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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崇华母校62、63年两届的高中毕业生,经刘荣基同窗登高一呼,决定于今年11月18日聚集一起,返回母校寻找走过的痕迹。跨越了悠悠的半世纪迎来这个晚春一般难得的良辰美景,直叫人有如隔世之感,也同时弥漫着无限沧桑之叹! 一个难得的历史记忆。难得因为离校之后,彼此的心坎里都承载着无限的牵扯,也许咫尺天涯,也许是远隔群山,50年悠长的岁月里奔驰疆场,为生活而奋不顾身地披荆斩棘,可谓汗泪潸漓,都各自为了一个家的温暖而拼搏。 因为时间是最无情的抹擦板,写上去的画面只轻轻一刷,就不着痕迹袅袅好像轻烟浮云飞逝了。要唤回过往和记忆,真如大海捞针,那烟尘往事,恍如流水行云一般,急速地从指缝间悄悄遛走。虽说如此,却也总有一些抑压心头挥之不去的烦忧郁闷,在你心湖里如涟漪荡漾。 经历半世纪之后尚能相逢,还能相互恭贺祝福,握紧生满硬蚕的双手是久别的惊喜,有充满惶恐的深深愕然!若以人生百龄苦短的岁数而言,50年已跨越半个人生苦寒了。所以,也可以认识到是一道长旅。 可惜,人事变迁,蓦然回首,有不少同窗已在中途落单了。就像同学黄木良,已从校友回校日逝去踪迹。年少轻狂的时代已像落叶流水一般飘去了,但他高挑挺拔的身影,却随着当年一起朗朗的读书声,一起的歌唱与欢乐时光,再次涌现、飙起。 而这时候,他的那句 “时间是由人安排的!”经典名言,就破空而出。此言被我视为典范,由于那期间他身为马华中委,日理千机,竟然放下一切,用车送我到交通繁忙、日夜瞎堵的交通枢纽的火车总站。 其实,他大可雇一部德士把我送走的,又或者吩咐他的司机送我就是对我最好的礼遇了。而他坚持亲自驾驶,送给我在嚣繁杂乱中缕缕的温馨。 那首流传的千古绝唱,尽在不言中的送别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成为我们的离情别绪的写照。 木良是智慧型的人,所以时间被他掌控。而被时间掌控的人,往往是一生庸庸碌碌的俗民。 这事的缘起,因有一次校友在都门聚会,觥筹交错之后已是初夜,席散酒酣,黄木良自动请缨要送我去火车站,被我婉拒了,怎知他坚决地一手攥着我就走向他的专车,我只好坦然接受他的善意,尽情地享受一段闹市里车水马龙的涌动状态。 “木良,你公私两忙,就让我自个儿等待好了!” “ 时间是由人安排的!” 抵达众人赶路的火车站,他觅寻墙上的火车川行时间表,轻松懈意地说: “距离开行时间还有一小时,我们去咖啡厅喝杯咖啡暖暖胃囊吧!” 说完,也不等我回话,就攥着我朝咖啡厅方向走去。 经他吐出这么一句,我再拒绝反而变得矫情做作,打从心里除却深为感激,也同时感到他的虔诚态度,身居高位,不曾冷落和轻蔑我这个平凡的庶民同窗。 木良一再婉拒官委高职,他一心只求民间社稷方面发展,于是把他原本农业地的蒲种联合肱股,发展为繁荣的商业中心,造福社会群众。 此外,木良身为律师方面的表现,也引起崇华母校陈致超校长之关注。校长心里一直存载着两个“良”,即是律师黄木良,另一个是旅居加拿大的镭射(激光)专家陈瑞良教授。 陈教授荣获因镭射的多项研发荣获专利权,被邀请到各国的国际大学授课和客卿教授,享誉国际,获奖无数。两个“良”的名字自然而然活跃且深刻烙印于陈校长的脑子里。 黄木良是我同班同学,自然不会陌生,但我职业生涯四处飘荡,自离校后各奔天涯,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黄木良远赴英伦攻读法律,我们再见的时候,黄木良的专业律师招牌已在首都繁华区高高挂起了。 非一般权贵官宦可比 很多同学就从人群中消逝了踪迹,但那言词峰利、正义凛然的形象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不离不舍。那即是谦逊诚恳的黄木良。 中学甫毕业我双脚就踏出校门,向北,在一个两千三百多英亩的园丘一呆就25个春秋。然后冲天振翅,在艾格尼斯·凯斯(Agnes Newton Keith)的“风下之乡”深邃的森林里恳荒。当我身心疲惫归来的时候,有关黄木良的新闻经常在报章上曝光,大多数报导皆为他的政治活动。 我在园丘里讨三餐温饱,几乎耗尽了半生汗马劳役,历尽无数沧桑。而投入风下之乡的丛林旷野,一晃就掠过5轮叶落花飘,莺飞草长。当我倦旅归来,黄木良早就弓张弦满,在政坛叱咤风云,名扬江湖了。 而我从未有过与黄木良别后聚缘的日子。而重逢的这一天,竟成为护送我去火车站的掌舵人。虽然是件小事,唯从中即可窥见他的情真意切,非一般权贵官宦可比。 木良生前一直对我诸多关怀,谏言劝阻我去非洲加蓬(Gabon)任职,我中风后也一再嘱我照顾好身体,反而忘记照顾好自己。他的悄然告别辞世,令人深切惋惜!
6天前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安觅传来噩耗,她的家翁余仁杰先生辞世了,日期是7月21日。安觅是余先生的媳妇,也是他的传话人。余先生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不会用手机,更遑论打字与电邮了。所以,我与余先生生前始终都靠书信往来。 我有机缘与余仁杰先生结交,是通过叶蕾女士的穿针引线。 那时叶蕾与政欣常到上海,与他们的公子聚首叙旧。她说余先生喜爱阅读异国情调的书籍,而我在这方面的乡土书写较多,就这样不顾浅薄我托她把几本拙书转交上去,当作是相互交流。 想不到这竟然成为我攀上中国文坛敲门砖,让我的文稿有缘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亮相,原来这两份日报都设有可供文艺发表的园地;《大公报》的“大公园”和《澳门日报》的“新园地”每天都有整版可容纳文学作品的园地,自然丰富了各地作家发表文稿的需求。 发表园地有了,但是对于海外作者的稿酬寄交问题仍待解决。这也是造成中国报章不选海外作品的主因。当时我从没想过有机会在中国报章发表作品,后来我接连收到由浙江慈溪市范市棉厂寄来的报纸副刊,凡寄来的副刊都有我的文章刊登。 原来是余仁杰先生代投的拙作报样。上述副刊也是余仁杰先生经常投稿的园地,他常写科学小品,每篇文长不过千五字,比我的两千余字的散文更容易被副刊接受。我的文章因为经过余先生梳理转投,所以从未遭遇拒绝辞退。 那时候的余先生正当壮年,每天骑脚踏车到慈溪市范市棉厂上班,他的邮寄地址被我误认为是他的住家。直到他退休后回返他的住家桥头路烟墩村的桥头镇,我才恍悟范市棉厂不过是他柴米油盐的寄属地。 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余仁杰先生可敬之处在于,他虽不会电脑打字,却热忱地用笔杆逐字逐字从书中抄录,把我的文章投寄到上述报刊园地发表;而且还将整张报纸寄来给我。我的稿费存款累积在他的户头,他还将稿费单据复印附在信里,以示真诚。 就这样,我出版的著作有幸被翻篇变为投稿文章,由余仁杰先生投去香港的《大公报》和《澳门日报》刊登,同样一篇文稿同时在两报的副刊园地亮相,甚至有时投到《人民日报》和《南京都市报》的国际海外版文艺园地。余先生熟悉中国各报所需稿件,所以应其所需提供,从未产生退稿事件。 我托叶蕾转交给余先生的《橡叶飘落的季节》和《掀开所罗门面纱》,几乎每篇都被翻录成章,重新投去上述诸报刊出,重启我的投稿机制。但是,那全是承蒙余先生代抄所致。可余先生没有领功,他依据报章支付转交还我。 余先生除了代抄文稿,代收稿费,同时还要从银行领出来,交给叶蕾带回大马转交给我。所以,我的稿费一次过经常接到好几千块人民币,增加了我的生活进账。如今突闻余先生辞世的不幸消息,深感悲怆,伤痛之余,唯有祝他一路走好! 珍惜友谊之余,我还幸运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19年我和诗人陈秋山出席了于浙江绍兴市举办的第十届东南亚诗人大会,乘此之便我们一同前往慈溪市的桥头镇烟墩村,拜访通讯已久却未曾面会的余仁杰先生。余先生的豪宅坐落于桥头路35弄巷,是一座双层的独立洋楼。 余先生见我行动不便,特别让出楼下的主人房给我和秋山度缩,足见他是一个细心体谅的人。作为经常互动的远方知已,顿失依附和仰懒,希望他一路走好,安享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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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是捷克裔法国籍作家,7月11日因久病逝世,享年94岁。1984年发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但除了这本,昆德拉还有很多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著作。 米兰·昆德拉去世了。回顾生平,他曾获多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并曾在上个世纪于许多国家掀起“昆德拉热”。莫言评价昆德拉:“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米兰·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而他想要借小说发现的是人的“存在地图”和“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昆德拉借许多哲学观念推进小说人物的思考和行动。读者常常会读到作者现身发表哲思的身影。学者李凤亮:“读昆德拉的小说,读者往往会陷入这样的幻想,即不知道是哲学入侵了昆德拉的小说,还是昆德拉的小说演说了哲学。”昆德拉的小说和哲学密不可分,他引用犹太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来阐释小说是一门“作为上帝笑声而生的艺术,其本质并非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确信态度,而是去反对它。”然而,昆德拉同时认为,小说艺术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在小说的领土,我们不会说出肯定的话,这里是属于游戏和假设的领土。所以,小说式的沉思从本质上就是质问的,假设的。”   ◢什么是“媚俗”(kitsch)? 读昆德拉的小说,难就难在理清其中设计的概念和文字定义。他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词的基础之上。”为了精准定义某些词条,他甚至为自己的小说撰写了类似“昆德拉辞典”的〈七十三个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辨证了轻/重、灵/肉等哲学概念。小说由尼采的“永劫循环”(Eternal Return)向读者抛掷一个问题:如果此生经历的悲欢在下一世,下下一世再度循环,这种生命叫人沉重得难以负荷;然而,只活一次的人生,岂非轻盈得难以承受?——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以及其带走的无数生命仿佛史册上的青烟——“与希特勒的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故事主人公托马斯是外科医生,手术是其生命之重;对待感情,他却喜欢投入到不用负责任的“性友谊”,这便是他的生命之轻。他抵抗所有幻化成沉重责任的一切。直到认识了特蕾莎,托马斯却无可救药地陷入“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的沉重心境。之后托马斯因为得罪共产党而遭遇解职,小说于是借着托马斯的人生变化,与在两个不同生命状态的情人(特蕾莎和萨比娜)的周旋,引领读者进入文本的思维境况,探索生命轻与重的变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媚俗”(kitsch)的概念。“媚俗”向来有诸多解释,但昆德拉认为“媚俗并不是单纯由坏品味所造成的作品”。对媚俗的探讨,小说以“上帝是否排遗”作为切入口——粪便与上帝是不能掺和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人类学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了人类。两个说法只有其中一个成立。所以媚俗,是对粪便的全盘否定。 香港青年作家任弘毅:“昆德拉的时代,媚俗的目标就变成了一切个体意志。政权通过这种‘媚俗’来消灭个体的差异,使全部人跟从同一种审美、在同一种价值体系中生活,并牢牢拥护之。”一如小说人物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世界所穿戴的漂亮面具,即是媚俗。米兰·昆德拉强调自己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一位小说家。对于媚俗文化的批判,从来不仅限于集体主义的共产国家。多年以后,萨比娜在美国和参议员兜风,看着快乐奔跑的孩子和青青草地,参议员发出快乐的感慨,令萨比娜想起那个高高在上的共产领导,竟和眼前的美国议员无异。“媚俗而引起的情感必须能让最大多数人来分享”,媚俗无所不在,我们无处可逃。 ◢成为历史见证的那顶帽子 昆德拉有句名言:“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一如《1984》所写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为了巩固政权,篡改历史成为许多当政者的必要步数。《笑忘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1948年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天气很冷,身边的克莱门蒂斯将自己的帽子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后来,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决定让他从所有图片中消失,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但那顶帽子却没被删去,成了历史的见证。 “笑”与“忘”是此书的两大基石。昆德拉说,扼结乐思忒、对于既成观念的不思考、媚俗是三头侵害艺术的野兽。而扼结乐思忒,是希腊文,意思是:不笑的人,“他们相信真理是清晰的,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应该是相同,相信自己和心理所想到的自己一模一样。”昆德拉擅长创作“通俗笑剧式”的小说,比如《好笑的爱》和《赋别曲》,企图结合沉重的问题和轻盈的形式。 与昆德拉对谈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曾简单归类昆德拉的小说风格为“通俗笑剧”和“复调小说”两大类。复调小说脱胎自复调音乐(Polyphony),多重声部完美结合又保持独立。昆德拉精心安排小说的构连(articulation)——一部小说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分成几个章节,章节再细分成段落。比如《笑忘录》7个篇章原可以分成7部独立小说来写,但他却拒绝,深怕捕捉不到“现代世界里存在的复杂性”。他说:“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这篇访谈录,昆德拉娓娓道来其在《笑忘录》、《生活在他方》等小说中精心调整的快慢板,并以音乐大家贝多芬、肖邦的名作为对照,找到两个艺术门类在节奏上的共通性。 ◢小说和极权,互不相容?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无疑是复杂的。世界正经历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于是,小说的复杂精神更显可贵,他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像得来得复杂。”昆德拉强调,小说和极权是互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远比异议分子与当朝人物、人权斗士和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还要深远。小说世界的暧昧性与基于唯一真理的世界是用不同材料捏出来的。 借着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们认知到人类行为的无因果性,无法计算,甚至神秘的面向。我们都是抛掷到这个地球上的。昆德拉说:“生活是一个陷阱,关于这个,人们从过来就知道:我们不曾提出要求就被生下来,被关在一个我们不曾选择并且注定要死去的躯体里。”对比理性主义建基的句子“nihilest sine rationale”(没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昆德拉的小说提出“sinerationale”——不具理性,在小说里,因果关系被打断,“思想在无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荡”。大师离世之际呼吁重读其著作,自是媚俗的表现之一。然而,在这个迷茫的时代,更有重读昆德拉之必要,我们借小说的叙事,再度叩问个体生命与历史、记忆和世界的深层关系。 延伸阅读: 【重读米兰·昆德拉】龚万辉 / 阅读昆德拉的几个关键词 【重读米兰·昆德拉】陈翠梅 / 为了告别的聚会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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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湘老友:本月9日傍晚,你太太问你想吃什么,你说冒口不甚好,还是吃早上吃过的包吧。过后,你申诉有点累,太太说近来天气特别炎热,去洗个澡得了。 8时许,太太见你进冲凉房后,好久没动静,遂推门进去一看,赫然惊觉你已安详地走了。恰似《红楼梦》中,一曲《寄生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 12日,声让、北琛和我等,到居銮中华追思堂悼念你。过后在陈绍堂的主持下,一众老友怀著肃穆沉痛的心情,到灵堂瞻仰你的遗容,寄托我们的哀思。 你太太告诉我:你虽然不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令尊能干又勤奋,故家境还过得去。你在銮中念完中学后,还去新加坡南洋美专修读美术课程。并说,你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学识渊博。 你于1958年参加劳工党,曾担任劳党要职。1963年,全国市议会选举,社阵夺下5个市议会政权,包括居銮市议会。中选的议员有李亚龙、刘连浩和你等7人。掌权期间,成绩斐然。 1967年你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关入麻营。人生最宝贵的15年7个月的青春岁月,就在暗无天日的扣留营漫漫长夜中度过。内安法的执行者何等歹毒!但我们无憾无悔!为理想而奋斗,早就准备坐穿牢底! 有道是,“坐穿牢底有先例,未闻暴政未灭亡”,我们见证了纳吉的下台和坐牢,也看到贪脏枉法者正等著人民和历史的批判。 维湘老友,我们算是有缘。 1968年7月,我也被关入麻营,在那里与你初次相见。隔年7月,我们15位牢友从麻营被调去华营,你进A座,我入B座,约一年后,你调入B座,此后直到76,我们都在一起。 算起来我们在扣留营同一屋簷下相处了七、八年,遗憾的是,由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单位内,彼此甚少交往。 事情要从1965年谈起:那年4月4日,社阵霹雳州分部发表《党今后的斗争路线和斗争策略》、17日,再发表《迎接伟大的斗争》,矛头直指劳党中央!指责它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老大哥的劳党中央,自然不甘受辱而强烈反击。左翼遂分裂成“劳中“及“反右”两派。影响所及,扣留营也壁垒分明的分成两个阵营,少交集。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大部分人对当年的分歧,都能像鲁迅先生所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以及“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仅有极少数人仍耿耿于怀! 1996年尾,已故老大祝俊雄召集全国近50名老友开会,探讨成立编辑委员会,出版老友回忆录。出席者有谢仗先、蔡检年,李儒森、麦翔、你、我等。讨论结果决定系列书名为《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并出版了《内安法令四十年》、《人间正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书籍。 2007年左右,柔州老友准备成立联谊会,曾去征询你的意见。另有一次,知悉你心脏病发作,情况危急,在家静养。我们联同已故罗明亮、康山岛等,到你位于小山丘上的独立洋房探望你,相见欢。我们祝福你,是求生的顽强意志,让你硬生生的从鬼门关上,兜了一圈又回来。 因健康原因,久已不问“世事”的你,于2015年正月出席爱华工委会的华教汇报会,首次公开力挺当时的董总主席叶新田和邹寿汉,指责那些滋事者目的在摧毁华教。 祖国失去一位坚贞不屈的好儿女,华社少了一位忠心耿耿的维护者。痛哉! 永别了,走好。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