(如何判断)。” 他笑说自己没有伟大的志向,但应该还有“几本书”的能量,虽然网络成了时代的主流,出版业处于萧条的境况,他却依旧希望将文字打印成册,摆放在某处。 “我们可能还活在过去对于书本怀有比较浪漫想像的那个世代,觉得写了这么多东西需要白纸黑纸,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需要摆在书店、图书馆里头,摆在某一个读者的床边、书橱里头,过去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书店看书的年代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坚持以白纸黑字为作品的载体,另一方面至今保持每日阅读习惯的他,却转向电子书。 “因为Kindle太方便了。” 那么爱看书的你,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书还是充满质感的实体书呢? 更多【人物】: 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 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 设计师包益民 /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以细节调味 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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