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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沈芝庆从问题学生到主题乐园创办人

他曾是“问题学生”，如今是享誉世界的主题乐园佼佼者，也是主题乐园领域中少有的东方脸孔领导人。他就是来自槟城、今年60岁的沈氏休闲集团（Sim Leisure Group Ltd）创办人兼主席拿督沈芝庆。沈芝庆多年来的发型，一直都梳成注册商标的“怒发冲冠”，如今在这年纪看来，更像是“叛逆中年”，也有人直呼他为“老顽童”，他都照单全收，毕竟这是他在主题乐园世界中，不断追求“好玩、创新”元素与目标的象征。文：本报刘振仪图：受访者提供沈芝庆认为，学术仅占据整体教育的15%，在当今的环境中，其重要每年都在下降。但在马来西亚，人们追求教育时往往过度注重学术成绩，忽略了其余85%无法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而他称之为“生活技能”，这导致个人的全面发展被忽视，尤其是缺乏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进而影响学生的未来。他说，学术不等同于教育，在教育的真正意义上，学术仅代表一小部分。“但是，为何很多人看不到这项问题？这一道问题就是答案。通过系统化灌输下，我们已被洗脑并相信学术等于教育。对我来说，学术教育是一门生意，也是一套控制人们的工具，就像大型制药公司的故事。此外，在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因为对于那些不习惯质疑的人来说，效果最佳正是12至15年的课堂教育带来的影响。” “有一句古老谚语是这么说：‘谎言重复说多次，就会变成真相’，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来到教育的转折点。 “传统的学校教育不会像购物中心那样很快消失。但线上购物（可不必去购物中心）也是一种选择，并且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这就不禁让人深思了，不是吗？” 沈芝庆说，学术是指有结构地追求学科知识，从学校学习的语文、数学、地理和历史等基本科目，到更专业的大学学科。这个学习过程通常依赖死记硬背，即教师在课堂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做法。“相比之下，真正的教育大部分来自原始和自然的学习过程，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通过接触自然、探索、观察和采取行动，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而不仅在课堂上进行。” 他说，有些人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学，却过度强调正规学术，而不是注重于全面及体验式的学习，这将造成差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在生活中表现良好，尤其在企业和经商方面。沈芝庆举证，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没有完成高等教育，有些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像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李嘉诚、比尔·盖茨（Bill Gates）、林刚河（Ekovest）、麦克·戴尔（Michael Dell）……我们的骆文秀、陈志远、汤爱迪生等，这绝不可能只是巧合。 “但请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必须放弃学业才能成功。许多人在学校中表现出色，也同样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是他们也在教育的另85%方面做得很好，不是单纯依赖那15%。 “一个人即便在学校考到很多A，也不代表这人拥有思考能力，而一个在学校所有科目都不及格的人，也不可能太聪明。” 思考能力是死记硬背的终结沈芝庆提醒，进入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普遍的现代，教育也在改变，从以往取得资讯和知识的模式，转向培养出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从未如此重要，这也是死记硬背学习的终结。你的未来将不再由你拥有多少个A或学位来决定，这是因为人工智能透过赋予每个人知识和资讯的力量，重新设定竞争格局。教育也必须让我们的下一代，为明天的需求做好准备。 “拥有批判思维的能力，就像能够打好羽毛球或足球，或者把歌曲唱好，这需要大量的练习。但遗憾的是，死记硬背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培养此能力，毕竟批判思维，需要在接受之前提出质疑和挑战。” 学校在扼杀孩子的好奇心沈芝庆说，马来西亚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制度下，学校采纳的死记硬背教学法只是“洗脑”的做法，只会扼杀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而不是真正的学习。 “死记硬背要求你牢记并接受资讯，没有质疑甚至不完全理解，这不是真正的学习。真正的学习需要深入理解资讯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去理解‘这是为何’而不是‘这是什么’。”他举例：“为什么地球会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 他说，当然谁对谁错是次要的事，重点在于通过提问，我们可以对主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才是教育核心的价值所在。在他看来，依靠死记硬背的学生不会质疑被教导的内容，导致他们服从。但孩子天生就充满好奇，学校采用死记硬背的这一套，将逐步扼杀孩子的好奇心。 “创造力来自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和做事，学校却在做相反的事，他们阻止独立思想和个人意见的做法，已经扼杀个人的创造力。” 他提醒，当教科书上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且不存在提出异议的空间，学校里的孩子变成了教科书设计出来的机器人。 “坏学生”不代表是没用的人沈芝庆自揭，他于1982年在锺灵中学念中四时因为不服从和“有意见”的性格，其操行被班主任打D评。事关他在课堂上不会对老师的教导照单全收，反而在好奇或不明白时主动举手发问，甚至发表意见。但在老师眼中，这是“问题学生”的表现。沈芝庆因此被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并受到惩罚。1983年他念中五时，校长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他和几位同样被认为“有主见”的学生，与其他行为评分较差的学生编排到同一班级，这个班级被戏称为“问题学生班”。 “放牛班”有如龙虎门，有调皮学生、“阿飞仔”或意见多多者，都被校方视为“没有希望”的学生，无法考好成绩，老师不看重且不会细心教导。这件事让沈芝庆感到生气：“我的学校将好奇心视为罪行，就像犯罪或暴力一样。 “校长的策略到底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无论如何，他的实验以失败告终，这个因行为评分为D的班级在第二年取消。” 他发现，学校的本质是将学生培养成士兵，灌输类似军队的纪律，不允许质疑，服从才最重要，但他完全不认同这种做法。他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曾被归类为“坏学生”，也不代表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强调，培养出有如士兵的学生根本不是学校乃至大学的目标，学校要求学生穿着同样校服、同一款袜子，甚至留着相同发型的做法，尤其应该受到批评。 “你跟我，我跟他，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都保持独特性，追求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这才更重要。” 沈氏休闲集团至今参与全球超过300个主题乐园项目，包括Motiongate Theme Park（图1）、DreamWorks的Kungfu Panda（图2）、Lost Paradise in Bahrain（图3）、Ski Dubai（图4）、Laguna Waterpark（图5）等。沈芝庆认为，我国的传统学校教育长久以来犯下这样的错误，那是因为自称为教育家的决策者和所谓的学术专业人士，也是死记硬背的产物。所谓“由盲人带领盲人”，因此走向一个缺乏批判思考和创造力的未来。很快地，这将导致传统的学校教育脱节和过时。 “为何像我可雇用未来劳动力的雇主，却无法参与制定教育政策？这些‘专家’是否了解工作中的生产力和效率？他们是否有经营依赖创新生存的企业？他们是否面对商业生存挑战的经验？答案，其实都隐藏在这些问题里。” 母亲是学习榜样 “我母亲没受过教育，但她是我见过最成功，最勤劳的人。” 沈芝庆的已故母亲洪秀珍生于1934年，从中国下南洋来到槟城落地生根。母亲从年轻开始独自一人，靠着种菜、饲养猪只鸡只和各种杂工的收入，把沈芝庆共9个兄弟姐妹培养成才。他回顾母亲这一生，每日忙个不停，清晨5时起床收割蔬菜带到批发市场出售，然后赶回家喂猪和鸡，下午去做各种杂工，晚上还要回家与孩子们一起缝制雨伞，至晚上11时才停下。后来，母亲的养猪和鸡场，也从小小规模扩大到数百只猪和上千只鸡。 “我母亲通过多年的努力，把一间破旧的木屋改建成一栋拥有两层楼、七间卧室的房子，这一切都来自她的辛勤工作！” 沈芝庆把母亲视为学习的榜样，母亲的身教，让他学习到勤奋与刻苦耐劳的精神。他更加认同一点，即一个人接受的85%教育里，其中一部分来自生活的环境。“母亲是文盲，但她在生活中非常成功，她在15%的学术是0分，但在85%的其他方面表现非常出色。” “母亲不识字，但一生勤奋、坚韧、充满常识、性格坚强、聪明，靠自学成才，懂得家禽养殖场的成本和动物健康管理。” 更多【人物】：周仰杰（Jimmy Choo）／从无名鞋匠到王妃御用设计师大胆想像精彩人生, AI专家苏仲成：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害怕大海到热爱深潜伊帕用镜头掀开海底神秘面纱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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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仰杰（Jimmy Choo）／从无名鞋匠到王妃御用设计师

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跨界尝试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原稿上传于24/03/2025）更多【人物】：大胆想像精彩人生, AI专家苏仲成：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害怕大海到热爱深潜伊帕用镜头掀开海底神秘面纱走过中年破败，林生祥：如果可以，不唱悲伤故事

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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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想像精彩人生, AI专家苏仲成：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我喜欢去做一些别人觉得做不到，或是很难做的事。” 开过有机餐馆，闯过电商领域，曾任多家企业高层……拥有二十余年策略投资经验，苏仲成总在捕捉各种好玩的机遇，包括抓住风口钻研人工智能，成为区块链委员会认证的AI专家，也是香港岭南大学研究生院兼职助理教授。访谈中回望过去，他常这么说：有了AI，那些早已松手的事都想重新拾回来，用全新思维再做一次。换句话说，以前做不到的事，现在只要愿意大胆想像，就有实践的可能。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谭湘璇 “从zero到hero，再从hero到zero。”苏仲成笑话自己。说的是冠病疫情期间发生的事。他与伙伴在香港经营网购资讯平台，也想到马来西亚拓展市场。“太太是大马人，我看中这里人口多语言多种族，有很多事可以做。”耗费心思突破包括语言在内的阻碍，不料疫情袭来，打翻全部计划。“本来是一个大老板，有很多员工，突然停了，伙伴决定移民。是好大打击。” 打击来到眼前，他是不断思考如何transform（转变）现况的IT人——“你在offline做不到的事，或你想做online但不会做，我去想一个idea，我用技术令这件事发生。” 网购平台，常搞大型活动。“原本想做DJ比赛。疫情嘛，e乜vent，没完啦。”怎么办？给他想到，不如跑到元宇宙去。“很幸运找到虚拟DJ打碟器，Microsoft也推出VR派对房间，我们将两件事结合。” 就这样，在元宇宙概念诞生初时，苏仲成是香港少数成功创建元宇宙项目的人，成了业界先驱，继而担任WPP集团首席顾问，完成更多元宇宙项目。他将人生中的打击转变成另一个漂亮巅峰，还未站稳又再摔落。 “当时元宇宙超级热，突然间FTX（加密货币交易所）倒闭，全世界不再说这三个字，我由一个超级专家变成无生意，零。没人想再做这件事。”手上握有的闪亮开始剥落，灵巧的IT人要懂得及时转型蜕变。“其实当时我知道（元宇宙）快完了，但没关系，我再去接触AI，”随之成为香港最早运行AI营销的专家之一。 “打击其实没什么，下跌时又会突然抓到其他东西，只要肯去探索，心不要死。我挺积极的，过去都很幸运。” 人人没见过的事才有价值毕业自香港岭南大学风险管理与工商管理系，再远程考获澳洲昆士兰大学科技管理研究生文凭，顺理成章踏入科技界。家族经营保险企业，他的毕业论文正是研究保险公司数码化（automation），并在多年以后落实在家族生意上，在市场越渐分散之际缩小规模，减低营运成本。对数码科技的热衷从何而起？他似乎很早就有参透。 “我一直觉得，其实总有一天，电脑、IT（以前不叫AI）可以帮我做完所有事情。我们做人每天有太多重复工作，我不喜欢做很闷的事，我喜欢想新东西。你叫我开间餐厅，我每月都要执下装修、执下菜单。我觉得不应该逗留一个位置重复做同一件事太久，我觉得人生应该是精彩的。” 所以没有固守一隅。不只打理家族生意，这些年来，苏仲成也辗转在多家国际企业、上市公司担任高层，后来创办两家企业公司，提供电子商务与在线教育解决方案，整整经营9年。科技以外，他也真的开过一家有机餐厅，但谁说科技不能与餐饮业有更多结合？以前要搞新意，可以玩玩装修和菜单，如今科技更先进，似乎有更多事物可以玩。 “当时我就经常想做一件很advance（先进）的事——你身体是否凉，你要多少卡路里，你喜欢什么口味，我全部输入机器，下次顾客来，我自动生成一个量身定制的菜式。以前我没办法做，服务员来来去去，现在有了AI就能做到，很多因素可以做得更好更细致。” AI时代，要用不同思维做同一件事，他说，关键词是：倍增价值，做出人人没见过的事。带着一班神童协助自己完成任务苏仲成经常笑话：现阶段的AI还是一个16岁神童，什么都懂，但没有经验，没有感觉，没有经历真正的生活。而人类要扮演的角色，是成为它们的父母，带着一班神童协助自己完成任务。 “每个小孩有自己的专业，每个AI有不同的强项，那我们现在不该就这样做回我们平时的事。”该做的是，擅用AI各种功能，再将它们生成的结果微调、拼合，成就一个没人见过的新玩意。“因为对人类来说，不是见过的东西有价值，没见过但有道理的东西，才有价值。” 不是学会一个技巧那么简单，而是改变整个生活模式。改变生活模式之前，先要改变僵化的思维。 “现在是看你敢不敢想大一点而已。”苏仲成是IT人，也是生意人，举例多从商业角度出发。“AI令我们整个生活跳大了，我做生意，其实不应该只想一间店铺，而是想全球的店铺。一个AI已经可以代替100个会计师完成所有预算、预测，我一个人可以等于1000人，这个就是未来发生着的事，你可以想得很大很惊人。” 回看父亲的保险生意，经营方针当然也能更大胆。接触AI的时间点，是在ChatGPT推出不久。“之所以研究，是因为那时爸爸经常说他想关闭或卖掉，我说没理由啊。”任职WPP集团期间，他曾协助银行做出第一个使用生成式AI的广告项目，“深入了解技术的作用，我发现，不是哦，可以继续做哦，不用请人哦，未来保险中介的工作可以完全自动化，技术工作全交给它，我们专注服务客户。”在这个前提下，公司足以积极扩张市场规模。“接触AI后，我反过来是expand，不只做香港，做全亚洲。以前不敢，现在有了AI不必担心，那为何不expand？” 看到前景的轮廓，他毅然辞掉WPP集团首席顾问的优渥工作，“全力研究这件事。” 不再能说“我不懂”的时代，最怕停在原地近未来，苏仲成希望可以为中小企提供帮助，让它们拥有专属的AI服务器，建立相关系统收集数据，分析与解决现有问题，进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素质与精准度。 “现在大多数人接触的AI只是ChatBot（聊天机器人），用来写文、做图、作歌，都是很平面的东西，没有立体感。” 这些大多数人，对AI抱有什么常见的迷思或误解？ “老实说不是迷思，而是大家其实不知道AI是什么。最多人把它当作智能的搜寻机器、智能的rewriter（改写匠），但真正的使用是，我觉得，帮你优化每天的重复工作，变得更准确快速，目标是让我们可以更有创意，继而让世界更美好。” 问题终究在于，我们多愿意花时间去研究、使用。 “经常去跟这个16岁小伙子聊天，跟它相处多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员工，你不去谈，不去试，怎么知道它有什么能力？花时间去试，花时间去知道怎么用。” 时代变化越来越快，哪些旧观念最需要摒弃？ “我不懂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会去试的。”苏仲成回答。“大部分人，做西餐的，就会说，我怎会识做中餐，我怎会识做泰国餐，但如果你尝试fusion，你可能很劲。我最近很喜欢吃冬阴功意粉，这就是creative。” 创意的火花，是苏仲成从未停止的追求。5年前，他也开启YouTube频道，前后邀请约百名香港中小企创业者分享自身经历，过程没有盈利，他却玩得过瘾，因为可以收获新的故事，新的启发。 “其实我真有想过，重新再做以前做过的生意，全部用AI做，因为我有经验，不会再重复曾经做错的问题，人手也不是最大的问题。”同理而言，对其他人亦如是，“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创业时间点，或大家应该思考如何将眼前做的事扩张、微调、升级，而不是停在这里。” 更多【人物】：从害怕大海到热爱深潜伊帕用镜头掀开海底神秘面纱走过中年破败，林生祥：如果可以，不唱悲伤故事台湾作家李桐豪／社恐也能当记者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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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害怕大海到热爱深潜伊帕用镜头掀开海底神秘面纱

19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水上摩托意外，让伊帕（Ipah Uid Lynn）坠入海里，从此被深蓝大海吓破胆，一碰海水的窒息感如影随形，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本以为这辈子不再入海，结果在丈夫的鼓励下，她战胜恐惧，重新潜入海洋。没想到，这一潜找回了自己掉落的勇气，在大海里破茧重生，最后竟成为一名水下摄影师。原本怕海，现在以海为家。如今的她潜入更深的海域，尤其那些曼妙多姿的海底生物让她心驰神往，用镜头捕捉它们的艳丽身影和百态，勾勒一幅又一幅的海底景象。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苏思旗照片：受访者提供 “意外之后，我唯一记得的是醒来时躺在医院，肝脏被撕成两半，肺部和胃被刺穿，肋骨断裂……”伊帕轻啜一口咖啡，语气云淡风轻地说着这件往事，并笑言幸好年轻，康复得快。事实上，重生之路远非轻松。她用了很长时间养伤，更用了11年才克服对大海的恐惧与颤抖。在成为水下摄影师之前，伊帕原是一名马航空服员。她说，上了飞机就要时刻遵守飞安的安全协议。意味着，一旦发生航空事故，穿着卡巴雅也要跳海逃生，不容得她愿不愿意。后来结婚生子，她的丈夫和孩子都热爱水上活动，尤其是患自闭症的孩子，对大海情有独钟。为了保护孩子不溺水，她必须成为他的守护者，硬着头皮重回大海。她感激地说，丈夫阿都拉曼（Abdul Rahman Jamaludin）是支撑她走出阴影的“脊梁”。“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他会跟我说，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慢慢来，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 一路“狂飙”，蜕变成专业潜水教练一开始，惧水的她先到浮罗交怡尝试“体验潜水”。然而一下水，她便顿感不安，双脚悬空无处着力，慌乱中还戴反了护目镜。“我的心脏一直怦、怦、怦，真的跳得很快，我非常害怕。” 所幸当时的潜水教练察觉异样，立即上前安抚。伊帕说，自己很紧张，一直死咬着呼吸调节器呼吸，不敢松懈。直到下潜至12公尺，模糊的视野突然变成一片绝美海景。她不知不觉松开了教练的手，内心变得异常平静，呼吸也随之顺畅。自那一刻起，伊帕彻底打破对海洋的恐惧了，踏入开放水域潜水，甚至报名参加进阶课程和挑战夜潜。完成课程后，她再次突破自我，报读救援潜水和潜水长课程（Divemaster Course），立志迈向专业潜水教练的道路。获得“傻瓜相机女王”美誉不久后，伊帕辞去工作，全心投入潜水领域。“你能想像吗？一个曾经害怕水的女孩，竟然开了自己的潜水中心。我和丈夫经营潜水中心大约有10年，等孩子慢慢长大了，才将中心出售。” 早前她就有接触到摄影，但仅是浅尝辄止。直到潜水中心关闭后，她才潜心专研水下摄影。然而，水下摄影是一个冷门且专业的领域，当时大马没有相关课程，必须到海外进修。可是，数千令吉的学费，加上养育6个孩子的压力，让她望而却步，转向依靠雅虎和谷歌自学摄影知识。许多人认为，网络学习难以掌握专业技能，但她不信邪。起初，她用着一架佳能G10，每次拍出来的画面偏蓝。她唯有不断尝试，恶补知识，直至熟练相机的各种设置和配搭，才找到最好的拍摄设置，成功捕捉海底斑斓世界。自此，她便开始不停地拍摄和参加比赛。 “当时我在摄影界其实是个‘小白’。大家都在说升级设备，而我却说，‘不，你应该充分利用手头的设备。’我告诉很多人，重要的不是相机，而是相机后面的人。” 2015年之后，大家开始称她为“傻瓜相机女王”，因为她凭借一台普通的相机在各种摄影比赛中崭露头角，获奖无数，还颠覆了许多人对摄影器材的固有认知。已故好友赠予专业摄影器材当然，随着技术越来越娴熟，伊帕也渐渐从傻瓜相机过渡到单反相机。而这个转变，源自她的一位已故好友——法拉（Feira Fernandez）。虽然用着傻瓜相机，设备简单，但她依然不曾放弃拍摄，继续乐在其中，享受探索海底世界的光影与色彩。她和法拉则情同姐妹，总爱一起潜水，亦是摄影路上最重要的同行者。然而，命运无情，法拉在一次渡轮旅游中，在睡梦中悄然离世。 “我真的很难过，那个时候很长时间都不拍照，也不做任何事情，只是沉默。” 直到某天，法拉的丈夫与孩子邀请她到家中，郑重地将一个盒子交到她手里。打开盒子后，发现里面是一整套法拉生前使用的水下摄影装备——相机、镜头、防水壳、水下闪灯，所有设备一应俱全。法拉的孩子轻声道，伊帕阿姨，你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妈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当你下水拍摄时，带着这些装备，这样她也能通过你的镜头看到水下的世界。 “那一刻，我崩溃了，哭得不成样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并不富裕，能得到一套价值七八万块的摄影装备，真的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但我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她一直相信我，她也一直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生死一线间的逃生记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每次潜水前，伊帕都会独自待在船边，反复确认装备和任务清单。然而，意外仍难以避免。那次在马尔代夫，她在海底专注于构图，想要丈夫与一艘六七十年历史的沉船合影。不过，为了寻找更完美的角度，她继续下潜到30米深处，到沉船的一扇门，拍摄一张剪影风格的照片。当她下潜至26公尺深时，潜水服突然有气泡不断涌出，才赫然发现氧气筒的管子破裂。她一查，压力表的指针一直跳动，氧气筒只剩下70bar，远低于200bar的正常储量。唯一的救援是身处17公尺深的潜水教练。她深吸一口气，迅速向教练游去，并紧急比划求救信号。教练一看到她，瞬间明白状况，马上掏出备用呼吸管等候，让她死里逃生。当他们俩回到船上，教练的氧气筒还剩60bar，而她的早已泄漏殆尽。深海惊魂！困在深海龙卷风还有一次，她与丈夫遇到了“洗衣机流”。在印尼某一个潜水点，伊帕与丈夫为了拍摄4公尺长的曼塔鱼，冒险进入水流极为湍急的区域。他们用潜水钩固定在石头上，以防被冲走。无奈海底急流如狂风怒吼，两人仿佛风筝般在水中剧烈晃动。本以为会安全度过时，岂料石头竟被冲走，伊帕的潜水钩也随之脱落。她连忙抓住丈夫，然而他的岩石也无法支撑太久。两人便在漩涡中心摇曳挣扎，与死神博弈，祈求这一切赶快度过。幸运的是，强流平息，他们最终稳住身形，成功挣脱险境。她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接着说，该海域深达60公尺，如果当时再深潜一些，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成大马海岛“代言人” 伊帕曾为捕捉珍稀海洋生物，不惜专程飞往各地“追鱼”。有一次，安汶岛的潜水朋友告知，消失6年的罕见安汶蛙鱼（Ambon Frogfish）突然现身。当时她和丈夫都在槟城。随即立刻买了机票回吉隆坡，隔天直接飞到那里拍摄。 “我们在那里待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去追这只蛙鱼。这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蛙鱼。” 相比频繁前往同一潜水点，她会更喜欢在大马海域和海岛拍摄，例如她想拍摄广角美景，会去Pulau Tenggol，如果要拍微距，会去Pulau Selakan，可以看到很多稀奇有趣的生物。 “我称它为迷你马尔代夫。因为水非常绿宝石般的蓝色。你去那里就感觉，哇，我不觉得我在自己国家。”现在她致力推广这片秘境，邀请国际潜水员与摄影师前来探索。近年，伊帕也通过摄影去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例如她曾拍摄水下红树林，希望能唤起大众重视红树林的重要，因为它是鱼类的繁殖地，一旦被污染或消失，会导致很多鱼类消失。首位亚洲“女性五十噚摄影奖”得主伊帕多次受邀担任国际赛事评委，包括联合国“世界海洋日”、ADEX亚洲潜水展和Ocean Art海洋艺术水下摄影大赛。她补充，过去好多年，水下摄影长期一直由男性主导，女性摄影师可说凤毛麟角。通常这些少数的女摄影师都是业内顶尖的海洋生物学家或科学家。她们是抱着研究目的去拍摄。但，伊帕并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却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受海洋生物学家青睐，需要借助她的能力，要求她研究某个生物，捕捉这个生物在海底的行为，然后他们依据这些观察来撰写论文。 2024年10月，伊帕获得了宝珀Blancpain和《海洋学》杂志所颁发的 “女性五十噚摄影奖”，而她也是该奖项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我觉得无比荣幸能够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亚洲人。希望这能激励更多女性，尤其是亚洲女性，投身到水下摄影领域，并致力保护海洋。这个奖项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我所拍摄的照片，更在于提升人们对海洋保护的意识。我们都是海洋的守护者，而能够向世界展示海洋之美，是我的荣幸。” 更多【人物】：走过中年破败，林生祥：如果可以，不唱悲伤故事台湾作家李桐豪／社恐也能当记者法咪咪 x 余政达／一个躯壳下的两个有趣灵魂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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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中年破败，林生祥：如果可以，不唱悲伤故事

从机场过来的途中，瞥见一棵红毛丹树，林生祥摇下车窗想要细看。“红毛丹好吃。” 出生台湾美浓的务农家庭，林生祥是在水稻和果树之间长大的，“我们家种过好多东西哦，香蕉柠檬芒果酪梨芭乐……这些都种过”，是实实在在用双手触碰泥土的人。往后成为家族里第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小孩，林生祥的音乐作品长期关注农工、环境议题，也把身边客家亲人的劳苦挣扎写进歌里。如今重演这些歌，心里却有了不同的滋味。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苏思旗终于等到摄影师拎着摄像镜头离去，林生祥顿时稍稍松懈他的坐姿；观察到身处的顶楼空间设有开敞通风口，不忘征询旁人许可，这才掏出电子烟，在烟雾吸吐之间试着凝聚逐渐涣散的心神。相隔5年来马演出，刚下飞机，耳塞头痛未退，人就赶到隔天讲唱会的举办场地，反复检查音响是否稳妥，彩排完毕依然有些挂心，等到专访开始天色已暗，“现在我还没醒过来，还没真正接到地气”，心里好想喝上一碗热汤，再回到住处复健身体，好好补眠。 53岁的身体有它的需求，“体能一直退，演出到了后面会累”；53岁的心境也有它的破败与柔软。慎重思考台湾乐评人马世芳的提议，林生祥自10年前陆续启动过往专辑的周年纪念演出，这回轮到《种树》（2006年发行）与《野生》（2009年发行）两张专辑“15+3”周年纪念演唱会，巡回场次包含吉隆坡与槟城。重新演绎这些旧作，可有什么新的体会？“会耶，后来我把一些很悲伤的歌挑掉了”，没有纳入演出歌单。因为当初歌里唱着他人的悲伤，十多年后也已成了自己的悲伤。比如〈分家〉这首曲子，写他15年前看着父亲与手足如何上演分家。那是台湾客家庄的传统，女儿没份，兄弟相争。2021年父亲离世，轮到林生祥与兄弟姐妹分家，亲自尝到“兄弟分家硬过铁／伙房分割冷过冰”的滋味，感叹实在太悲伤。比如〈转妹家〉写亲人逝世，随着祖父祖母父亲相继离开，如今的他觉得，关于生离死别的伤痛，不想感染给听众，自己安静面对就好。 “以前比较没有那么理解，写歌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承担这个悲伤。亲身经历后，我就在想，我还要去唱那么悲伤的故事吗？”不是脆弱或逃避，而是苦痛会把人磨出更细腻的心思。“我觉得，如果可以挑掉，那就不要唱。既然是周年纪念，我唱其他没那么悲伤的故事。” 那些留乡与离乡的人有些心情倒是没变。比如演唱〈种树〉时脑海浮现的场景，依旧是18年前写歌时晃过的那些——唱到“种给留乡的人／种给落难的童年”，他都想起父亲；唱到“种给出不去的心情”，他都想到母亲一直想出去却出不去。林生祥则是可以出去，也可以归来的人。年轻时离开家乡美浓，决意报考台北淡江大学，因为他隐约感觉那会是台湾民歌运动重要发源地。大三立志成为职业音乐人，时间几乎用来听音乐读小说、练琴写歌。写歌最初是用华语，后来受90年代新台语歌运动启发，身为客家人的他也尝试用客语创作，发现用母语写歌是一件近乎本能的事，写出来的歌更快更好，此后成为一个唱客家歌的人。 1999年，因美浓反水库运动，林生祥组团“交工乐队”发表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在他说来，那是运动民谣，也是他被台湾听众与乐评人看见的作品，“写社会运动里的人物故事，未满30，还是愤青。”2001年的《菊花夜行军》延续壮烈曲风，更夺下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包括〈风神125〉〈菊花夜行军〉都是很长的歌，八九分钟，生命有挣扎，又魔幻又挣扎的作品。” 几年兜转，林生祥回归个人状态，制作《种树》这张专辑。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摸索音乐与生活的关系。“之前的歌很长，音域对喉咙负担很大，我一直想要寻找有什么方法，让我创作的音乐与自己身体的vocal可以平衡相处。”唱法有所调整，在马世芳听来，《种树》的林生祥“松下来了”。 3年后，《野生》专辑聚焦客家庄女性生命史，是作词人锺永丰的想法。林生祥也把妈妈姑姑的故事写进去，“写我妈妈五十几岁之后，离开故乡去他乡养猪，”每日从美浓往返养猪场需要40分钟车程，“很努力赚钱哦。” 一直出不去的母亲，终究为找生计出去了。如今林生祥活到相近的年岁，最常回忆的往事，尽是还未出走前的事。家乡是爱恨交杂的地方美浓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说很难形容，因为实在太熟悉。 “我以前都是看着山离开家乡，也是看着山回到家乡。”美浓三面环山，他总觉得这些山藏着很多美浓人的心事。“每次妈妈骑摩托车载我去搭公车离开家乡，都会一直跟我讲很多很多她的苦，我都觉得，妈妈那种隐秘的状态，好像那些话是讲给风听的，讲给田听的，讲给山听的。” 家里养猪务农，童年的林生祥也有他自己的苦。暑假几乎窝在田里，有次采柠檬采到哭出来，“采到好伤心哦，我很讨厌在田里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工作做不完，草拔了又生，柠檬采了又长，永远不会断根。”那时还不晓得，酸涩物事也在沁出清香。“可是农田里也有美好时光，有时在田里锄草，看到阿公走了，我和哥哥会偷偷玩，丢泥团。家里柠檬太多，我们当棒球打，三合院全是柠檬香。” 家乡往往交织着一个人最原始的爱恨，“喜欢的可能也是痛恨的部分。”这些好恶会如影随形，“我很早就知道，我不适合住在人多的地方。”田野生活天大地大，住在公寓小房，身体仿佛也会跟着压缩，不舒畅。“现在我住的地方偏僻空旷，音乐可以放很大声，也不会吵到人。大概家乡给我的形塑，我就是一个怕吵到人又很怕被人吵的人。” 眼前的林生祥身穿演唱会周边T恤，上面印有“把自己种回来”的字眼。可是回看自己的人生，似乎也无需用这句话来注解。“我好像不用怎么样把自己弄回来。就像我再怎么样待在城市，还是会回到家乡。”音乐路从来也是走得笃定踏实，“我的第一个职业，也是现在唯一的职业，就是做音乐。” 他说自己适合待在边陲，没有当明星的欲望。这几年开始从事电影配乐，不用站在舞台前方，很开心自在，可是也会生出另一种疲惫。小时候感叹农事做不完，如今做了几张电影配乐专辑，他深深体会，人生的缩影不就是这样，如同薛西弗斯在推石头，总是滚落原点。推巨石的中年人生，累也欢喜生涯第一支电影配乐案子，是2019年上映的《大佛普拉斯》。当时录制行程匆促，未料一举夺下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和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往后案子陆续有来。 “2024年做完3支电影配乐，2025年又要开始了。薛西弗斯的神话寓言，讲的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个专辑做完了，结果又再回到原点做下一支。” 可他是喜欢这块石头的。 “我以前并没有把电影配乐视为一个事业来看待，直到2023年吧，我才觉得，我其实很喜欢幕后工作，跟这些影视作品互相激荡。”电影配乐天马行空，把他带到了制作自己的音乐时不曾到过的境地。“比如《大佛普拉斯》里董事长冲浪的片段，我想到了The Ventures的冲浪音乐，还有像意大利作曲家Morricone做欧洲西部片的那种声音，我拿来用在配乐里头。那我就很高兴，开发了另一个新天地。” 上一张生祥乐队的音乐专辑，是2022年发行的《江湖卡夫卡》，主题乖离一贯的严肃社会议题，回头写唱个人生命经验，把卡卡的中年人生呢喃成歌。“里面谈到很多自己生命里很破败的事。”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人到中年？ “将近50岁的时候，刚好也遇到疫情，很多事情不能动弹。死亡的经历变多了，家里开始有人离世，很好的朋友也离世，在心理上会有蛮大影响。”那阵子，林生祥总说他要重新做人。“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跟谁说。” 如今疫情虽已解封，人被岁月向前推，还是会遇到难以适应的新挑战。“像我小孩，一年多前开始离开我们去城市读书，我也是很不习惯，”父女相处可以胡乱聊天逗玩，“到现在还是如此，就舍不得。” 重新做人，林生祥用的方式是什么？“一步一步吧，把一些该完成的事完成嘛。我从马来西亚回去，又要投入下一支电影的配乐工作，搞不好这两三年会有四五张作品跑出来也不一定。” 至于那些不知道该向谁说的心里话，或许也可以跟美浓的山倾诉？ “可以啊，有一天，我也会啊。” 更多【人物】：台湾作家李桐豪／社恐也能当记者法咪咪 x 余政达／一个躯壳下的两个有趣灵魂舞者许芳宜／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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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Terra Incognita】影剧化的魔幻写实/谢丽玲

几年前当Netflix宣布要开拍《百年孤寂》时，我完全不抱期待，认定说不可能拍得好。在那之前看过好莱坞拍的《爱在瘟疫蔓延时》，其他的不说（其实是不记得了），单是剧中人物说英语这一点——还特地说带着蹩脚口音的英语——就让我想翻白眼翻到后脑勺了。不过，我很高兴Netflix后来证明我七早八早乱下的断论是错的。剧集上架前释出的预告片彻底改变了我的态度，瞬间从不屑转换成了期待。对我这个“如果去孤岛只能带一本书那必须是《百年孤寂》”的铁粉来说，剧中人一定要说西班牙语，即使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听说，这一点也是马奎斯家人卖出版权的条件之一。 “许多年后，当邦迪亚上校面对行刑枪队时，他便会想起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一开场，就事先张扬了一件读者还要过几个章节后才会读到的事。这个开场太闻名了，剧集版的《百年孤寂》当然不能省略，但很厉害地在开始说故事前，直接让观众看到了邦迪亚家族最终命运的景象。忠于原著的同时，也顾及了影视作品在呈现上的效果。然而，要在每集约一个小时的16集系列里，说完且说好一个家族七代，跨越百年的故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原著小说里人物间的对话其实不多，要改编成剧集无可避免需要加入好些原著里没有的对话。而为了故事的推进，除了依靠像说书人一样的旁白，也需要通过这些对话带出。我觉得制作团队很聪明地加入大量旁白，而且这些旁白大多数（也可能是全部）都是从书里照搬出来。毕竟，马奎斯说故事的高超技巧和那支会生花的妙笔，这世上有几人能比拟？孤寂感从荧幕袭来《百年孤寂》是魔幻写实巨作，如果影视化的结果展现不出魔幻写实的氛围，也可谓失败。什么是魔幻写实呢？我自己的感受是：小说里充满了各种奇幻、不可思议的情节和描述，读来却觉得像是真的。比如，会传染且慢慢腐蚀人们记忆，到最后连身边最平常不过的事物叫什么都忘记的失眠症。又或者，死了多年的鬼魂翻山越岭，终于找到杀了自己的人；然而，目的却不是寻仇，只是因为作为一只孤魂野鬼，太寂寞了。其中，从少年时代的邦迪亚上校预言“有人要来了”，到身世扑朔的神秘孤女莉比卡，带着她的小摇椅和一袋不断喀啦喀啦作响的父母遗骨，被送到邦迪亚家门口的那一段，就拍得很有魔幻写实感。我个人很喜欢的，还有两幕。其一是老邦迪亚发疯后，众人将他制服，绑在院子里的栗子树下。远行归来的妻子易家兰，无言地走上前为以拉丁语喃喃自语的他解开绳索，他却从此不愿再离开栗子树下。另一幕是老邦迪亚去世时，无数的黄花从天空落下，殡葬队伍行经被黄色花瓣覆盖的街道。看着这两幕时，一股哀伤的孤寂感从荧幕袭来——邦迪亚家族的成员，无论经过的是平凡或轰轰烈烈的人生，最终都难逃孤独的宿命。第一季8集的尾声，是邦迪亚上校的归来，此时他已被无数的战争磨砺得如钢铁般无情。接下来的8集什么时候才会上线呢？上网查了一下，虽还未有正式的宣布，有猜测说要等到2026年。天啊，要等一年甚至更久吗？注：上述译名参考的是我拥有和阅读的中文译本，与Netflix的中文字幕有异。

2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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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李桐豪／社恐也能当记者

“我先是一个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才变成一个记者，才变成一个写作者。” 台湾作家李桐豪以“鲁莽”，来形容从网络开始的写作生涯。他用不曾被“驯化”文字，在网络上说想说的话。适逢担任人物记者第10年，去年李桐豪出版访谈集《子弹与玫瑰》，收集30场精选对话。 “一场像样的访问，必然是带着枪与玫瑰赴约。” 工作日常是与人聊天，惟他坦言有社交恐惧，担任记者这份职业看似处于弱势，李桐豪却认为，内向的性格让他更善于观察，在采访时比别人多了份心思。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陈敬晖去年10月，李桐豪以评审的身分，受邀出席在柔佛新山举办的花踪颁奖典礼。花踪新秀颁奖仪式结束，场内交谈声四起，作家和学生热络交流。尝试在这其中寻找他的身影，最后发现李桐豪早就越过人潮来到会场外的临时书摊。双肩挂着后背包，穿着格子衬衫搭配牛仔裤，正低头翻阅手中的书籍。轻声打扰说要采访，即便是临时才知道的行程，他亦爽快答应。曾担任旅游记者，他走遍世界各个角落。此次不是第一次到访马来西亚，但透过参赛作品阅读这里，像开启一场深度旅行，“它让你看到月球的阴暗面，不只有双子星，其实也有磕磕巴巴、寸草不生的地方。光明在，黑暗也在，那才是万事万物真正的道理。” 写人物就是写矛盾 10年人物专访的经验，他采访过文学领域、娱乐圈、政治界的无数名人。 “我觉得人都是矛盾的，都是冲突的。所以我在访问时，都会找各式各样的题组。比如访张曼娟，我的反差词是‘黛玉老了’。我觉得她就是林黛玉，但现在给我一个贾母的姿态，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人物的反差运用，也出现在新生代作家黄山料的采访里。回忆采访那时，李桐豪说对话的过程愉悦，但在对话间观察到黄山料的行为与言语存在落差。 “比方说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窗，我的同事要他（黄山料）假装丢纸飞机下楼，他问‘如果我真把它丢下去怎样？’我们说不行。他又问说，如果他跳下去会不会死，我当下倒抽一口凉气。一个把每个标点符号句子打磨得漂漂亮亮的人，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黄山料的题组就是‘中年与中二’，我觉得他说着中二男孩的话，但有一个中年人的心性，访问找的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 或许更浅白地说，他就是在满足人人皆有的八卦之心。选对采访空间很重要当上一名人物记者，李桐豪认为十之八九都是艺文爱好者，不是喜欢读小说就是追剧。 “人物采访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好奇，是八卦。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跟谁闹不和，或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透过李桐豪的文字，读者仿佛得以一窥各个领域名人的私生活领域，那些在镁光灯底下看不到的那面。而每一次的采访，他都做足功课。 “你要让他知道你有备而来，可能会冷不防就丢出一个什么观察，让他有那种‘我什么时候讲’的感觉，或制造一个自在聊天的环境。” 好比采访选在图书馆，是李桐豪既熟悉又喜欢的环境。 “图书馆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场景，一进来就闻到书香。这个充满纸张潮湿的味道，我觉得很熟悉，会很安心受访。”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他注重空间感，“我很在乎受访者住在哪？如果可以去到他家，搞不好可以完成60%的访问。” 一个人的房子格局，或许比起看命盘，来得精准。 “人可以说场面话，话可以掩藏。空间收拾得很干净，但一定会有破绽。搞不好角落有一个报纸或什么，即便太完美，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欲盖弥彰？” 但写出的字，不能只是满足自己和读者，必须有分寸且立意良善。访了10年的人物，不曾出现翻车的经验。如何不让受访者因为报道刊出受伤，一直都是李桐豪着重的课题。惟他坦言，拿捏其中的分寸不容易。只写有分寸的八卦 “你得服务付钱给你的杂志社老板，问到一些Juicy的东西，同时也要替受访者把关。”当受访者在采访过程中，说了不该讲的东西，他会不经意地提醒，“老师你知道，你在接受一个狗仔杂志的采访吗？” 像是访作家蒋勋，聊到最后，他脱口而出问：老师，那你70岁还看A片吗？ “他跟我讲‘看啊，怎么不看？’我最后还是会问，可以写吗。他说‘没关系你写啊，反正我都那么老了’。”在他笔下的所有八卦，都带着善意。而名人大咖都应如此保护，更何况是小人物？ “小人物可能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他不知道当话变成白纸黑字后，出现在一本杂志上会对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的霸凌更可怕，我觉得还是需要把关。” 至于一些受访者避而不谈的问题，他也会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那些他们不愿意对媒体说的原因。 “为了王国祥从美国到台湾找仙丹妙药，白先勇把这个过程形容成白素贞盗仙草。他都写到这个份上，但在文章里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名分。” “一个粗鲁的人或媒体就会问：你（白先勇）跟他是不是一对？但若愿意想多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他没有这样的概念，Vocabulary里没有‘一对”的词汇，他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述说自己的人生。’根据自己的观察，李桐豪反复推敲白先勇对王国祥的感情，是否因为过于真挚，而无法用世间任何一种寻常关系去定义？他这样问了，也得到了答案。 “老师点点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交待。” 无法被归类的李桐豪他先是一个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才变成一个记者，再变成一个写作者。写文章，始于网络。李桐豪形容写作起头并非为了参赛，而是在网上这般“鲁莽”的状态。单纯因一本书或有趣的东西，有话想说就写了。写着不曾被“驯化”的文字，渐渐有了邀约，也收获一小批读者，无心插柳。 “我不是一个循着正规路走的人，莫名其妙长成这个样子。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像镭射光一样，精确的照在一个地方那么专注，或像水滴穿石这样，有那么强的毅力完成一个那样子的目标。” 如果用食物比喻，李桐豪认为自己更像是街边美食，他亦入乡随俗地以沙爹为比喻。 “花1年的时间，从起心动念到写一个东西，我有点坐不住。我宁可今天去访一个人，用尽所有我会的小说技巧描绘那个场景。比方说访问蔡康永，当作他是我的小说人物，用我的意志力把他导到我的场景里。” 而受访者必不会乖乖就范，访问成了对峙。写人的与被写的，像两个小说人物在吵架，产生拉扯和戏剧感。带着鲜花与枪赴约访谈集《子弹与玫瑰》2024年末出版。之所以如此命名，李桐豪认为一场像样的访问，必然是带着鲜花与枪赴约。 “满天花舞跟枪林弹雨并进，你必须得问出情话跟口供。又有点像跟受访者调情，后面又常常把他扳倒，不断地切换。”说的轻巧，但对社恐的他来说，人物采访真的很难。 “有那种记者很快可以破防，知道别人的想法，问得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我不是这个路数啊。我现在可以坐下来跟你聊天，但如果在电梯里，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看似外向者较为吃香的行业，但内向者也占优势。 “内向的人会多长心眼，不只focus在受访者讲话的内容，也会看看他们用什么口气去讲这个东西，或者是环境。因为访问不是打开录音笔才开始，可能说我刚在那边看书，你跑过来跟我讲话，我要去借厕所这件事情，访问就开始了。” 他说，内向的人也可以透过观察做访问，而记者这份职业也让李桐豪解锁与人聊天的能力。 “我大概在11月会讲一个题目，很长：‘原本社恐到以为只能写小说的我，活着活着就变成了跟谁都谈得来的聊天咖记者’。” 更多【人物】：法咪咪 x 余政达／一个躯壳下的两个有趣灵魂舞者许芳宜／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生态教育践行者陈兴国Steve Tan／筑蝴蝶园推展生命教育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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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咪咪 x 余政达／一个躯壳下的两个有趣灵魂

手捧着榴梿，大胆夸张的造型，伴随着与造型一样浮夸的一举手一投足，乍看下和曾风靡全球的韩国明星江南大叔Psy有几分相似，让法咪咪（Fameme）轻易地成为人群中的焦点。法咪咪是何许人？他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华裔富三代，祖父是“榴梿大王”品牌创始人。由于母亲难产而死，导致他与年长11岁的亲姐感情不睦，加上从小在佣人们的簇拥下成长，养成娇生惯养的伪独子心态，享受万众瞩目的感受。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谭湘璇、受访者提供 33岁那年和家族事业掌舵人姐姐闹翻后，法咪咪决定带着他的Baby Durian勇闯国际。在美国唐人街、苏活区的交界开设榴梿美术馆；大手笔买下最大的艾迪逊广告荧幕，为他的榴梿美术馆宣传，带着榴梿登上时代广场；跨界与歌手合作推出单曲…… 俨然准备收割流量的新一代网红之姿。然而，这个活在五光十色，看似荒诞的法咪咪，实际上是艺术家余政达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法咪咪，意外走红的一次性作品 “你想访问的是法咪咪，还是余政达？” 当“榴梿之王的归来”（The Return of Raja Durian）法咪咪个展于11月16日至2月9日在槟城Blank Canvas展出，我趁机向其提出专访邀约时，对方如是问。余政达不就是法咪咪吗？是，也不是。法咪咪的名字Fameme，是由“Fame”和“Me”组成，意即“我要名声”，是余政达2019年在纽约参与Performa表演艺术节就地创作，虚构出来的亚洲网红。原本只是一次性的作品，不料他扮演的虚构网红却在时代广场被不知所以然的观众簇拥，有人信以为真，让他意识到“法咪咪”仍有许多创作的空间，他的合作对象也从美术馆、双年展系统，不断地扩展到Tinder、流行音乐等领域，“法咪咪”渐渐变得立体。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剧场，成了他表演的舞台，“法咪咪”是剧场和网红文化结合而生的“产物”。 “我本来没有设定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他就是一个比较既定印象的亚洲人形象。”余政达说，“当然有点嘲讽所谓的亚裔议题，但是又幽默化了这种现象。” 可是2022年左右，在他经历过不同的计划后，他开始思考“法咪咪”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诞生，继而成就今天的他？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就像一名小说家，进入急欲了解“法咪咪”是谁的状态里，因此他开始在不背离自己太远的前提下想像“法咪咪”是个什么样的人？将榴梿变成一个Lifestyle 首先，以“华人”为背景；再来则考虑到“榴梿”这种水果的区域性，台湾由于气候原因自然被排除在外。他坦言，在此前他并未想过华人移民到东南亚和台湾的时间、世代的不同，甚至是在华人移民后，其实每个国家华人的背景跟文化保存亦有所区别。最后他选择马来西亚，是因为我国华裔还会讲华语，同时从别人口中得知，马来西亚华人相对地保持着文化传统，也不需要去改变名字。 “我一开始就知道马来西亚有榴梿，我小时候也在台湾吃过，但是我一开始在纽约去选择这个水果，并不是因为我很爱吃它。” “我是喜欢它的奇特性，因为它的味道跟外型都很不同，这种让人又爱又恨，但它又是水果之王，是所谓的超级食物。” 而这么一个“亚洲富豪”，居然出身自传统产业而非新世纪产业，在如此形象的基础上再作调整，其反差感无疑更具备戏剧张力。 “他要去纽约卖榴梿，但并不是真的在卖榴梿，是将榴梿变成一个Lifestyle，所以他开了美术馆、健身房、制药厂……” “当然在做他的计划里面有更多的想法。” 于是，为了丰满“法咪咪”的人设，建立更多的个人背景，2023年余政达首次造访槟城，以槟城为背景开始编写“纪录片”的剧本，也就是此次的“榴梿之王的归来”展览的核心：“法咪咪”纪录片。槟城展览是崭新的试验纪录片里面会出现法咪咪的姐姐、表亲、叔叔等亲人，但此剧本的逻辑却是要思考关于华人侨民（Chinese diaspora）的角色。 “来到槟城的过程里，我也会回望到我曾经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余政达亦是第三代的移民，奶奶是更早移居到台湾的一代，而爷爷则是因为打仗，较晚才到台湾。 “所以我会讲闽南话，是因为奶奶。因为爷爷是打仗来的嘛，是江苏人，所以他的口音是很重的，没有人听得懂。”当时年纪小小的他常随爷爷到菜市场买菜，在摊贩听不懂时，充当爷爷专属的“翻译员”。由于从小生长在华人移民的岛屿，加上台湾早就在80年代左右开始现代化发展，相比起马来西亚，是很单纯的华人社群，因此他从未思考过华人移民与传统的相关问题。虽然在他看来，槟城与台南很相似，保有福建人的色彩、人情味等，但毕竟整个马来西亚并非以华人为主，所以通过此次经验，除了创造一个虚构人物的家庭关系，当中还包括自我认同；“期待”与“被期待”；与自我转化有关等等。 “但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这里面也在对应我自己跟他（法咪咪）的人生经验，因为我俩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人。” 太阳双鱼、月亮处女和上升天秤的余政达，喜欢交出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却又具有层次的内容，一方面怀疑别人是否会看得那么仔细，另一方面内里处女座的余政达在把关，注重细节的制作，所以总是非常纠结。而法咪咪则是另一个人设，所以此次在槟城的计划是一个崭新的试验。 “我之前主要是做比较当代的录像，然后到‘法咪咪’是类型化的影像，不管广告形式、MV等比较模拟类型化的方式。” “可是，这一次我选择的是比较像网飞实境秀的纪录片，叙事跟拍摄方法也很不一样。”这一次在槟城的展览就是以这影片为中心发展。 “墨镜”是身分转换的按钮实际上，这并非余政达第一次创造一个人物角色，惟每一次仅是一次性的创作，“法咪咪”的时间跨度却已远超其他人物角色，长此以往，是否担心总有一天会变成他？ “我不觉得我会。” 在“法咪咪”第一次出现时，他并没有表演背景，却能策动一些他也不知从何处来的表演能力。也许是由于初始设定里他给了自己很好的“武器”──墨镜和榴梿，成为法咪咪人设的一部分。墨镜仿佛是区分两人的结界，是身分转换的按钮：戴上墨镜后是白羊座的法咪咪，而坐在我面前的则是脱下墨镜后的双鱼座余政达。一开始他仅是考虑到西方产业里，相比起亚洲女性，亚洲男性的审美是有所缺乏的，而韩国艺人Psy大叔是一个符号化男性，于是他就想加上墨镜元素，让法咪咪看起来是更搞怪浮夸。“而且他（法咪咪）选的是深黑或镜面的墨镜，看不到眼睛的。所以让我比较有安全感。” “我戴了墨镜、拿了榴梿，其实是一个表演的制约。你会看得不清楚，因为看不见眼睛，不知道（我的想法）。” 从一开始只是想要让法咪咪变成一个比较符号化的形象，然后拿着榴梿，露出夸张搞怪的笑容以至于脸部发僵，如今已经习惯了在墨镜底下笑。他坦言，刚开始会认为“法咪咪”占据他许多的时间，但同时他也理解自己并非在做一个连续性的作品，而是在发展一个人设，一个立体化且有生命的角色。但是“他毕竟是荒谬的（存在），”因此需要很多不同的技术，比如他（法咪咪）进去的场景、对话的对象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在想说，好，我必须要让自己知道我跟他的不同之处。” 初始的2年，他觉得转换比较难，因为之前是以余政达为中心，如今则必须把“法咪咪”当作创作的主题或媒介，“我现在其实已经无法去想自己想要什么，而是为这个创造出来的人物（思考）适合的下一步是什么？” 不知道“法咪咪”能持续多久 “法咪咪”在最初的计划里，可能是开启对网红这种公众形象的嘲讽，甚至是调侃，可是当他唱儿歌，在美术馆空间里放置许多气球、瑜伽球让孩子玩耍后，他的朋友向他反馈，“朋友的3岁儿子说他要去美术馆看法咪咪，”这个看似虚拟的人物与人们在真实世界里原来产生了互动。所以在接下来的计划里，要去启动跟人有共感的内容。“但这个内容是以他为中心，对我这个创作者来说，我想的事情可能就不一样嘛。” 他说，他亦不知道“法咪咪”的寿命可以持续多久，但若把他当成一个表演的媒介或一个实境秀，那就无法设定一个时间：5年也许正在发展，10年也许会出现变化，如果给“法咪咪”10年时间，他会长成什么样？这是余政达觉得非常有趣的时间跨度。 “在我或我学生的世代，大家可能知道余政达是谁，但年轻世代的人可能只知道知道法咪咪。” 后记为了让“法咪咪”立体，余政达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在主流媒体如Vogue杂志，以“记者”余政达的身分采访“法咪咪”，撰写长达6页的报道，更别提各种法咪咪和艺人的跨界合作等等事迹。人物塑造立体到让我一度陷入真假难辨的境界里，甚至在余政达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我不禁再三确认他说的是余政达而非法咪咪。 “你疑心真的很重耶！”他笑着调侃道，却也侧面证明他社会实验的成果──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似乎正是如今网络时代的写照。更多【人物】：舞者许芳宜／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生态教育践行者陈兴国Steve Tan／筑蝴蝶园推展生命教育歌手YELLOW黄宣／用心生活所以疯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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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许芳宜／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

知名舞者许芳宜出生于台湾的宜兰，享誉国际舞台。但舞者的路走久了，难免自我怀疑。为了尝试不一样的可能，许芳宜跨足电影电视及幕前幕后工作。2022年，非武打或特技指导出生的她，更成为首位获得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的女性。 “大家问我如何定义自己。我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尝试……即便拍电影的场地没有任何观众，我一个人在旋转楼梯（跳舞）都觉得非常痛快。” 报道：本刊陈星彤当一名职业舞者，是许芳宜在19岁时自我许下的承诺。宜兰当时的工厂多，劳动工作需求大。因此，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总希望她日后能够远离劳力活考取文凭，成为受人尊敬的教师。 “劳动、劳工没有觉得不好，我认为任何职业都是很棒的职业。但他（父亲）会笑我说，如果不好好念书，以后就去当女工嫁给男工，然后你就会生出小工。”她笑言，父亲的预测某程度上对了一半，“基本上我也是一个女工、劳动者，只是比较靠近艺术。” 回忆起喜欢上舞台的那个瞬间，是小时候跟同伴到舞蹈教室跳舞。当跟着音乐自然舞动身躯，她发现是另一个天地。直到一次从后台走到台前，她的心在跳、手在抖，“等到站上舞台，我开始变成那只蝴蝶的那刻，我就觉得好棒哦。” 舞台是她的异想世界，有回家的感觉。站在上头旋转跳跃，化身为花仙子，短暂地逃避来自父母的期待。 “我书读得不好，花了很多时间在书桌上。书是打开了，不知道是书本看我，我有没有看它。我总觉得符合不了社会的期待，也符合不了父母的期待。”即便如此，她仍因在表演艺术上获得优越成绩，成功保送台湾台北艺术大学。因老师一句话有了力量但相较起大学同学，许芳宜不是从有名气的高中毕业，自信离她很遥远。 “在乡下学芭蕾舞，老师也不是说中文，说台语。两个Demi-plié 就是‘两个细跍’（两个小蹲），一个Grand-plié就是‘一个大跍’（一个大蹲）。” 在考高中时，她听不懂考官的法语指令，芭蕾考试只得到3分。殊不知，开学第一天，老师Ross Parkes看了许芳宜的舞蹈后，说了一句“有潜力”，让自卑的她有了力量。当天回到宿舍，她躺在床上许下愿望：我要成为职业舞者。第二天醒来的那刻，她的人生起了变化。努力练习美国追梦为了达到自己许下的承诺，她比一般人还要努力。 “晚上睡前眼睛闭起来，我把所有错误在脑子重想一次：Balancing歪了，我应该把它翻过来，要怎样才能调整。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一大早起来，一个人到教室把我脑袋想的事情，全部重新操作一次，然后又很开心地去上课。” 早上8点的课，她6点起床赶去学校，日复一日。在他人眼中的拼命，她却只想要完成与自己的约定。大学一年级开始种下的梦想种子，大四那年着手收集出国费用。她以系上第一名的成绩，成功申请奖学金。毕业后，提着两个行李箱离开台湾到美国纽约，一个追梦人聚集的地方。除了日常用品，行李箱里装着一本字典和一本舞蹈杂志，杂志背后有各个舞蹈教室、歌剧院的资讯住址。她在台湾是舞蹈资优生，但来到异乡却在面试舞团的最后甄选环节被刷掉。 “那一天我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也不要把‘最好’和‘第一名’这个东西带在身上。因为它是绑架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很挫败、很挫折。” 3个月的期限将至，口袋里的钱也即将用尽，她更意识到不能靠字面翻译在纽约活着，很多问题必须开口问，才有答案。 “但日子一天一天这么过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不说话，但心中还是产生很多疑问，想了解这个社会、环境、甄选背后的目的……甚至去看一个节目的节目单，所以英文还是重要，至少要可以给自己买个早餐或午餐。” “Cinnamon Raisin Cream Cheese”，她从最喜欢的贝果练习，首次尝试跟餐车老板沟通却败给了胆怯，直到第二次才真正成功，“虽然目标很小但我做到了，完成了和自己的约定。我觉得走在路上，可以抬头挺胸了。” 如今享誉国际的她，说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很多时候想起这件事，我会觉得在哪里摔跤，如果不在那个地方站起来，好像一辈子都过不到，这就是我的个性。”再后来，她成功入选依丽莎·蒙特舞团（Elisa Monte Dance Company），开启了往后的舞者生涯。两个导演人生两处转折点 19岁许下的愿望，在36岁那年开始动摇。 “我反问自己，真的只能这样吗？我不满足身上只能有一种颜色，一种说话的表情或一种能力。到了近40岁的时候，我撞墙了。”随着“拉芳·LAFA”舞团解散，她向李安导演述说迷惘。 “你最会什么？” “跳舞。” “那就去跳舞啊！” 2011年，她成立“许芳宜&艺术家”独立演出创作，与国际顶尖艺术家合作。几年后，她参与侯孝贤《刺客聂隐娘》的拍摄，开启她在表演艺术上新的道路。当时，侯孝贤同时鼓励许芳宜，用影像记录舞蹈。于是，她找了《刺客聂隐娘》的摄影姚宏易担任导演，才有了后来的《我心我行》。不被定义我是谁 “从40岁撞墙到50岁，要说知天命吗？自己心里好像知道一点点，但还是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不敢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身体是她的天命。只不过，身旁的人看见许芳宜的多元身分，都会询问起她对自身的定义。 “我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如果我只是一个舞蹈人，我就只能舞蹈；若我只是一个演艺人，我只能在电影和电视。”或许是贪心，或许是安心，也或许是开心，她坦言还有许多想尝试的领域。无论是在舞台、片场，甚至没有观众的地方，她都能感到痛快，“我不需要1000个观众给我鼓掌，就算跟品牌合作拍杂志，在那小小的舞台，一个装潢这么小的地方，开始拍短短的影片，我也很痛快。” 许芳宜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创造更多的可能，宛如变色龙一样，“可以变很多颜色，很好。” 更多【人物】：生态教育践行者陈兴国Steve Tan／筑蝴蝶园推展生命教育歌手YELLOW黄宣／用心生活所以疯狂表演作家黄凯德／看书写作是日常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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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教育践行者陈兴国Steve Tan／筑蝴蝶园推展生命教育

你还记得，最后一次看到蝴蝶翩然起舞是在什么时候？这些年，“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不断吞噬大自然栖息地，从而让失去家园的野生动物被迫误闯住宅区。而随着绿地减少，昆虫数量也跟着衰减，尤其是植物界的传粉昆虫——蝴蝶。在怡保甘榜甲峇央（Kampung Kepayang）大街，有一间让人眼前一亮的“Tanahsahi”蝴蝶博物馆。该博物馆的馆长陈兴国（Steve Tan）是一名蝴蝶守护者，也是一名生态教育践行者。他展出无数珍贵的蝴蝶标本，让人近距离欣赏华丽的蝶翼，同时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守护绿植花海，给蝴蝶生态重现生机。 “如果没有了蝴蝶或其他昆虫，整个生态环境其实是不健康的。” 报道、摄影：本刊林德成部分照片：截自Museum Tanahsahi脸书 “Tanahsahi”蝴蝶博物馆藏身在甘榜甲峇央的一间老店之中。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初来乍到的人常会误以为走错地方，因为面向大街的店铺外观看起来极为残旧，紧闭的铁闸门早已锈迹斑斑，毫不起眼。然而，当你绕到老店的后巷时，会赫然发现别有洞天。博物馆的入口是一个经过精心打理的小院子，四周种满了生机盎然的花卉盆栽，散发出几分野趣，营造出静谧而悠然的氛围。当天，馆长陈兴国正在主持一场导览活动。我跟随参与者去探索蝴蝶标本的种类、外形特征，以及蝴蝶的自然生态等。当他带领大家走到博物馆隔壁，近距离观察蝴蝶幼虫时，恰好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妈妈见到毛毛虫时，叮嘱女儿说，“不可以摸毛毛虫哦！”小女孩听话地放下手，而目光好奇地盯着在叶子上蠕动的蝴蝶幼虫。站在一旁的陈兴国看到这一幕，微笑地说，没关系，可以大胆地摸。话音刚落，小女孩犹豫地伸出手指，先是轻轻地触毛毛虫，随后又大胆地划过它柔软的身体。当义工试探着问她，要不要将毛毛虫放在她手心时。她完全不抗拒，反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生怕它掉到地上。你敢触碰毛毛虫吗？导览结束后，我与陈兴国在一旁聊了起来。他直言，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大人和小孩，几乎没机会与蝴蝶亲密接触。“很多时候，你不一定敢去摸毛毛虫。因为我们的印象是（触摸后）会痒。” 事实上，并非所有毛毛虫都会让人触摸后发痒，只有少数的品种才会。他希望通过导览活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同时亦让小孩学会与大自然共处，而不是看到毛毛虫就感到害怕或吓跑。让我意外的是，陈兴国原先是一名专业摄影师，直到2018年才决定转型，将父亲陈廷全留下的工厂，亲手改造成如今的蝴蝶标本博物馆，并通过举办生态教育活动，给大人小孩重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前身是昆虫标本纪念品工厂 “Tanahsahi”蝴蝶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家制作昆虫标本纪念品的工厂。如果你有印象，以前在土产店、旅游景点或吉隆坡中央艺术坊，都会看到摊贩销售附有昆虫标本的锁匙圈或纪念品。陈兴国说，父亲陈廷全不仅擅长制作这些昆虫标本纪念品，还是一位痴迷蝴蝶的发烧友，生前收藏了多达3万只蝴蝶和昆虫标本。他还记得曾有日本和德国的蝴蝶爱好者特地来马来西亚，与父亲交换蝴蝶标本。 “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交换蝴蝶，而是进入大山芭，待在里面两三个星期捕捉蝴蝶。因为以前是没有所谓的非法或合法，没有法律管制。” 蝴蝶最美的时刻应当是在大自然中翩翩起舞，而非锁进标本框架里。他的父亲不想再继续破坏自然生态，在1995年决定停止捕捉蝴蝶制作标本。5年之后，他宣布结业，将所有珍贵的蝴蝶标本封箱，转换跑道从事有机肥料生意。老工厂重生，破茧成蝶园从2000年到2018年，这间老工厂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至陈兴国萌生打造蝴蝶博物馆的想法，决定重新打开这座尘封已久的工厂，让父亲的蝴蝶标本重现天日，并推广保护生态教育的理念。他花了4年时间修缮和清理这座建筑，期间恰逢疫情暴发，这两三年的“空档期”正好给了他沉淀空间，认真地思索要如何有效地落实自己的概念。他坦言，正是因为疫情，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间博物馆，否则很难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建筑设计背景的他，在亲手修复这座老建筑时碰了不少钉子。他自学水电安装，搞清楚各种流程。不过，他秉持一个原则——该换就换，该补就补。但也有些地方他坚持保留原样。例如建筑的旧横梁，既然还可以使用，就加固它，确保建筑结构稳定。而电线设计则不埋墙，整齐地沿着墙壁铺设。看上去，让人有一种回到旧时代老屋的视觉观感。清理的时候，他也不是一股脑儿把所有东西丢弃，生怕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老物件。他随即指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笑着说，那个灯其实是用烟灰缸串起来的。博物馆内的许多装饰品也都是原有的旧物和附近捡到的自然废料，比如完好的陶瓮、老树桐和木栏等。总之，在有限的预算下，他尽可能物尽其用，为这些旧物赋予新生命。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蝴蝶品种至于为什么博物馆叫做“Tanahsahi”，背后其实有一段特别的故事。陈兴国的父亲年轻时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包括巴西、南非、南美洲、泰国、印尼、台湾等等。1975年，他在务边山区捕捉到了一只美凤蝶，当时凭直觉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新品种。经过查阅书籍和资料，确认了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录。为了弄清楚这只蝴蝶的品种，他写信并寄送蝴蝶照片到英国博物馆请教昆虫学家。但是，要如何证明这是新品种的蝴蝶，而不是一个基因变种的变异蝶？陈兴国答，它必须要有第二、第三只相同品种的蝴蝶，以证明它具备繁殖能力。凑巧的是，同年，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在打巴也捕捉到了同品种的蝴蝶。两人随后将这两只蝴蝶标本寄到英国博物馆。最终，1980年，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确认这是一个新品种的美凤蝶，并决定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学名为“Papilio memnon agenor ♀f.tanahsahi Eliot”，其中“tanahsah”就是陈廷全的马来文名字。为何后面还会有一个“i”呢？陈兴国解释道，昆虫学名通常会采用拉丁文，而“tanahsahi”是被拉丁化后的名字，实则指的是陈廷全本人。根据博物馆展示的照片，父亲捕捉到的蝴蝶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被列为正模标本（Holotype）。这是最高等级的标本，需要特别保存。“这个标本是没有在博物馆里面展示出来的。” 为了做研究，这只蝴蝶的身体也早已被摘除，只剩下头部与翅膀。“（记者：那不是不完整了吗？）不会啊，标本不一定会有身体的。” 运用光影重塑蝴蝶世界博物馆的灯光设计巧妙地从最亮的门口逐渐过渡到馆内末端的角落，营造出一种置身于丛林深处的氛围。墙上的艺术灯光勾画出蝴蝶的美姿身影，呈现一场视觉盛宴。馆内还设置了投影机，将蝴蝶飞舞的画面投影到树叶上，仿佛有真实的蝴蝶在光影交织的空间中振翅飞舞，带领参观者进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通常博物馆都会提醒参观者“眼看手不动”，但在“Tanahsahi”蝴蝶博物馆内，陈兴国特别开放一个小区域，让蝴蝶标本固定在枝叶上，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参观者可以随意触碰这一处的蝴蝶标本，亲身体验触碰昆虫的触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让小朋友可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其实（标本）是会坏的，是在于几时坏，怎样坏而已。”他说，如果标本长期被普通灯照射是会褪色的，因为普通光线本身是会含有紫外线，所以馆内的灯光，他都采用了0.5 UVI（紫外线指数）LED灯光，属于低紫外线含量的光线。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馆内并没有安装冷气，全靠自然空气循环方式来维持馆内的湿度。陈兴国在四个角落放了24小时运转的风扇，再配合馆内中央的天窗，能让馆内的空气保持流通。为社区奉献和推广生态教育目前，陈兴国全职担任博物馆馆长，致力于推广生态教育。他坦言，若要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必须从小孩子开始灌输这个理念。他认为，可能这一代人无法看到改变，需要跨越一代才会看到结果。接下来，他计划申请正式的博物馆准证，但前提是需要为每一只蝴蝶标本列明等级、品种身分。此外，他还计划在2025年进行一系列改进，如清理和开发博物馆两侧的空地，扩大活动空间。当我询问是否有意在未来打造一个养育蝴蝶的空间，陈兴国回答道，他并不打算刻意建立人工饲养空间，反而计划在博物馆周围种植更多植物，通过自然的方式吸引蝴蝶来产卵和繁殖。 “不是人造控制的话，对整个自然生态比较好。” 更多【人物】：歌手YELLOW黄宣／用心生活所以疯狂表演作家黄凯德／看书写作是日常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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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YELLOW黄宣／用心生活所以疯狂表演

定点拍照也不安分。切换几个静态姿势后，或许感觉无趣，他开始晃动身体，时而对空气挥棒，时而弹空气吉他；前方摄像机闪光灯加速眨闪。给你更多东西捕捉，却也叫人捉不住。舞台表演也是如此好动——肢体浮夸，嗓音张狂，几近失控边缘的完美把控。从小就有很强的表演欲，“可能有人会想这个疯子在台上自己很爽。”但在歌手黄宣看来，用心表演，是一个人有在用心生活的凭证。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林明辉、受访者提供从自我介绍开始，就已展现一种用心的疯癫。黄宣的自我介绍总是尾随长长的“aka”——谁是黄宣？他自称东南亚巨石强森、台湾斯坦森、21世纪摩登大圣……全是理着光头、神情乖张的抢眼角色。“当兵时把头发剃掉，大家都说我的头很圆。”光头造型便维持至今。人不会只有一个模样。其他面向放在其他角色里。王先生与杰克 2020年，黄宣发行首张专辑《浮世击》，包办词曲和编曲，大玩谐音和隐喻，把每首歌曲环环相扣成一部脉络完整的小说。小说以牛仔“王先生”为主人翁，最初念想源于一个猜字谜——王先生和白小姐坐在石头上，坐成“碧”字，“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爱情故事？我就去投射投射，再去想像想像。” 他所捏塑的王先生，性格自溺，充满浪漫幻想，“有我自己的投射。王先生很像刚出道的我，很单纯，很莽撞，带着理想，迫不及待给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2022年，黄宣又在专辑《BEANSTALK》化身杰克，那个在童话里攀爬藤蔓的杰克，跑宣传时还总粘上假胡子认真搞怪。“杰克一定对世界充满好奇，不然不会把魔豆种在后院，最后换来竖琴、珠宝和金蛋。我对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好奇心驱使我透过创作的路径，找到属于自己的礼物。” 礼物很快来到。曾获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也曾以一票之差擦肩金曲歌王殊荣；去年站上中国节目《歌手2024》舞台，让更多人邂逅黄宣的表演魅力。用心的火车剪票员喜欢表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我爸妈也很爱表演。”泰雅族父亲个性活泼，动不动就在家庭聚会搬出锯琴演奏；阿美族母亲则是福音歌手，“从小耳濡目染，很难不喜欢表演。” 国中担任弦乐团小提琴首席，也会吉他和钢琴。高中天天带吉他到学校弹唱，直到老师受不了明言禁止。升高中的暑假，黄宣在父亲办公室的空旷场地搞了一场音乐会，“找同学朋友来看，”来了三十多人，“很开心。” 就是那么喜欢表演。因此也爱观察别人表演。“好比今天走到火车站，我会看剪票员怎么剪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表演。剪票剪了20年，即使没人注意，他还是带着热情，在岗位上专业地执行每道工序，这件事情会让我很兴奋。” 不是每个表演都会叫人兴奋，关键在于是否用心。 “有没有人在用心表演，有没有人在用心对待自己的生活，你是感觉到的。” 表演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用心生活的体现？“对，因为表演是一种想要分享的渴望。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表演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那就是一个很棒的表演，我只是在舞台上把表演具象化，但我跟用心教课的老师、用心感受速度的赛车手，都是一样的。” 编曲构建世界观不用心是会被发现的。所以总是淋漓尽致，什么都很丰富，什么都能玩出戏剧张力。舞台表演如此，音乐编曲亦是。黄宣歌曲曲风多元，横跨爵士摇滚电子R&B，律动强劲，层次饱满，基本都由自己编曲；《歌手》舞台的改编演绎，也能听见功夫。编曲启蒙发生在十五六岁，他短暂结识了大马音乐制作人Jaydon Joo。 “Jaydon到我爸妈服务的教会事工，借住我家一个月。”彼时黄宣已在写歌，却没握有好工具，“我见他用电脑操作一些看起来很酷的东西，于是一直烦他帮我灌软体、教我基本操作，开启我对编曲的认识。因为有这一步，我才可以走到现在。” 往后发行每首歌，编曲从不假手他人，尽管他其实没有太享受其中，“编曲很好玩，同时很痛苦。”在他看来，那是构建世界观的重要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都没法单纯只用声音效果去build up这首歌的世界观，那你很难让大家去gather这股能量。” 亲手掌控编曲的色彩，绝非为了锁死一种可能。 “我的歌有很多我对世界的隐喻，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声音的刺激，去投射自己的各种想像。” 自作多情的海鸥发现隐喻，投射想像，也是黄宣用心生活的方式。回头追问王先生的自溺与浪漫，承载着自己身上哪个面向的投射？回话速度一贯敏捷，黄宣这次慢了下来。 “我想一下吼，”他转头远眺窗外，整片蓝天白云。“我是一个对于音乐、对于这个世界，还蛮自作多情的人，常常会赋予一件事情超译的想法，建立很多不一样的连结。”如果此时窗外有鸟飞过，这只鸟会告诉他，去做那件其实你很想做的事吧。“这只小鸟就是我，它理解我。所以我常常会看到很多good sign。” 黄宣摸摸右胸口，那里纹有这样一只小鸟的刺青。这只小鸟怎么来？前年陷入低潮，黄宣飞到荷兰鹿特丹散心。码头边，成群海鸥正在争抢人类投递的食物，唯独一只海鸥停靠在甲板上，不为所动。“它一直看着我，我也看着它。”码头旁有条运河，“可能它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个方向，”但它知道，身后同伴正在争抢的食物，此刻并非心中所求，“可能它有困扰，可能它有理想。” 那个瞬间，他与海鸥有了旁人无从理解的连结。 “我突然觉得它懂我。后来发现，那只海鸥就是我自己。”世间万物或许都是个体意识的投射。“它在告诉我，你现在遇到困难，但是没关系。当下我有那刻的感动。” 攀爬藤蔓的过程，有礼物，也会有迷雾。比如身处音乐产业，你要定位不定位？“我困惑的，不是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而是为何定位？”高中曾签入成龙的唱片经纪公司，公司却不晓得应该如何塑造他的定位。“我当时会想，为什么我的型要跟我的音乐搭在一起才会好操作呢？我不了解这件事，但也没试着解决它。” 身为歌者，终归想要追求的，不过也仅是成为那只可以停靠在别人胸口的海鸥。 “我一直觉得，做创作，做艺术，本来就不是去服务某种定位。我只能单纯把我对世界的渴望、心中的感动，化成自己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我的音乐和演出，可以让你更喜欢自己在做的任何事情。” 十字路口交换灵魂的恶魔后来考入大学戏剧系（读音乐系的话，人生未免太单一）。后来休学解约再当兵。后来跑去购物台担任助理主持人。2018年，黄宣组织Yellow摇滚乐团成为主唱，陆续发表音乐作品。再后来的事，我们也已慢慢知晓。结束《歌手》节目录制，首次来马参与八度空间节目《最好的我们》第二季收官音乐会的前两个月，黄宣发布了最新单曲〈Ghost Swing〉，这次他又在里头塑造什么角色？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西洋传说？”他娓娓道来——午夜的十字路口会出现恶魔，只要跟恶魔交换条件，它会满足你的所有心愿；歌里的主人翁跟恶魔交换灵魂，达成心愿后想要反悔，欲与恶魔讨价还价。 “我没有要讲什么大道理。这首歌主要想传达一种戏谑的氛围：你想要完成很多事，并不一定要这么用力去破除命运的枷锁、跟恶魔交换契约，有时你只需要一点点狗屎运，”狗屎运，正是歌名〈Ghost Swing〉的谐音——很“黄宣”的玩笑话。“主人翁一不小心踩到狗屎运，他成功逆转人生了？有吗？我不知道。” 这个主人翁又有多少黄宣本身的投射，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么，他心中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我很怕有天会失去想分享的欲望，”那是一切表演的动力，“如果没有好奇心，我会死掉很多东西。比如，我今天只要把一首歌做到hit song，这件事情就完了，我可能不会继续下去，因为不会好奇于未知，我不会想，如果稍微犯一点小错，会否变成更美丽的一幅画？” 黄宣直言，他看见很多人都只在“完成功课”，那不会是他最满意的状态。“你可以服务这个产业，你可以创造经济价值，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用心表演，你对这件事有没有好奇心，别人可以闻得出来。你跟自己的音乐是否契合，至少我看得到。” 不用心，是会被发现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在音乐创作上无止境地探索，每年都用不同的方式挑战自己，这对我来说是更有趣的事。就像火车站用心剪票20年的阿公阿嬷，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踏踏实实完成每个表演和创作。” 好奇心和分享欲，这是站在十字路口时，绝不可以跟恶魔交易的条件吧？ “对，不可以。” 更多【人物】：作家黄凯德／看书写作是日常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设计师包益民／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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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黄凯德／看书写作是日常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

你会怎么定义“文艺青年”？是不是听着小众音乐，读着经典名著，穿着格子衬衫，言谈书写间文绉绉，细腻又敏感的文静青年？还是出口成章，著书立说的文字工作者？然而，新加坡作家黄凯德并不标榜自己是“文艺青年”，认为所谓的“文艺青年”其实是个圈套。 “作家”居然拒当“文艺青年”？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陈敬晖黄凯德出生在一个很一般的新加坡家庭，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马来西亚麻坡福建人，家里流淌着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时而与父亲讲客家话，时而与母亲讲福建话或中文，要不然就是和弟弟讲福建话，偶尔跟邻居讲潮州话或广东话，可以说是在一个语言极其混杂的环境底下生长的。在他求学之时，“华校”已不复在，彼时新加坡正好进入全英语教学时代，也许在同样是英校生的情况下，只要中文理解能力或表述能力较他人强些许，华语较为标准，就会被其他人归类到“文青”行列里。于是，在他看来，就新马的情况而言，“文艺青年”仿佛是一个圈套，或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落入的模型：只要你稍微爱看书；可能爱看书之余，稍微发表过一些作品，“啪”一声，“文艺青年”的标签就被贴上。 “因为新加坡是语言多元的性质，用中文写作或者用中文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偏非主流，或与英文相较，并非主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掉进一个套里。” “（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我很乐于见到的身分。” 误打误撞成为记者8年黄凯德曾是一名记者，他坦言之所以会从事媒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单向波”的情况，因为从中文系毕业的他，眼前自然而然只有“中文媒体”和“华文老师”两条路可供选择。他尝试过另辟蹊径，本想留校继续深造，朝学术方向发展却遭遇磨难，学术之路宣告失败，于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便投入报社。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会再走这一条没走成的路吗？”我问。 “不会，大概有点庆幸没有走那一条路，哈哈。”他笑着回答，没有半分犹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走过的路未必一路繁花。当记者的初期，朋友觉得长期被他们标签为“文艺青年”的他可能无法适应，然而，他却在这一行一干就是8年。他笑说“记者”和“作家”本就是绝配的组合，放眼欧美，著名的作家都有“记者”的身分，而回首8年的记者生涯，亦为他供给许多养分以及创作的灵感。当时菜鸟记者，进入报馆之初就会被分配到意外组，他自然不例外。意外组记者是报馆诸多组别中，最直面人性阴暗、生离死别和血腥暴力的人群。在过去，新加坡意外组的记者均有一个传统：每日一早就得到殓尸房去报道。因为对他们而言，殓尸房是挖掘新闻的去处。 “新加坡新闻的来源不是很多，但你可以凭公众的热线电话，或者有时候警方会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很多新闻还是要主动去挖掘。” 在新加坡，所有遗体都必须先进入殓尸房，然后再提领出来，尤其是非自然性死亡的死者更是如此。蹲守在殓尸房，向一个个家属打听死者姓甚名谁，年龄、性别、种族和死因，然后察言观色，看看是否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像嗜血的秃鹰。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如果用广东话来说，是很‘阴公’的做法，后来这（传统）就改掉了。” 他坦言其他新进记者和同事在工作时，现场的画面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许是他年轻胆大，又或许个性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较起他人，他却能够坦然见证血腥暴力的场面，以及人性阴暗面，进而沉着地报道。 “当然，事后回想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大概是一个意外记者才能够较为深入地去接触到新加坡繁荣安逸亮洁的表面底下，跟任何地方和社会都有的，较为龌龊、阴暗的一面。” “这几年以意外记者的身分，这么一个经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是否鼓励学生投入新闻媒体行业历练，借此积累人生阅历，他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过往当记者的一些经验，可是现在很难去鼓励学生做什么事情，而且现在新加坡媒体也是在萧条当中。” “限制”只是创作枯竭的借口黄凯德认为即便要写新加坡的故事，创作亦未必要写苦难，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可能国泰民安、水清无鱼，也会有创作的基础。 “过去很多人喜欢挑剔新加坡的说法是太干净太安逸，它必然是对创作不利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创作的理念或者观念。” 然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个写不出东西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就要抛出一个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无能、无知，后来这（理论）就已经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例子，你已经不能够去推搪，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 “不是说政府不让你写这个内容，所以你就创作不出高能量的作品，这讲不通啊，是没有逻辑的，是一个谬误，现在偶尔还会听到人家这样说，都是借口啦！” 他以伊朗电影为例，伊朗电影工作者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在限制重重的环境仍能频出佳作，无疑打脸了用“体制”作为盾牌的人们。 “人家是冒着会关一辈子的危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去拍他要拍的电影，那其他地方有比伊朗政府可怕的吗？” 不排斥作品被影视化除了记者、老师、作者，其实黄凯德也曾当过编剧。在大学毕业时，出于好玩心态，他曾与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朋友合作创办一家制作公司，结果拍了三部电视电影，公司便宣告倒闭。他透露，在这些年来，偶尔会跟一些影视业内工作者谈及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担任编剧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往往无疾而终。资金欠缺必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觉得编剧是可以用最少钱解决的一件事，他们还是有这个想法。” 他能理解这是由于预算本就不高，因此能拨给故事创作者的部分极为有限，认为可以便宜行事的缘故。他笑道自己并非米兰·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反而是抱持欢迎的态度来相谈，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不介意担任编剧。 “但就这个行业而言，好像都有一个说法是原著跟编剧应该是划分成两个人来处理比较妥当。” “因为电影跟文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嘛，能写小说的未必可以编电影剧本，而且可能自己的作品在取舍上有某一些盲点吧，这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不是太有效率。”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尽管黄凯德希望写作成为“日常”，但他笑言由于个人怠惰，加上新加坡是个比较世俗化、务实化的社会，整体氛围不太理想；个人能力所限等因素，无法做到让写作成为一种日常。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如果交不出什么成绩，最后只能怪个人，责无旁贷嘛！” 而他对“成绩”的定义，并非出版成书、得奖等外在肯定，是在于作品的好坏。 “一个写作人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你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判断。”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所以应该都知道（如何判断）。” 他笑说自己没有伟大的志向，但应该还有“几本书”的能量，虽然网络成了时代的主流，出版业处于萧条的境况，他却依旧希望将文字打印成册，摆放在某处。 “我们可能还活在过去对于书本怀有比较浪漫想像的那个世代，觉得写了这么多东西需要白纸黑纸，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需要摆在书店、图书馆里头，摆在某一个读者的床边、书橱里头，过去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书店看书的年代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坚持以白纸黑字为作品的载体，另一方面至今保持每日阅读习惯的他，却转向电子书。 “因为Kindle太方便了。” 那么爱看书的你，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书还是充满质感的实体书呢？更多【人物】：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设计师包益民／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细节调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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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

“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就是来新山，我带了小野和欧阳林来，那时候非常受欢迎，读者也非常热情，大概都是中学生。我想当时的中学生，现在都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了。” 2024年第17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隔天，陈雨航迫不及待补充致辞时来不及说的话。花踪第一次南下新山，令这位台湾出版人兼作家想起与新山的缘分。1998年城邦来马开设书店，他代表麦田出版前来，就是先到新加坡，接着越堤到新山，才北上吉隆坡……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林明辉陈雨航对马来西亚不陌生，上回2013年来马也是为了花踪。得知曾合作的作家医生欧阳林回马就待在柔佛州，他搞得清地理位置，马上知道与新山同属一州。远的不说，3年前旅台马华作家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他有份推荐，还说近几年来的马华文学已经没有马共了。马来西亚人对陈雨航不该陌生，他是麦田出版的共同创办人，麦田出版的书籍无疑是许多本地读者的中文读物来源。陈雨航是出版人，此次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的决审评委。出版之前，他先是写作人，1970年代就写了短篇小说集《策马入林》（后被王童改编成同名电影）和《天下第一捕快》。他还有一个身分——媒体人。其实，他的事业先从报刊起步，退伍后做过报章娱乐影剧版主编，也编过电影杂志。出版生涯1985年才开始，先在时报出版，后被詹宏志挖角到远流出版。 1992年，他和苏拾平共创麦田文化。“做了出版以后会觉得，出版的力量比较有累积。”他觉得，一来书本从制作开始就比较细致，生命较长；二来书本较报纸更能延续，做得比较完整。就像当年，他在麦田开设的历史、军事丛书。不是军武迷却出版军事书籍陈雨航初入职场做影剧版，是因为研究所念戏剧。他从小爱看电影，对电影中英译名如数家珍。开始编历史、军事史丛书，自然和大学念历史有关。他在麦田最先出版的军事书是《身先士卒——史瓦兹柯夫将军自传》（分上下两册）。 “我是文学读者，特别是小说的读者，但我也什么书都看，就读了军事书。”陈雨航直言不是军武迷，不熟悉什么枪砲战舰等武器，更不会收藏军事模型。但他爱看战争史和不同将领的人物传记。台湾的军事书籍一向不是出版主流，但一代接一代还未断过。最早60、70年代由战略学者钮先锺首开先河；爱读军事史的陈雨航于1990年代开始接棒。麦田就出过一套6本，非常厚实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特别推荐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他原来是一个战地记者，他写的《最长的一日》（The Longest Day）、《夺桥遗恨》（A Bridge Too Far）拍成电影，还有一部《最后一役》（The Last Battle）就没有拍成电影。”雷恩三部曲一开始没有版权，陈雨航当年识得译者黄文范，对方已经翻译好《夺桥遗恨》，于是积极取得版权，再请他翻译剩下两本。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版权到期易手，由读书共和国集团旗下的燎原出版再版。陈雨航又急着介绍，燎原出版的总编辑查理，本名区肇威，也是一位大马华人。不为放弃写作不甘退居幕后当编辑前面说到，陈雨航先是写作人、媒体人才是出版人。等他再次执笔写书，已经是退休后的事。2012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小镇生活指南》，随即囊括《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问起编书与写书的时间比例，陈雨航斩钉截铁“没有比例啊，当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很快就放弃写作了。”嘴巴挂着“放弃”那么负面的词，但他并非不甘愿，不快乐。做报刊编稿，做出版编书，都是他喜欢的事，自然投入其中。更何况，出版自有成就感，编了一本成功的书，或发掘一个好作家，也都值得高兴。 “这就是一个编辑人。”陈雨航保持一贯的温和语调，丝毫不为停滞约30年的写作有过一丝不甘。他再以熟悉的剧场比喻，“我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但我可以做后台，可以指挥。”他甘愿做场记，跟在导演身边，看的是舞台全景，对演员走位、道具摆设了若指掌。“场记对所有的演出最清楚……这有点像我后来做的编辑工作。” 常有人问他还写不写，“我刚开始还会说，还想再写，但后来就知道我做不到。”没想到眼前头发灰白的资深出版人，说出类似现代语境里“躺平”的话。“我想我有点纵容自己，觉得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那就不写了吧，也提不起劲来写。” 第二个原因呢？“好啦，我自己说一下好了，我对小说的sense还算好，我是一个读了那么多小说的人……”陈雨航虽然出生花莲乡下，但从小就把图书馆翻遍，一周读好几本小说。乡下孩子要早起帮忙家事，他起不来，是母亲眼中贪睡爱困的小孩。父母不知道的是，晚上9时关灯入睡，他还在开夜车看书。他在灯泡拉了一条线，如果外面有任何动静，一扯就关灯。所以，作为文学编辑，小说又是他的守备区，“我都看那么棒的小说，写的时候要超越它，很困难 ……” 签了约就是“头洗下去” “我后来重新写作是因为我的事业结束了，那我能做什么呢？”或许是话题谈到这里才热了，前面露出“躺平”之姿的陈雨航，这回像是骑虎难下的屁孩。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简称国艺会）的补助，只要写5000字就能申请，没想到还真申请上了。“闽南话说‘头洗下去’，你签约拿了50万（新台币，约6万9000令吉），那你拿了钱，写不完退回去吗？” 前一天的颁奖礼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龚万辉也谢谢了国艺会的补助计划。要不是合约有注明期限，拖延症如他可能到现在还写不出得奖小说《人工少女》。陈雨航对此心有戚戚，“本来两年的，我后来申请延后，我写了3年终于也写完了，我也有那种心情。” 尔后2015、2016、2021年分别出版散文集《日子的风景》、《小村日和》和《时光电厂》。《时光电厂》获得第35届梁实秋文学大师奖优选奖。陈雨航谦虚说，因为出了小说，大家发现这个“老家伙”还能写，就找他写写专栏，积累后才出了这几本散文集。 “你得面对一个事实，坐在你面前的，离开这个行业有20年了。”谈出版，陈雨航自认退休了，虽然保持关注，但有些作家、书籍可能会漏掉。他把时间摊开来算，离开出版业那阵身子还没脸书，还是部落客时代。他是“一指神功”使用者，用电脑写作就靠这一招，只是比较快一点了。拜脸书所赐，透过许多老朋友、同行、后辈脸友的发文，他还能跟进到出版趋势。还有，每年有机会做几档文学奖的评审，能看到年轻人的东西，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老先生。” “因为我有看新人的东西，我甚至可以用一些他们的语言。”陈雨航说，“因为有接触，所以不会lag（脱节）太多。” 更多【人物】：设计师包益民／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细节调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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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为人民看烂片

从影片、播客听过毛尖说话以后，见字闻声。她的文章有声，读着仿佛能听见她以机关枪似的语速，以及不带情感的冷血讽刺。直到见到真人毛尖，又觉得闻声见字。哈赤哈赤速记她说的话，敲出字来就是一串名句。例如，她说少时家里那本不停被传阅的金庸武侠小说： “从薄薄的一本，被翻成厚厚的一本，都是因为很多人的抚摸痕迹。这是一本书的成长史，也是一个年代的金庸阅读肉身体验，就是一本书被活活看得很厚……”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陈敬晖毛尖家的那本金庸几乎24/7为读者服务。毛尖从傍晚6时读到晚上9时，上床睡觉后交给姐姐读到晚上11时，因为高中生可以不用那么早睡。大人更有资格熬夜，所以11时后妈妈接着读，读完小姨继续读。 “书如果是有生命的话，它就会被我们家累死！”毛尖说，“因为它从6点被接力到早上6点，整整12个小时没有被关上过。”不仅如此，早上6点上学去，那本金庸还会在班上继续接力读，最终还给同学带回家去，继续它的传阅旅程。那是读书最好的年代毛尖1970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成长于1980年代，1988年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她形容，那是怎么可能不成为文艺青年的年代。曾经文革时期被批判的“灰皮书”，各种西方世界名著开始流通。《基督山伯爵》（又译《基督山恩仇记》）凭票供应，“你知道，任何书一旦凭票或一旦被禁，它就会让人涌起更强烈的欲望。” 某一天父亲朋友送来一套《基督山伯爵》，那晚晚餐就吃得特别丰富，外婆劏了一只鸡招待人家，谢谢那份厚礼。“因为我父母那一代太匮乏了，让他们人到中年的时候还如饥似渴地读名著。”曾经匮乏，才有后来汹涌的阅读热潮。毛尖说，宁波图书馆里的名著被写上许多旁批，“就像弹幕一样，今天的弹幕不是新的东西。”她又用“激情”来形容那个时代的读者。好比《茶花女》的故事被套用在各自县城，旁批上各种结局，又被下一个读者替旁批再旁批，最后索性夹一张纸，批个过瘾。 “那真的是一个读书最好的年代。”虽然书籍被弄得脏兮兮，“但我们真的在那些脏兮兮的书上收获了人生最丰美的滋养。中国流行语内卷指过度竞争，现代人“卷”习题、考题，毛尖的年少时代“卷”课外书，在课堂上读名著，老师也不揭穿。就连写〈我的理想〉，毛尖写想当作家都会被同学质疑，被父母笑话“作家这职业是你能高攀的吗？”1988年她上大学，学校里的讲座都是关于文学的。她还记得，“先锋作家”马原来演讲，一整个队伍浩浩荡荡跟在后头。文学、文艺是在1990年代跌落神坛的，也就是影视剧《繁花》演的商战，那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毛尖感觉到校园氛围变了，同学纷纷出国，没出国的就去外资企业打工。“金钱这个维度进来了。”清贫年代大家都穿得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会攀比，金钱慢慢变成社会新的衡量标准。“以前作家有很多稿费，但稿费很快在外资企业的工作面前不值一提了。” 和烂片死磕到底当然，小时候的作家梦没灭过，不然就不会有眼前的作家毛尖了。《一寸灰》《夜短梦长》《非常罪非常美》《凛冬将至》，多是她的影评、影剧笔记、杂谈。很多朋友鼓励她也去写写小说，但毛尖直言，批评的激情始终还在，压制了创作的欲望，所以还是专注于写专栏、批评文章。批评文章始于大学时期跟着老师做文化研究。2000年开始，毛尖在香港《信报》写专栏，写对社会的批判和文化观察，25年来练就自认比较讽刺，但被他人认为很刻薄的风格。去年底开始，毛尖在B站（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开设频道《影评人毛尖》，延续专栏“短平快”的风格。见字闻声或闻声见字，就是这样来的。她解释，专栏只有差不多1000字，学究气的书面语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所以需要短平快，对不满的东西直接表明。 “我这么快这么直接地讲，或者说有时候甚至被人家认为是刻薄的表述方式，也是来自于我对当代一种批判生态的强烈不满。”毛尖不客气说道，明明是一个很差的电影硬被说成是比较好的文本，包含了对观众的误导。“即便是做广告，你也不能黑的说成白的。” “你不能用非常曲折的各种话语包装成漫长的文风，让读者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还是不是推荐这个电影。” 把烂说成好于毛尖而言简直天理不容，但直肠直肚的批判，下场就是得罪人。在弹幕、留言区被骂，被很多朋友“拉黑”也就罢了，可电影是门大生意，批评可能会坏了别人的生意，让她妈妈担心得劝她“不要再去骂人家的电影了”，生怕她被上门寻仇。“所以有时也觉得挺对不住我妈的，我那么大年纪了，我妈还在为我的生命安全操心。” 所幸，切身的生命威胁不曾发生过，但那些言语上的恶言从没阻止过毛尖。“大家都各种表扬，说真话的人挺少的。我不说好像自己是那几个说真话的人，但至少我摆明了要和烂片死磕到底的决心。” 久而久之，毛尖批评出了名，剧组求她写剧评，还说 [vip_content_start] “没关系，你骂好了。”烂片找上门，令她有感影评人已经到了那么卑微的地步，说好说坏都没关系，人家要的只是流量，曝光就是一切。批评了，一票人又冲着烂片之名买票入场；不批评，她又想中国电影的批评声音真是太少了。朋友多说她把生命中最好的时间拿去看烂片，“如果放在为人民看烂片的位置上，我又觉得是值得的。” 看烂片也能看出成就，毛尖自认，这些年中国影视剧把饭菜拍好，有她千万分之一的功劳。宫廷菜总不能每次拍得像塑料一样，霸道总裁不会天天吃牛排喝红酒。她真切地认为，把影视剧中的衣食住行拍好才是最好的国家宣传，“菜拍好了，饭拍好了，主旋律就拍好了。” 把电影看成时间度量衡毛尖脑子里有个影视资料库，好比在谷歌或百度输入关键字，就能匹配出相似系列、风格、年代、套路等相关资料一起比对，然后洋洋洒洒地分析批判。说是膝跳反应，她又觉得没那么快，“我大约能完成时间地理风格的拼图，否则的话也不敢在江湖上谈电影，而且说实在现在的影迷段位都非常高。” 毛尖本来自觉是看很多电影的人，但1997年到香港科技大学念博士时，一踏进图书馆就被震撼到了。“看到那些收藏我一下觉得好惭愧，里面有好多好多电影，可能说80%的电影我都没看过，我一下觉得这个世界在等待我。” 她那时候差不多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待在图书馆，平均每天看5部电影，看到电影都成为了她的时间度量衡，看到图书管理员以为她是哪个老师的小孩没事干在馆里待着，看到毕业离校时特地去向馆员告别。电影资料库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郑树森（William Tay）所成立，毛尖在那里建立脑袋里的电影知识坐标，而且到现在她还是一直保持看片。后来回到上海，拜盗版猖獗所赐，她的电影阅读面又拉开了。虽然这话说得奇怪，但她挺感谢盗版。 “而且那时候盗版的老板都特别懂电影，会给片子打分。”当毛尖有点质疑，老板会头头是道讲片子好在哪里；当她拿起一张通俗的片子，老板还会看不起，美学鄙视一番。有些盗版老板看起来就是专业出身，多少让她意识到自己本是玩票性质，不是念电影专业科系。这就让她更积极，要把电影看得比专业还好。影视剧已走到文化C位从当年有份把书翻肿的文艺青年，到现在成为阅览影视万千的影评作家，毛尖说，影视剧已经走到文化C位（center，中心位置）。在她生长的年代，饭桌上、同学间谈的都是长篇小说，现在谈的都是影视剧。“影视剧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那个变化表现在，以前作家去写影视剧还得偷偷摸摸不用真名，现在是影视剧来改编文本，作家开心得不得了。影视剧能随便改，王家卫改编的《繁花》骨肉、气质还在，但已不像原来的小说，大量故事是编剧写的。 “有人敢反对吗？只要你拍得好，影视剧就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因为影视剧已经走到文化C位了。” 是好是坏？电视剧《繁花》一开播，小说一下多卖几百万册；《我的阿勒泰》一拍好，李娟的书即刻销量大增。这样的文化倒流，毛尖是挺认可的。相辅，“也不一定相成啦，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反面宣传。” 那个B站里冷面的影评人毛尖突然又出来了，说影视改编有时也会做成反面宣传，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影视剧（《红高粱》）拍得多烂啊，要是影视剧先拍出来，我说莫言那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了。” 更多【人物】：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叛逆玩音乐双金歌手黄子轩／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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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书法”对于从小受中文教育的人而言并不陌生。小心翼翼地拿着一张张薄薄的宣纸，唯恐稍加用力就会撕毁，然后握着毛笔蘸墨，豪迈地写下大字；又或者逐字逐字谨慎地写，生怕一不小心就写出界外，抑或墨汁过多而糊成一团的小楷，以及空气中弥漫着墨汁的味道，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记忆。 “书法”经历过多次的变迁，从曾经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到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艺术作品，著名书法家王冬龄教授的书法更是超越了书斋的极限，将书法与绘画融合，进而创作出独特的“乱书”。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赖国华、受访者提供 8月底，马来西亚篆刻协会主办的书法研究交流会迎来了这位贵客──蓄着一头花白及耳下的半长发，红色的Polo衫、宽松的长裤和球鞋，让他虽已年近八旬，看起来却精神矍铄。王冬龄于1945年出生在江苏如东县的马塘镇，尽管童年时期在私塾拿过毛笔写过大仿，但直到1961年考取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后才真正与书法结缘。当时他被选为书法课代表，第二年即1962年，他的一幅小篆作品便参加了江苏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办的江苏省第二届书法印章展览，与林散之、高二适、胡小石、傅抱石、罗尗子以及谈月色等大师的书法、篆刻作品一起展出，他则是参展者中年龄最小的作者。接着，1963年又参加了江苏省第三届书法印章展览，从此走上了书法艺术的道路，这一走就逾一甲子。 60年来他每日保持临帖的习惯，从童年时期学习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后来到南京师范学院上学时，学习吴让之的篆书，也写楷书、张迁碑，亦临摹过小楷，哪怕是在中国极为特殊的那些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依旧坚持临帖。 “那段特殊时期，夏天时我在天井临摹米芾的行书。有一个同事说‘老王啊，你写这个东西是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称）的！’当然我没有听他的，我还保持临帖的习惯。”就连出差也会带着简易的纸笔，一日都不落下，坚持至今。只是随着年龄渐长，临帖的时间从1小时至2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现在我把它（临帖）看作是一个行为，临帖就是跟古人对话。” 学书法是无心插柳王冬龄将学书历程分成3个阶段：1962-1979年，主要临习秦篆、汉碑、米字、书谱、唐碑，以打基础为主；1979-2007年，广学各家，专攻草书，探索现代书法，开创了大字书法的新天地；2008年至今，尝试了不同媒介的书写，行为、装置、抽象水墨、银盐、体书；2012年方确认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乱书。翻看他的作品时会发现，字非字，画非画，字与画的边界在他的作品里已然模糊，两者融为一体。他坦承他是有意识地将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他从小就非常喜欢绘画，后来为了画好画，想着得先学好书法，所以开始写书法。 “考上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当时是培养做中学老师，所以什么画种都学了一点。” 既然一开始喜欢的是绘画，亦博学那么多画种，缘何就走上书法之路？ “（因为）绘画没有学得那么好，结果是觉得书法的长处更好。”他笑着坦言。“当然，最主要的是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全国第一届招收书法研究生，我很幸运地考取了，那么就对它不一样。考上两年之后，我就留在浙江美术学院当老师。” 原来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不仅柳成荫，还长出参天大树，可见任何一段经历都是一份礼物，没有哪段路是白走的。虽然没有成为画家，但由于绘画的专业训练，他的审美能力、感觉也与其他书法家有所不同，造就他的书法被认为具备时尚感和绘画感。 “其实一开始是很传统的，后来踏入八五新潮（即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书法也有这方面（的影响）。当时我在浙江美术学院时受到西方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 “我觉得书法应该在艺术的层面要拓宽，要跨界写书。后来，我有一个到美国讲书法的机遇，在美国待了将近四年感受到当代艺术，所以这个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其实他一直抱着一个观点，就是希望书法能够走向世界。“我们中国在西方不仅是中国的美食、太极拳、功夫和老子，书法也是世界对中国一个重要的风貌认识。不过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生发出来？” 写大字犹如去Disco？我曾跟许多本地的艺术家交流，提及从艺之路时，老一辈的父母往往基于现实的理由抱持反对的态度，成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王冬龄却正好相反。 “可能这是大陆和你们这儿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要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绘画、小提琴等等，觉得多一门文艺的能力之后，很容易找到工作，文艺特长嘛！” 只是，在如今电子产品不离手，快节奏、碎片化的短视频横行的年代，是否担忧现代的人们已经无法静下心临帖写字？对此，他则另有看法。 “其实我是一个搞书法的，我觉得有很多人的痴迷表现不亚于我。”他认为，书法是一项不要过多条件，简易的文化和艺术的实践活动，且书法本身就具备强劲的魅力。“实际上用一根毛笔在纸上写字的时候，这种线条、手感、触觉是很有意思，你不断地写了之后，能够重复地体会优秀碑帖里面蕴藏的那种文化底蕴和艺术感觉。” 比如说古代的书法，除了是笔法，因为刀刻有刀法的参与，就是笔法、刀位，另外还由于年久风化，有一种斑驳精神的趣味。 “还有一种书法能够承载写字那个人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东西，另外一点是，书法确实是一个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人，怡情养性的事情。”他说，目前的人们把书法看得过于艰难和神秘，亦有很多人觉得练书法未必能名成利就，其实只要去除掉一些功利心，即能怡情养性。“所以我提倡的现代书法，要有当代性。现在很多学书法的人就是写小楷，可以抄抄经，其实还能放开写，就像你去参加一次迪斯科（Disco），写大字也很畅快。” 任何物质都能成为宣纸他感叹说，作为1945年生的人，他经历过现代，感受到中国比西方要落后好多年，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双方发展已经有所接近，但还是有差距。 “其实我觉得就是周围，特别是搞艺术的，必须和世界的潮流同行吧。” 因此，他并不排斥现代科技，并且希望能够尝试、能应用新科技。比如说书法一般是写在宣纸上，但他不墨守陈规，任何物质都能成为他挥毫的“宣纸”，比如亚克力、不锈钢、玻璃、木头，甚至是用平板电脑写字，勇于屡屡创新。 “（写在）现代不同的材质，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和表现。” 尽管他已经年近八旬，却仍保持开放的态度看待书法艺术，并且勇于尝试持续创作。访问结束后，他打开手机向我展示最新的创作，风格大胆又赏心悦目，若有办展的计划，届时不知本地的艺术爱好者是否有幸观展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更多【人物】：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叛逆玩音乐双金歌手黄子轩／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独立媒体人冯小非／不靠业配文，在农业新闻路上坚持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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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叛逆玩音乐

“佩妮，你有没有写过诗歌啊？” “我爸其实有写好稿的，你们让他讲完……我中学有写过，爸爸你有写过诗吗？” 戴佩妮和父亲戴文光的幽默对话，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在刚过去的10月，她回到老家柔佛，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表演嘉宾，更与父亲同台颁奖。典礼当天，亦是她的第12张专辑《双生火焰》开放预购的日子。近几年，戴佩妮学会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感受生命当下的瞬间，不再是观察者的角色，而是深入体验一个个最真实的感受。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视频：本刊林佳莹 2000年，戴佩妮在台湾出道，5度获得金曲奖，并在2014年成为金曲歌后。出道至今24年，创作了多首炙手可热的歌曲，无论是给自己的，还是为别的歌手。 “一直以来都有人希望我出翻唱专辑，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想要。想说，除非我真的哪一天写不出歌，我才会做这件事情。但在做完上一张《被动的观众》后，我一直不断的接收到，希望听到我翻唱这件事情，我又有点被说服。” 而真正让她“动起来”的关键人物，就是戴文光，“我爸，他也提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好，就做吧’。”对她来说，音乐更像是服务业，为大众提供娱乐服务，提供情感价值。改以服务的心态歌唱，她坦言近几年轻松许多，“在做音乐上，我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但服务业，客户最重要嘛。如果大家听了能够开心，我爸爸很开心。满足了长辈，也满足一直在敲碗的朋友，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变是唯一不变的事，我现在做翻唱专辑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生而为戴佩妮能够做音乐，用音乐让大家开心、快乐、掉眼泪。”不再hard sell自己，她离开了唱片体系，戴佩妮说自己继续“蠢蠢的做音乐”。于她，这份职业的意义，便是创作的音乐能和听众产生共鸣。自认是个执拗的人，说出口的话，所想的事不容易改变。 “只不过，这件事因为有更的大意义盖过我的执拗，所以我决定放弃我的执拗。再加上我也很开心，所以不觉得做这件事违背我的本意。” 学会顺着走出生命曾经，她花很多时间回首过去和未来，如今却更相信“顺着走”的人生。对于生命发生的所有，她坦言不会过于抗拒，“顺着走不是说随波逐流，而是事情该怎么发展的时候，它就怎么发展。” 像是专辑之所以命名《双生火焰》，便是她偶然接触到，描述关系的术语“双生火焰”而命名。 “我在翻唱这些歌曲时，感受到和作品的一致，就像是双生火焰的最后一个阶段中的‘合一’状态。现在反而没多想，很多事情就这样自然地走到今天。当然，也可能是此时此刻很多东西都记不住，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未来我也不会去想太多。” 她认为把握当下的瞬间，最重要。 “以前，我大部分时间开着车，望着后镜开车。特别在创作上，都在用过去的东西创作，甚至揣想未来在创作。但当下的那个moment，我很少真正用心体会。我当然会观察，但观察的东西就只是观察，我不会有太多的体会或感受。” 现在的她，在学会更着重当下的情感后，随之而来的情感更强烈，“比如说吃一个很辣的面，我以前觉得好辣，但现在就觉得超级无敌辣。我觉得此刻的感受太重要，我不想过了明天、大后天、一个月后再去回想。” 由此，她学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专注自己从前，戴佩妮认为的专注，离不开“专心吃饭”“专心做事”。 [vip_content_start] 近几年，戴佩妮学会专注在自己身上，学会感受生命当下的瞬间，“我在上一段专辑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还在整理，还在跟自己讨论开会，以至于知道怎么握手言和，怎么样知道活得像小孩一样的单纯跟开心。” “这三到四年我才懂得专注，慢慢地将思绪整理出来。”她接着说：“从前提到的专注都是对外的东西，我却忘了专注自己是不是很难过？有没有很开心？我有多开心？没有，因为别人开心的重要性永远大于我。” 但作为一个必须时刻面对大众，承担外界眼光的创作歌手，又如何完全专注自己身上？ “就关掉啊，弹幕关掉，私信关掉，不看，卸载。”未有一秒的迟疑，她给出了答案。但这并非表示，她害怕被批评，只是分不清这些评论是发自真心，还是带着偏见。 “我对自己的要求本来就不低，对自己的苛责度绝对不会小于大家。从小到大，能够让我感到自卑、没有信心的人，就是我自己。但你必须知道，在这个大环境，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你再好也会有人讨厌你。” 正因为深知自身的不完美，才会时不时精进自己，她说：“真正对我好的人，再难听的话我都会听进去。” 戴佩妮身为歌手的坚持在时刻追求曝光的时代，戴佩妮显得低调许多，社交媒体更新次数以月为计算单位。也是最近在宣传新专辑，才发得勤些。因此，2021年，她陆续在中国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我们的歌》以及《时光音乐会》的嘉宾名单中出现，粉丝可说是又惊又喜。 “我大部分都在玩嘛，在唱自己的歌之余，也能以学习、好玩的心态去翻唱别人的歌。但如果从头到尾只是翻唱，我也许就不会考虑去了。” 她直言录制音综对歌手的负担大，玩得开心又得保持表演水平，对歌手来说挑战不小，“录影时需要一直讲话，很耗声音。若真想要把歌唱好，其实很违背。” 参加音综快3年，加上新专辑的发布，她与团队商量后决定重复性高的节目，不列入演出考量，“特别是翻唱，大家都知道我一开始很怕。但之后跟很棒的音乐人合作产生不同火花后，我发现原来可以是这样子的，像是在学校交作业后，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如今，她回到自己的轨道上，但也不排除未来在节目中，“若是有支持原创音乐人的节目，我会义不容辞参加。” 后记采访安排在戴佩妮演出前，之所以看起来“很知性”“很冷静”，她自嘲，因为待会要唱歌。 “我情绪不敢太亢奋，但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吵的人，我可以非常E（外向）的，但我现在感觉很I（内向）。” “所以你是个I人？还是E人？”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所谓，更多时候就是要看一个感觉。氛围比较重要，人本来就不应该要有标签，这样比较自在吧，不设限。我可I可E，可甜可盐。”语毕，戴佩妮爽朗的笑声回荡待机室。在一旁的我，突然紧张起她的喉咙，眼角余光也不小心看到，经纪人投射出为她操碎了心的眼神。或许，在演艺圈24年的她，仍能在媒体前自在地展现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也是大家以“叛逆”“自由”来形容戴佩妮的原因吧。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耳边响起她2009年的创作曲，异常贴切。戴佩妮专访精彩片段：因为他，所以翻唱更多【人物】：双金歌手黄子轩／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独立媒体人冯小非／不靠业配文，在农业新闻路上坚持走到底穷小孩变并购大师，黄日灿成就壮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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