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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为人民看烂片

从影片、播客听过毛尖说话以后，见字闻声。她的文章有声，读着仿佛能听见她以机关枪似的语速，以及不带情感的冷血讽刺。直到见到真人毛尖，又觉得闻声见字。哈赤哈赤速记她说的话，敲出字来就是一串名句。例如，她说少时家里那本不停被传阅的金庸武侠小说： “从薄薄的一本，被翻成厚厚的一本，都是因为很多人的抚摸痕迹。这是一本书的成长史，也是一个年代的金庸阅读肉身体验，就是一本书被活活看得很厚……”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陈敬晖毛尖家的那本金庸几乎24/7为读者服务。毛尖从傍晚6时读到晚上9时，上床睡觉后交给姐姐读到晚上11时，因为高中生可以不用那么早睡。大人更有资格熬夜，所以11时后妈妈接着读，读完小姨继续读。 “书如果是有生命的话，它就会被我们家累死！”毛尖说，“因为它从6点被接力到早上6点，整整12个小时没有被关上过。”不仅如此，早上6点上学去，那本金庸还会在班上继续接力读，最终还给同学带回家去，继续它的传阅旅程。那是读书最好的年代毛尖1970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成长于1980年代，1988年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她形容，那是怎么可能不成为文艺青年的年代。曾经文革时期被批判的“灰皮书”，各种西方世界名著开始流通。《基督山伯爵》（又译《基督山恩仇记》）凭票供应，“你知道，任何书一旦凭票或一旦被禁，它就会让人涌起更强烈的欲望。” 某一天父亲朋友送来一套《基督山伯爵》，那晚晚餐就吃得特别丰富，外婆劏了一只鸡招待人家，谢谢那份厚礼。“因为我父母那一代太匮乏了，让他们人到中年的时候还如饥似渴地读名著。”曾经匮乏，才有后来汹涌的阅读热潮。毛尖说，宁波图书馆里的名著被写上许多旁批，“就像弹幕一样，今天的弹幕不是新的东西。”她又用“激情”来形容那个时代的读者。好比《茶花女》的故事被套用在各自县城，旁批上各种结局，又被下一个读者替旁批再旁批，最后索性夹一张纸，批个过瘾。 “那真的是一个读书最好的年代。”虽然书籍被弄得脏兮兮，“但我们真的在那些脏兮兮的书上收获了人生最丰美的滋养。中国流行语内卷指过度竞争，现代人“卷”习题、考题，毛尖的年少时代“卷”课外书，在课堂上读名著，老师也不揭穿。就连写〈我的理想〉，毛尖写想当作家都会被同学质疑，被父母笑话“作家这职业是你能高攀的吗？”1988年她上大学，学校里的讲座都是关于文学的。她还记得，“先锋作家”马原来演讲，一整个队伍浩浩荡荡跟在后头。文学、文艺是在1990年代跌落神坛的，也就是影视剧《繁花》演的商战，那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毛尖感觉到校园氛围变了，同学纷纷出国，没出国的就去外资企业打工。“金钱这个维度进来了。”清贫年代大家都穿得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会攀比，金钱慢慢变成社会新的衡量标准。“以前作家有很多稿费，但稿费很快在外资企业的工作面前不值一提了。” 和烂片死磕到底当然，小时候的作家梦没灭过，不然就不会有眼前的作家毛尖了。《一寸灰》《夜短梦长》《非常罪非常美》《凛冬将至》，多是她的影评、影剧笔记、杂谈。很多朋友鼓励她也去写写小说，但毛尖直言，批评的激情始终还在，压制了创作的欲望，所以还是专注于写专栏、批评文章。批评文章始于大学时期跟着老师做文化研究。2000年开始，毛尖在香港《信报》写专栏，写对社会的批判和文化观察，25年来练就自认比较讽刺，但被他人认为很刻薄的风格。去年底开始，毛尖在B站（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开设频道《影评人毛尖》，延续专栏“短平快”的风格。见字闻声或闻声见字，就是这样来的。她解释，专栏只有差不多1000字，学究气的书面语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所以需要短平快，对不满的东西直接表明。 “我这么快这么直接地讲，或者说有时候甚至被人家认为是刻薄的表述方式，也是来自于我对当代一种批判生态的强烈不满。”毛尖不客气说道，明明是一个很差的电影硬被说成是比较好的文本，包含了对观众的误导。“即便是做广告，你也不能黑的说成白的。” “你不能用非常曲折的各种话语包装成漫长的文风，让读者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还是不是推荐这个电影。” 把烂说成好于毛尖而言简直天理不容，但直肠直肚的批判，下场就是得罪人。在弹幕、留言区被骂，被很多朋友“拉黑”也就罢了，可电影是门大生意，批评可能会坏了别人的生意，让她妈妈担心得劝她“不要再去骂人家的电影了”，生怕她被上门寻仇。“所以有时也觉得挺对不住我妈的，我那么大年纪了，我妈还在为我的生命安全操心。” 所幸，切身的生命威胁不曾发生过，但那些言语上的恶言从没阻止过毛尖。“大家都各种表扬，说真话的人挺少的。我不说好像自己是那几个说真话的人，但至少我摆明了要和烂片死磕到底的决心。” 久而久之，毛尖批评出了名，剧组求她写剧评，还说“没关系，你骂好了。”烂片找上门，令她有感影评人已经到了那么卑微的地步，说好说坏都没关系，人家要的只是流量，曝光就是一切。批评了，一票人又冲着烂片之名买票入场；不批评，她又想中国电影的批评声音真是太少了。朋友多说她把生命中最好的时间拿去看烂片，“如果放在为人民看烂片的位置上，我又觉得是值得的。” 看烂片也能看出成就，毛尖自认，这些年中国影视剧把饭菜拍好，有她千万分之一的功劳。宫廷菜总不能每次拍得像塑料一样，霸道总裁不会天天吃牛排喝红酒。她真切地认为，把影视剧中的衣食住行拍好才是最好的国家宣传，“菜拍好了，饭拍好了，主旋律就拍好了。” 把电影看成时间度量衡毛尖脑子里有个影视资料库，好比在谷歌或百度输入关键字，就能匹配出相似系列、风格、年代、套路等相关资料一起比对，然后洋洋洒洒地分析批判。说是膝跳反应，她又觉得没那么快，“我大约能完成时间地理风格的拼图，否则的话也不敢在江湖上谈电影，而且说实在现在的影迷段位都非常高。” 毛尖本来自觉是看很多电影的人，但1997年到香港科技大学念博士时，一踏进图书馆就被震撼到了。“看到那些收藏我一下觉得好惭愧，里面有好多好多电影，可能说80%的电影我都没看过，我一下觉得这个世界在等待我。” 她那时候差不多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待在图书馆，平均每天看5部电影，看到电影都成为了她的时间度量衡，看到图书管理员以为她是哪个老师的小孩没事干在馆里待着，看到毕业离校时特地去向馆员告别。电影资料库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郑树森（William Tay）所成立，毛尖在那里建立脑袋里的电影知识坐标，而且到现在她还是一直保持看片。后来回到上海，拜盗版猖獗所赐，她的电影阅读面又拉开了。虽然这话说得奇怪，但她挺感谢盗版。 “而且那时候盗版的老板都特别懂电影，会给片子打分。”当毛尖有点质疑，老板会头头是道讲片子好在哪里；当她拿起一张通俗的片子，老板还会看不起，美学鄙视一番。有些盗版老板看起来就是专业出身，多少让她意识到自己本是玩票性质，不是念电影专业科系。这就让她更积极，要把电影看得比专业还好。影视剧已走到文化C位从当年有份把书翻肿的文艺青年，到现在成为阅览影视万千的影评作家，毛尖说，影视剧已经走到文化C位（center，中心位置）。在她生长的年代，饭桌上、同学间谈的都是长篇小说，现在谈的都是影视剧。“影视剧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那个变化表现在，以前作家去写影视剧还得偷偷摸摸不用真名，现在是影视剧来改编文本，作家开心得不得了。影视剧能随便改，王家卫改编的《繁花》骨肉、气质还在，但已不像原来的小说，大量故事是编剧写的。 “有人敢反对吗？只要你拍得好，影视剧就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因为影视剧已经走到文化C位了。” 是好是坏？电视剧《繁花》一开播，小说一下多卖几百万册；《我的阿勒泰》一拍好，李娟的书即刻销量大增。这样的文化倒流，毛尖是挺认可的。相辅，“也不一定相成啦，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反面宣传。” 那个B站里冷面的影评人毛尖突然又出来了，说影视改编有时也会做成反面宣传，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影视剧（《红高粱》）拍得多烂啊，要是影视剧先拍出来，我说莫言那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了。” 更多【人物】：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叛逆玩音乐双金歌手黄子轩／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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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书法”对于从小受中文教育的人而言并不陌生。小心翼翼地拿着一张张薄薄的宣纸，唯恐稍加用力就会撕毁，然后握着毛笔蘸墨，豪迈地写下大字；又或者逐字逐字谨慎地写，生怕一不小心就写出界外，抑或墨汁过多而糊成一团的小楷，以及空气中弥漫着墨汁的味道，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记忆。 “书法”经历过多次的变迁，从曾经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到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艺术作品，著名书法家王冬龄教授的书法更是超越了书斋的极限，将书法与绘画融合，进而创作出独特的“乱书”。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赖国华、受访者提供 8月底，马来西亚篆刻协会主办的书法研究交流会迎来了这位贵客──蓄着一头花白及耳下的半长发，红色的Polo衫、宽松的长裤和球鞋，让他虽已年近八旬，看起来却精神矍铄。王冬龄于1945年出生在江苏如东县的马塘镇，尽管童年时期在私塾拿过毛笔写过大仿，但直到1961年考取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后才真正与书法结缘。当时他被选为书法课代表，第二年即1962年，他的一幅小篆作品便参加了江苏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办的江苏省第二届书法印章展览，与林散之、高二适、胡小石、傅抱石、罗尗子以及谈月色等大师的书法、篆刻作品一起展出，他则是参展者中年龄最小的作者。接着，1963年又参加了江苏省第三届书法印章展览，从此走上了书法艺术的道路，这一走就逾一甲子。 60年来他每日保持临帖的习惯，从童年时期学习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后来到南京师范学院上学时，学习吴让之的篆书，也写楷书、张迁碑，亦临摹过小楷，哪怕是在中国极为特殊的那些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依旧坚持临帖。 “那段特殊时期，夏天时我在天井临摹米芾的行书。有一个同事说‘老王啊，你写这个东西是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称）的！’当然我没有听他的，我还保持临帖的习惯。”就连出差也会带着简易的纸笔，一日都不落下，坚持至今。只是随着年龄渐长，临帖的时间从1小时至2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现在我把它（临帖）看作是一个行为，临帖就是跟古人对话。” 学书法是无心插柳王冬龄将学书历程分成3个阶段：1962-1979年，主要临习秦篆、汉碑、米字、书谱、唐碑，以打基础为主；1979-2007年，广学各家，专攻草书，探索现代书法，开创了大字书法的新天地；2008年至今，尝试了不同媒介的书写，行为、装置、抽象水墨、银盐、体书；2012年方确认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乱书。翻看他的作品时会发现，字非字，画非画，字与画的边界在他的作品里已然模糊，两者融为一体。他坦承他是有意识地将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他从小就非常喜欢绘画，后来为了画好画，想着得先学好书法，所以开始写书法。 “考上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当时是培养做中学老师，所以什么画种都学了一点。” 既然一开始喜欢的是绘画，亦博学那么多画种，缘何就走上书法之路？ “（因为）绘画没有学得那么好，结果是觉得书法的长处更好。”他笑着坦言。“当然，最主要的是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全国第一届招收书法研究生，我很幸运地考取了，那么就对它不一样。考上两年之后，我就留在浙江美术学院当老师。” 原来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不仅柳成荫，还长出参天大树，可见任何一段经历都是一份礼物，没有哪段路是白走的。虽然没有成为画家，但由于绘画的专业训练，他的审美能力、感觉也与其他书法家有所不同，造就他的书法被认为具备时尚感和绘画感。 “其实一开始是很传统的，后来踏入八五新潮（即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书法也有这方面（的影响）。当时我在浙江美术学院时受到西方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 “我觉得书法应该在艺术的层面要拓宽，要跨界写书。后来，我有一个到美国讲书法的机遇，在美国待了将近四年感受到当代艺术，所以这个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其实他一直抱着一个观点，就是希望书法能够走向世界。“我们中国在西方不仅是中国的美食、太极拳、功夫和老子，书法也是世界对中国一个重要的风貌认识。不过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生发出来？” 写大字犹如去Disco？我曾跟许多本地的艺术家交流，提及从艺之路时，老一辈的父母往往基于现实的理由抱持反对的态度，成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王冬龄却正好相反。 “可能这是大陆和你们这儿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要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绘画、小提琴等等，觉得多一门文艺的能力之后，很容易找到工作，文艺特长嘛！” 只是，在如今电子产品不离手，快节奏、碎片化的短视频横行的年代，是否担忧现代的人们已经无法静下心临帖写字？对此，他则另有看法。 “其实我是一个搞书法的，我觉得有很多人的痴迷表现不亚于我。”他认为，书法是一项不要过多条件，简易的文化和艺术的实践活动，且书法本身就具备强劲的魅力。“实际上用一根毛笔在纸上写字的时候，这种线条、手感、触觉是很有意思，你不断地写了之后，能够重复地体会优秀碑帖里面蕴藏的那种文化底蕴和艺术感觉。” 比如说古代的书法，除了是笔法，因为刀刻有刀法的参与，就是笔法、刀位，另外还由于年久风化，有一种斑驳精神的趣味。 “还有一种书法能够承载写字那个人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东西，另外一点是，书法确实是一个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人，怡情养性的事情。”他说，目前的人们把书法看得过于艰难和神秘，亦有很多人觉得练书法未必能名成利就，其实只要去除掉一些功利心，即能怡情养性。“所以我提倡的现代书法，要有当代性。现在很多学书法的人就是写小楷，可以抄抄经，其实还能放开写，就像你去参加一次迪斯科（Disco），写大字也很畅快。” 任何物质都能成为宣纸他感叹说，作为1945年生的人，他经历过现代，感受到中国比西方要落后好多年，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双方发展已经有所接近，但还是有差距。 “其实我觉得就是周围，特别是搞艺术的，必须和世界的潮流同行吧。” 因此，他并不排斥现代科技，并且希望能够尝试、能应用新科技。比如说书法一般是写在宣纸上，但他不墨守陈规，任何物质都能成为他挥毫的“宣纸”，比如亚克力、不锈钢、玻璃、木头，甚至是用平板电脑写字，勇于屡屡创新。 “（写在）现代不同的材质，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和表现。” 尽管他已经年近八旬，却仍保持开放的态度看待书法艺术，并且勇于尝试持续创作。访问结束后，他打开手机向我展示最新的创作，风格大胆又赏心悦目，若有办展的计划，届时不知本地的艺术爱好者是否有幸观展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更多【人物】：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叛逆玩音乐双金歌手黄子轩／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独立媒体人冯小非／不靠业配文，在农业新闻路上坚持走到底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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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叛逆玩音乐

“佩妮，你有没有写过诗歌啊？” “我爸其实有写好稿的，你们让他讲完……我中学有写过，爸爸你有写过诗吗？” 戴佩妮和父亲戴文光的幽默对话，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在刚过去的10月，她回到老家柔佛，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表演嘉宾，更与父亲同台颁奖。典礼当天，亦是她的第12张专辑《双生火焰》开放预购的日子。近几年，戴佩妮学会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感受生命当下的瞬间，不再是观察者的角色，而是深入体验一个个最真实的感受。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视频：本刊林佳莹 2000年，戴佩妮在台湾出道，5度获得金曲奖，并在2014年成为金曲歌后。出道至今24年，创作了多首炙手可热的歌曲，无论是给自己的，还是为别的歌手。 “一直以来都有人希望我出翻唱专辑，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想要。想说，除非我真的哪一天写不出歌，我才会做这件事情。但在做完上一张《被动的观众》后，我一直不断的接收到，希望听到我翻唱这件事情，我又有点被说服。” 而真正让她“动起来”的关键人物，就是戴文光，“我爸，他也提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好，就做吧’。”对她来说，音乐更像是服务业，为大众提供娱乐服务，提供情感价值。改以服务的心态歌唱，她坦言近几年轻松许多，“在做音乐上，我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但服务业，客户最重要嘛。如果大家听了能够开心，我爸爸很开心。满足了长辈，也满足一直在敲碗的朋友，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变是唯一不变的事，我现在做翻唱专辑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生而为戴佩妮能够做音乐，用音乐让大家开心、快乐、掉眼泪。”不再hard sell自己，她离开了唱片体系，戴佩妮说自己继续“蠢蠢的做音乐”。于她，这份职业的意义，便是创作的音乐能和听众产生共鸣。自认是个执拗的人，说出口的话，所想的事不容易改变。 “只不过，这件事因为有更的大意义盖过我的执拗，所以我决定放弃我的执拗。再加上我也很开心，所以不觉得做这件事违背我的本意。” 学会顺着走出生命曾经，她花很多时间回首过去和未来，如今却更相信“顺着走”的人生。对于生命发生的所有，她坦言不会过于抗拒，“顺着走不是说随波逐流，而是事情该怎么发展的时候，它就怎么发展。” 像是专辑之所以命名《双生火焰》，便是她偶然接触到，描述关系的术语“双生火焰”而命名。 “我在翻唱这些歌曲时，感受到和作品的一致，就像是双生火焰的最后一个阶段中的‘合一’状态。现在反而没多想，很多事情就这样自然地走到今天。当然，也可能是此时此刻很多东西都记不住，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未来我也不会去想太多。” 她认为把握当下的瞬间，最重要。 “以前，我大部分时间开着车，望着后镜开车。特别在创作上，都在用过去的东西创作，甚至揣想未来在创作。但当下的那个moment，我很少真正用心体会。我当然会观察，但观察的东西就只是观察，我不会有太多的体会或感受。” 现在的她，在学会更着重当下的情感后，随之而来的情感更强烈，“比如说吃一个很辣的面，我以前觉得好辣，但现在就觉得超级无敌辣。我觉得此刻的感受太重要，我不想过了明天、大后天、一个月后再去回想。” 由此，她学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专注自己从前，戴佩妮认为的专注，离不开“专心吃饭”“专心做事”。近几年，戴佩妮学会专注在自己身上，学会感受生命当下的瞬间，“我在上一段专辑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还在整理，还在跟自己讨论开会，以至于知道怎么握手言和，怎么样知道活得像小孩一样的单纯跟开心。” “这三到四年我才懂得专注，慢慢地将思绪整理出来。”她接着说：“从前提到的专注都是对外的东西，我却忘了专注自己是不是很难过？有没有很开心？我有多开心？没有，因为别人开心的重要性永远大于我。” 但作为一个必须时刻面对大众，承担外界眼光的创作歌手，又如何完全专注自己身上？ “就关掉啊，弹幕关掉，私信关掉，不看，卸载。”未有一秒的迟疑，她给出了答案。但这并非表示，她害怕被批评，只是分不清这些评论是发自真心，还是带着偏见。 “我对自己的要求本来就不低，对自己的苛责度绝对不会小于大家。从小到大，能够让我感到自卑、没有信心的人，就是我自己。但你必须知道，在这个大环境，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你再好也会有人讨厌你。” 正因为深知自身的不完美，才会时不时精进自己，她说：“真正对我好的人，再难听的话我都会听进去。” 戴佩妮身为歌手的坚持在时刻追求曝光的时代，戴佩妮显得低调许多，社交媒体更新次数以月为计算单位。也是最近在宣传新专辑，才发得勤些。因此，2021年，她陆续在中国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我们的歌》以及《时光音乐会》的嘉宾名单中出现，粉丝可说是又惊又喜。 “我大部分都在玩嘛，在唱自己的歌之余，也能以学习、好玩的心态去翻唱别人的歌。但如果从头到尾只是翻唱，我也许就不会考虑去了。” 她直言录制音综对歌手的负担大，玩得开心又得保持表演水平，对歌手来说挑战不小，“录影时需要一直讲话，很耗声音。若真想要把歌唱好，其实很违背。” 参加音综快3年，加上新专辑的发布，她与团队商量后决定重复性高的节目，不列入演出考量，“特别是翻唱，大家都知道我一开始很怕。但之后跟很棒的音乐人合作产生不同火花后，我发现原来可以是这样子的，像是在学校交作业后，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如今，她回到自己的轨道上，但也不排除未来在节目中，“若是有支持原创音乐人的节目，我会义不容辞参加。” 后记采访安排在戴佩妮演出前，之所以看起来“很知性”“很冷静”，她自嘲，因为待会要唱歌。 “我情绪不敢太亢奋，但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吵的人，我可以非常E（外向）的，但我现在感觉很I（内向）。” “所以你是个I人？还是E人？”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所谓，更多时候就是要看一个感觉。氛围比较重要，人本来就不应该要有标签，这样比较自在吧，不设限。我可I可E，可甜可盐。”语毕，戴佩妮爽朗的笑声回荡待机室。在一旁的我，突然紧张起她的喉咙，眼角余光也不小心看到，经纪人投射出为她操碎了心的眼神。或许，在演艺圈24年的她，仍能在媒体前自在地展现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也是大家以“叛逆”“自由”来形容戴佩妮的原因吧。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耳边响起她2009年的创作曲，异常贴切。戴佩妮专访精彩片段：因为他，所以翻唱更多【人物】：双金歌手黄子轩／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独立媒体人冯小非／不靠业配文，在农业新闻路上坚持走到底穷小孩变并购大师，黄日灿成就壮阔人生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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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冯小非／不靠业配文，在农业新闻路上坚持走到底

“我们像是影剧中警察局的精兵部队，专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身怀绝技。”台湾农业新闻媒体《上下游新闻市集》共同创办人冯小非这么形容包括自己在内的6人团队。又或者，他们像一群猎人，谁看到猎物就高呼一声，其他人赶至火速分工，不管原本在做什么，都可暂时搁下。这么短小精悍的6人团队，是各大新闻奖的常胜军，2023年更夺下台湾卓越新闻奖社会公器奖。这家不靠广告收入的独立新闻媒体，承载了冯小非对新闻与农业的热爱。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苏思旗 9月7日，冯小非来马主讲哲学茶席“永续农业与独立媒体——探索台湾农业新闻发展之道”。活动开始前播放《上下游》的介绍短片，记者为了制作高山农业调查报道，出入高山长达一年，甚至睡在庙里。她不讳言，《上下游》是台湾新闻同业公认很“操”的新闻媒体。上下游News&Market（https://www.newsmarket.com.tw/）创立自2011年，是台湾一家关心农业、食物和环境议题的社会企业，分有新闻和市集部门。市集部负责研发和销售在地农产品，收益用以支持新闻部独立运作；新闻部至今已制作多项揭发农业、食品安全的调查报导，而且秉持原则，不做“业配文”（业务配合，Advertorial）。记者是冯小非从小的志愿，“我想要发问，好像可以监督政府，而只有记者才有这种特权。”她成长在戒严末期，高中时仍有发禁，总是偷偷剪刘海，生怕被教官发现。在自由匮乏的时代，可以拼命写，没人管那般地写，多么珍贵。她自觉，塑造出来的价值观是，没那么看重钱，够养活自己就好。因为最想要的东西，从小梦寐以求的记者志业已握在手上，不就是最幸福的事了吗？在农业世界里感受到很深的东西生长在台北大都会的冯小非，后来爱上了土地、农民。1999年921大地震，进入重灾区中寮乡采访，她生平第一次踏进农村。一对老夫妇去山里收成香蕉，可道路阻断，市集停业，上哪去卖？农民的哲学是，香蕉已熟成，当然要采收，不然岂不是浪费了？作为都市长大的孩子，冯小非从小耳濡目染要努力，失败、赚不到钱都归咎于不够努力。可是地震发生了，整栋大楼塌下，家人埋在下面，人们只能无能为力望着盼着。遇到那么严重的天灾，农民却很快就能接受，很务实地组织，把临时的家布置起来。冰箱都不能充电，所有储存的东西赶快拿出来吃；没有水，那就去河里洗澡；没有电，那晚上7时就去睡觉。 “我很想试着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接受老天爷给的安排，又同时能用自己的方式长出面对这些事情的能力？”冯小非后来留在农村，新闻工作业余，练习种柳丁，感受开花结果的生命变化。“世界非常大，远超过人类。这是我在农业世界里感受到很深的东西。” 常年待在农村，观察到村民的淳朴善良。“可是你看到整个国家运作的体制、社会经济的运作，其实一直牺牲他们（农民）。”冯小非说，“我有这种很强烈不公平的感觉。” 农民、村民没有不认真。可是，当国家要发展经济，往往受到影响的是农民、村民。她举例，国家要控制粮价，否则民众物价上涨，薪水不够，于是设定顶价，或鼓励进口……“那对农民其实很不公平，而他们没有发话权，不可能跟整个国家势力对抗。” “我很想改变这件事。”冯小非想，这可能就是自小想当记者的原因，如果当记者，就可以改变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对农业极大的热忱内容怎么都挖不完台湾自1990年代起发生许多环境、农业相关的重大事件，到2000年代，开始有与农业不相干的人去关心和涉入农业。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下，2011年《上下游新闻市集》诞生，他们想透过新闻内容挑起民众对农业的关心。以农业内容为主，路线可说非常单一，但《上下游》像有挖不完的内容，至今已经走过13年。冯小非介绍，每位记者每周要交两篇主文，一年大约50篇，间中可以累积到的知识和受访者其实非常多。当然，还需要对农业的极大热忱。否则很容易想不到题目还可怎么挖下去，然后越做越没力气。很多同业也问冯小非，为何做了十几年还有那么多题目能做？“因为你越做就会发现越多问题啊。可是如果没兴趣的话，你不可能看到那么多东西。” 《上下游》编制小，制作的内容却非常厚实。她坦言，经历许久才来到现人员相对稳定的阶段。过去新闻专业出身的记者，培训两三年，得奖频频，就被同业挖角。现在的新进记者，农业科系毕业，对农业充满热情，不必担心写错。缺点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新闻故事，要从头训练。 “到底把会写新闻的人变成农业专家比较难，还是把农业专家变成会写新闻比较难？”她常常自问，终找到《上下游》最稳定的状态。现在的他们充满农业的爱好者，不怕他们跳槽，因为他们就只想跑农业线。耐着性子做“即时新闻”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队精兵，意思不是指别人不是精英。”冯小非认为，关键在于团队没有繁杂的科层组织，机动能力强，看到一个题目，就跳进去做吧，其他同事会来帮忙。或许得10人以下的团队才能享有这种机动，任何调动不必一层层往上汇报，再往下执行。冯小非观察，以前报社有较明确的路线分配，记者专跑医药、教育、政治，每天都在同一个领域，真的会累积出专业。现在新闻工作越来越复杂，所谓的即时就是事件结束当下，就立刻要出新闻。这样的常态下，《上下游》还是会耐着性子做“即时新闻”。参加记者会后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厘清，他们就设定黄昏之前做完推出，虽然彼时可能已经落后其他媒体好几个小时了。举个近期例子，台湾第二大蛋品公司遭起诉将发黑、腐烂的过期进口蛋，交给下游厂商制成液蛋。官方文告一出，很多媒体立即刊登新闻。但是《上下游》之前做过这个专题，而庞大的公司能做出“偷鸡摸狗”的事，就表示整个产业链的监管过程和机制有问题。 “这算是我们的主场。”冯小非想，其他媒体记者不一定知道这家公司发生过的事，公司规模庞大意味合作厂商很多，受影响的人也很多。比起简单书写起诉内容，他们还采访了涉及公司、农业部、合作厂商和同业的回应。最后，这则新闻整整晚了其他媒体4小时才出街。“我们心里很清楚知道，它就是已经晚了，但这个晚是有意义的。”冯小非说，“我们的期许是将来如果有人要再查这家公司的相关新闻，要能够查到我们。” 新闻的至高标准是准确和速度，那何时要快？何时能慢？“如果你有办法延展出很好的新闻价值，就要给一些时间。”冯小非说，放在调查报道也是，很多题目都是日常做新闻时报慢慢累积出来。当一篇主文处理不了某个课题，那像挖矿那样再去挖一挖，直到挖出一些矿头来，就去做吧。后记专访冯小非，像是充电——从新闻人身上取经、充电。《上下游》不写业配，连放个捐款链接都犹豫那么久，是因为她真的把新闻当作是公共服务。而这种带有“公共”的思维训练，是她觉得新闻系就有别于其他科系的训练。在马在台都一样，现在新闻媒体环境真的不好，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成就感、意义和经济收入都不高。留下来的人，要真的是很爱很爱新闻，或像《上下游》团队那样真的很爱农业，才能够维持热忱。再问冯小非，新闻、农业二选一，她毫不犹豫选择新闻。“如果有天农业天下太平了，没有事情要挖了，再挑个领域，可能会想做教育。” 真的很爱新闻耶……“对啊，爱到像是有人很喜欢跑步而去当运动选手那样。” 更多【人物】：穷小孩变并购大师，黄日灿成就壮阔人生波萨诺瓦吉他手李鸿昌Xiong／遨游Bossa Nova韵律找回享乐的慵懒姿态国际舞蹈大师廖春慧／倾注一生，舞出东南亚民族舞蹈之美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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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萨诺瓦吉他手李鸿昌Xiong／遨游Bossa Nova韵律找回享乐的慵懒姿态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And when she passes﹨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ah!” 这一首〈伊帕内玛女孩〉在60年代不经意地挑动波萨诺瓦（Bossa Nova）曲风热潮，还成为爵士乐或波萨诺瓦的经典名曲。大马音乐人李鸿昌说，在酒店驻唱，这首是必练歌曲。若不懂得演唱，大概率很难在酒店找到驻唱工作。“没有（音乐人）像我这么疯狂。我的曲目很多，其他音乐人只有四五首，都是比较流行的波萨诺瓦歌曲。”早年并不多人演唱波萨诺瓦或巴西歌曲，曾旅居巴西的他就占了很大优势。“但我不是大马唯一弹唱波萨诺瓦的歌手，只是唱得比较多而已。”他笑道。虽然波萨诺瓦音乐在国外很盛行，在大马仍属于小众市场。对投入音乐事业38载的他来说，小众或许不是坏事，他倒是有机会在演出活动，与听众一起近距离交流。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何正圣部分照片：网络照片波萨诺瓦是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里约热内卢南区的一种慢板抒情巴西音乐。它是一种融合巴西森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的“新派爵士乐”。从历史而言，波萨诺瓦是一种反映时间的艺术形式，透过曲风可以感受到60年代的巴西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年代。李鸿昌说，那个年代，巴西民众衣食无忧，生活很开心，所诞生出来的音乐能够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文化风气。若进一步解读，他个人认为，波萨诺瓦音乐的核心主题是享乐。太阳升起了，很多人会满怀期待地到海滩流连，沉浸在悠哉的氛围里头。 “不如，说一说你对我的第一个印象吧！”面对李鸿昌突如其来的问题，我身体仰后仔细看，他蓄了一头及肩长发，整个人散发出艺术家的气息，装扮也极为简约素色。我便抛出了几个关键词——随性、自由、洒脱。他听完之后，会心一笑，接着说，其实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文静。如果要他在摇滚乐队表演，会浑身不自在，毕竟本身并没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对我来说那个是表演，不是做真实的自己。当我演奏波萨诺瓦时，我感觉像在做自己，所演奏的音乐不会太嘈杂、不激烈，而是舒服和温柔的。我认为这反映了我的个性。我感到自在，不需要扮演自己不熟悉的角色。” 如何接触爵士音乐？与他闲聊时，才发现他是理科生。当初他没有向往成为医生、工程师，反倒直奔音乐系。因此，中学毕业后，便远赴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就读，主修古典乐，专攻巴赫音乐。不过，在接触波萨诺瓦之前，他是最先和爵士乐结下不解之缘。他透露，这段经历有些神奇。当年同校朋友热爱爵士乐，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听的爵士音乐专辑。而有一次，他在走廊经过一间教室时，里面传出爵士乐，令他不禁停下脚步往里头探。也许是好奇心使然，他大胆地向教授询问，能否进来旁听课程。当时执教的兰迪·施奈德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他。可是事态并不如他所想象的……“我开始旁听时，刚好进入新学期，教授接下来是教20世纪的音乐，例如斯特拉文斯基、阿诺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约翰·凯奇等人的音乐作品。”当然只能一脸无奈，本想学习爵士乐，不料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比较惊讶的是，期末时，兰迪教授对我说，‘Xiong，下个学期我要你跟我一起学习（现代音乐）。’” 惟，教授不知道李鸿昌已经申请到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我坦白跟他说，‘如果伯克利音乐学院拒绝或不接受我的申请，那我会跟你一起学。’”最后他是顺利地到伯克利音乐学院。 “当我去到巴西，感觉回到家” 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他结识很多巴西音乐人，其中一位是西托·佩雷拉（Heitor Teixeira Pereira）。他自豪地说，对方现在已经是鼎鼎有名的作曲家，写过很多电影配乐，如《马达加斯加》、《怪物史莱克2》、《不可能的任务2》、《小黄人大眼萌》等等。那个时期，西托·佩雷拉一直邀请他到巴西里约热内卢游玩。由于快毕业了，然后从波士顿去巴西比较近。因此，他决定只身到巴西短暂逗留。不料，一住就是11个月，完全不在他的规划之内。他笑说，那时的全职是“海滩客”（beach bum），没有规划任何学习课程，只是很舒服地住下来，体验和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一有空就跑到海滩游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你去沙滩没有不被晒黑的。” 这句话挺有禅味，李鸿昌无心插柳之举，反而为他换来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在巴西的日子，他像似一块海绵，很自然地吸收了整个巴西文化氛围。当他置身在海滩上，便能体会到巴西浓厚和质朴的生活气息。当时西托·佩雷拉与很多顶级音乐人合作，经常会邀请李鸿昌一起出席活动。他也因此“受惠”，从他们身上获得提点或灵感。“他们是大师，我只是刚毕业而已，根本不知道很多东西。” “当我去到巴西，感觉是回到家。”巴西人太热情了，会招待朋友到家做客，而且完全不用事前预约。加上当地气候适宜，对大马人来说是很舒服的。他说，如果一个外国人不会说葡萄牙语，但很努力地用葡萄牙语跟当地人交流，他们会很开心，很愿意帮助你。巴西散发出来的人情温暖，真的会令人流连忘返。意外成为巴西音乐推手返马后，他加入了一个乐团担任吉他手。他还记得在1986年领了第一份演出薪水，结果一晃就38年了。他坦言，那个时候，想成为全职音乐人，必须拿捏各种曲风，不论是蓝调、雷鬼、爵士，才能随机应变，配合观众偏好演绎各种歌曲。然而，好景不常在，几年后，许多商家因经济不景，削减预算，仅聘请键盘手和歌手驻唱，不再聘请乐团，顿时令他失去了生计。正当苦恼时，刚好有一位经纪人捎来了一个演出机会。他不问细节就一口答应下来，怎知原来需要到浮罗交怡驻唱。他立刻意识到问题很严重，毕竟他是一名吉他手，并非歌手。且一星期需演出6晚，每一晚有3个环节，每个环节长达45分钟。他苦笑，即使弹古典曲目、独奏歌曲都未必能撑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唱歌，因为之前都有女歌手嘛，我只需要伴奏。”那个时候，他踏出第一步——弹唱巴西歌曲，很快便克服难题，逐渐找到节奏，变得得心应手。他想起了巴西传奇音乐人乔安·吉尔贝托用一把吉他和美妙的歌声，就能演唱出音乐最纯粹的本质。荣获里约布兰科勋章 2004年，他在一场演出认识了时任巴西驻马大使Marcos Caramuru de Paiva。当时他正好演唱多首巴西歌曲，吸引了大使目光。很自然地，彼此相互介绍，李鸿昌便邀请大使来他的驻唱酒吧捧场。自此，大使有空就会携带妻儿一起聆听他的演出，还邀请李鸿昌到他家用餐，担任他孩子的音乐老师。 2022年，六十多岁的他获得巴西政府授予里约布兰科勋章（Order of Rio Branco），以表彰其卓越贡献。据悉，这是巴西政府颁发给外国人士最重要的荣誉勋章，李鸿昌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马来西亚音乐家。我本以为是这位大使提名他，他摇头说不是，而是现任的巴西驻马大使Ary Norton de Murat Quintella提名李鸿昌获得这个勋章。他坦言，他只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其实，整件事他毫不知情，甚至觉得受宠若惊。过去获得有关勋章的人，都是为巴西做了很多杰出的贡献，比方说政治家、外交官、人权活动分子等等。他一直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这个勋章的重量。“我不会给你那张（勋章）照片。”他很难为情地说道，自己所作的一切真的不值得一提。不少音乐人会为自己设下一个远大目标，当我问到，未来有哪些推广计划吗？他直言，一切随缘，专注做好眼前的事。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持续累积自身实力，别人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如果你真的够杰出，别人一定会知道，我们不需要做太多‘noise’。” 【知多一点】〈伊帕内玛女孩〉最初是一首纯葡文歌词，原创者是“波萨诺瓦之父”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与巴西著名作词人维尼休斯·德莫拉艾斯。在1963年，美国爵士乐代表人物斯坦·盖茨特爱这首作品，希望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因此，他邀请裘宾，以及另一位巴西传奇音乐人乔安·吉尔贝托来美国录制《Getz／Gilberto》专辑。不过，为了让歌曲普及，他们添加了几节英文歌词。英文歌词由美国知名作词人诺曼·金贝尔所写，然后邀请吉尔贝托的妻子爱丝特·吉尔贝托演唱。出乎意料地是，爱丝特·吉尔贝托柔和嗓音和慵懒惬意的演唱风格，让〈伊帕内玛女孩〉一夜走红，成为史上第二首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仅次于英国摇滚乐团披头四的〈昨天〉（Yesterday）。与此同时，更为她赢得波萨诺瓦歌后的美誉。2023年6月份，她在美国费城与世长辞，享年83岁。更多【人物】：国际舞蹈大师廖春慧／倾注一生，舞出东南亚民族舞蹈之美制弓师黄鹏健／不能急，不能慢，要精准作家马尼尼为／写作者一定要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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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弓师黄鹏健／不能急，不能慢，要精准

连黄鹏健自己都说，制弓是非常非常非常小众的领域，“从供应商来看，螺丝、刀具，全世界就只有一家，在德国。” 这里说的弓，不是弓箭的弓，而是提琴家族乐器里用来拉琴的弓。细细一根琴弓，由弓杆和弓毛组成。当弓毛摩擦琴弦，声波传送至提琴音箱产生共鸣，发出悦耳的声音。提琴家族包括小提琴（violin）、中提琴（viola）、大提琴（cello）和倍大提琴（double bass），是古典乐团不可或缺的乐器。在马来西亚，学习和教导提琴乐器大有人在，但是提琴修复就少一点了，制琴屈指可数，制弓……要数黄鹏健。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黄志汉今年6月，黄鹏健带着自己制作的琴弓参加意大利国家提琴制作艺术协会（ANLAI）举办的第18届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在制弓组夺得“Floriano Nofri”特别奖。（注：Floriano Nofri是意大利著名制弓师）他做了一套小、中、大提琴弓，得奖的是大提琴弓，评审评语是“有个性”。他自谦，比起前三名，自己的作品差远了。三把弓展示在他开设的KS Strings琴行，一旁还有一把大提琴。重点在琴码（又称琴桥），是爱徒在另一个国际琴码比赛的得奖作品。参加制弓比赛是黄鹏健追求进步的动力。此次得奖，意义在于得到鼓励和认同。在这同行不多的领域，做得好不好只有同道中人知晓。如今已踏出第一步，未来他还要继续制作更好的作品，朝首奖迈进。 “再不去参加多一点比赛的话，在制弓方面就会（进步）慢一些。”黄鹏健是小提琴乐手、小提琴老师，也是提琴修复师。2014年开始接触制弓，才成为本地少数的制弓师。朋友支持，向他订制琴弓，2018年至今累计了逾30个订单，还没全数完成。慢，是因为觉得作品还没到水准，对不起乐手的琴艺。所以，他选择参加比赛，而且是自己能亲临现场，见到评审，聆听评语的比赛，这样才能清楚明了哪里需要改进。“算上去其实不是很多啦，德国、法国、中国，现在是意大利，才4个国家。” 打造手工琴弓至少需要10天黄鹏健的工作室就像一般木工工作室，有多个木制工作台，散布着刚刨下的木屑，整齐排列各种不同大小的刨刀、锉刀、凿刀、夹钳。这些工具，他自小就不陌生。出生在承包商家庭，他从小就爱拿起铁锤、钉子、锯子，敲敲打打。其中一隅，看起来挺像“手术室”，一把大提琴被“开膛破肚”，面板揭开了躺在工作台上，强光照射，等待修补裂缝。他的几位同事各自忙碌，有人在换弓毛，有人在小房间里上漆。一个工作台摆上新从法国购得的琴弓原木料，黄鹏健介绍，顶级琴弓用巴西红木（Pernambucco）制成。他分类了级别比较说道，树龄20至30年的木料太年轻，颜色较浅，质量较轻；好的木料，油脂刚好颜色较深，木纹细密，且线条一致，少节眼，有韧性。那些原木料已经有琴弓的雏形，重量大约160至220克，得手工一点一点刨剩38克。加上弓毛、弓毛库，一把小提琴弓的重量约60至62克。弓毛是马尾制成，黄鹏健选用的是来自蒙古的马尾，得人工把卷曲了、拗折过的仔细挑拣掉。手工制的弓毛库和尾钮，镶嵌上鲍鱼壳做装饰，也是他精选出没有瑕疵的部分，仔细打磨而成。尾钮和收紧弓毛的半圆环，则是用银块一点一点磨成。一把手工打造的琴弓要花多少天完成？黄鹏健细数，刨弓杆4至5天，弓毛库4至5天，尾钮1天，组装起来至少10天。而此次参赛的整组作品，耗时2个月制作。制弓就是磨磨磨，削削削学琴、教琴、修琴黄鹏健从2018年开始认真学制弓，制弓生涯还不算长，但他的音乐之路早在少时就开始了。他的哥哥是画家，从小受到哥哥艺术熏陶，带他去听音乐会，看艺术表演。“当时马来西亚没有MPO（马来西亚爱乐乐团）、NSO（国家交响乐团），只有Jalan Ampang（安邦路）的MaTiC Hall（马来西亚旅游中心），偶尔有重要的音乐会、舞蹈表演。” 90年代，想学音乐不是钢琴就是吉他。14岁的黄鹏健走进乐器行，看见只有小提琴一把，认定就是它了！他在中学的小提琴学会上组课，放学后找老师学琴，中学毕业后也自己教课。当时，他在一家琴行打工，顺便学一些基本的修琴知识。琴码、弓毛，这些都是提琴乐器的损耗品，就像汽车轮胎一样，不久就要替换或重新定位（alignment）。提琴修复自此在黄鹏健的音乐生涯种下种子。当时从事提琴修复的少之又少，乐手通常往新加坡找人修琴。2008年，黄鹏健开始认真修琴，在家里搭了工作台，乐团朋友开始把琴交到他手上。这么冷门的领域，上哪找资料钻研？“当时真的很困难。”黄鹏健想当年，脸书甚至尚未流行，电邮到外国工作室询问统统石沉大海。他翻出两本旧书，《提琴的制作与修复》和《小提琴指南》，是他最初的“老师”。他也在中国网络论坛结识同好，牵线认识了马来西亚其他州属的修琴师。而替他打好刀工基础的，是中国广州的修琴师朋友。唯有制弓可全由自己掌握 2014年，黄鹏健开始接触制弓，于2018年拜师法国制弓师Manuel Ruhlmann，认真钻研新领域。为精进工艺，他还曾到英国工作室实习。渐渐地，制弓和修琴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我是喜欢的，因为不用练琴。”黄鹏健半开玩笑解释道，在乐团有时得工作到很晚，挺累的，更何况他还要教琴呢。 “人家说学琴会陶冶性情，我觉得学琴更大压力啊！”一辈子与提琴为伍，他这么看自己参与的领域：拉琴不只对自己，还要要对整个乐团负责；教琴，看到学生进步，也是满满成就感；修琴是职责，顾客把琴送来，他关心能不能准时修好交付；制弓则是全新的学习领域。制弓应该是讲求慢工出细活的吧……看他四五天才把木料一点一点地刨掉一百多克，剩下的38克不只重量要到位，形状、弧度、弓头弓根的重量都要拿捏得当，还要有自己的设计巧思来展现个性。修琴也应是如此吧？这些木质品一旦磨过头，就难回头了。但顾客的琴和弓也不能堆积如山啊，所以黄鹏健认为，精准才是最重要。“我们要把自己训练到精准，心里面不能急，但也不能慢，而且要准，就是所谓的效率。” 他的手指曾经受过伤，削木时刀子卡紧了，他用力一推，一时分心，手指就被削去一块皮。受伤后，黄鹏健一年不能拉琴。问及当时心中想法，竟然是“我终于不用教琴啦！对不起，老师不能示范。” 手指受伤，指头活动不够灵敏，对拉琴当然有影响，对制弓的木工倒是还好。那一丁点窃喜是因为，修琴和制弓的时间都不够用，真没空教琴了。集各种身分于一身，工作繁重，唯有制弓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时间、品质压力全由自己掌握，黄鹏健真真正正享受其中。那么制弓要如何突破瓶颈？不知是自我要求太高还是谦虚，他自认，到目前做的每件作品都不够满意，“你问我有没有已经有一个满意到我觉得100分的？我都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拉琴是制弓师的必要条件吗？很多伟大制弓师其实都不会拉琴，但在黄鹏健看来，制弓师懂得拉琴是bonus（额外好处）。因为自己能第一个试音，感受弓子的弹性和音质效果，不需要另外请乐手试音，或者有时乐手也形容不出感觉，制弓师不知从何改进。那对有兴趣学制弓、修琴的朋友有什么建议？黄鹏健斩钉截铁说：“没有热忱，不要踩进来！” 更多【人物】：作家马尼尼为／写作者一定要有不满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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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尼尼为／写作者一定要有不满

去台湾念书，是叛逆的选项。念美术系，也是。美术课上不太听话，叛逆。走进没人看好的婚姻，叛逆。30岁开启作家生涯，出发点也是为了反抗什么。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10年来创作不断，她写诗，写散文，画绘本，得过一些文学奖。2024年，马尼尼为发表首部长篇作品《故乡无用》，转身凝望自己的家乡，写的尽是无用的人。 “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没想要迎合谁。”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受访者提供在访谈起始，把“叛逆”两个字抛给她，她接住了，静默一阵，说很少有人看到她叛逆的问题。说着说着，叛逆几乎贯穿了她的人生走向。小时候其实很乖的，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小孩。听话。不用师长操心。青少年听中国摇滚，身体里隐隐鼓噪着一种年轻的愤怒，再用画笔抒发。“叛逆是在心理的，跟实际表现相反。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很乖的人。” 高中毕业，乖小孩变得乖张。“我要开始面对自己的叛逆。”叛逆是不听大人的话。叛逆也是，明明成绩很好，却背弃人人眼中“更好”的选项，报读台湾师大美术系。叛逆难容于世，往往不是因为坏或恶，而是过于天真。 “我是理科生，班上的人都想当医生、工程师，所以心里有种好像已经没法再跟其他同学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我去了一条很不被看好的路。”原因很单纯，“就是喜欢画画。” 没想到大学4年，拥有相同喜好的台湾同学，却也没有要跟她说话。“他们看不起侨生。”没遇到好同学，也没遇到好老师。托着理想飞到远方，学不到半点东西。一个本该教人创作的科系，活生生吃掉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一个毁灭梦想的地方。“毕业后我根本不想再画画。所以我其实很愤怒啊。什么都没学到。” 选择做自己，需要承受很多挫折，“美术系读出来，没有出路，没法赚钱，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马尼尼为曾在画廊和公共艺术公司上班，也有过到处打零工的日子，偶尔投投稿。“到后来其实也没人看好我的婚姻，我还是去结婚了，就是一种叛逆吧。” 她的婚姻生活，有先生，先生的妈妈，先生的弟弟，接着多了一个儿子。大家住在一起，台北房子小，摩擦多，磨出了她的写作欲望。很多话想说。用他们不屑看见的方式说。 “我对我婆婆实在有太多的忍无可忍，觉得她跟原生妈妈差太多了，所以第一篇我想写的就是她。从那之后，我想写更多，写了我婆婆，写了我先生，再写我小叔，拿去投稿。” 幸运地，这些稿件被台湾独立出版社打捞，集结成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2013），书本原先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台湾没那么美好》。在写作里得到解放总是有很多愤怒。她从不遮掩心里的恨与不满。是这些东西唤回她想创作的魂。当了母亲，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2015）；恨透了先生，她在诗集《我们明天再说话》（2017；原名《你父亲已经死了》）里“杀夫”；杀一次不够，先生在隐晦家庭3部曲绘本（2019；《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死了一次又一次。 “人都会有不满。或者说，我觉得写作者是一定要有不满，如果我真的生活很幸福、很安逸，我应该不会写作。”平淡的东西，她也不想写。“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也没想要迎合谁，我觉得生命再也不会去在意谁的眼光了，已经肆无忌惮，全都不管了。” 她在写作里摆脱现实的禁锢，得到解放。回到现实，写作始终是被亲人看不起的事。10年没有上班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喂养家庭。“被看不起是一种感觉，人的头脑会忘记细节，所以我不会去记得谁看不起过我，但有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最辛苦的时候，也是马尼尼为觉得写作最好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未来不稳定，因此更要抓紧时间去写，抓紧机会去写。定居台北这些年，她数次获得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辅助，可以持续有作品面世，包括散文集《没有大路》（2018），里头写她的母亲，她的家乡。6年后，她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助计划，有机会出版《故乡无用》（2024），再次书写她的故乡，她的家族故事。 “其实放很久了。我想写我妈妈那一代的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妈妈、故乡都是写不完的。” 故乡是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马尼尼为的故乡有3个。童年栽在拉美士，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小到整个城镇只有一间华小。全家住在父亲工作的橡胶厂宿舍，9年没接触过一本课外书。四年级，她转校到麻坡，住在阿公阿嬷家，读了很多很多书。14岁那年，妈妈在娘家附近买了一间房，她从爸爸的故乡搬到妈妈的故乡，在渔村溜达着长大。 3个故乡，揉成《故乡无用》里的场景，假假真真。“大部分是真的。”书里的亲戚故里，自杀的自杀，迷信的迷信，发疯的发疯，失败的失败。多是没有学历，没有发达，丑得活生生的，无用的人。 “这也是延续一种叛逆的心态吧。我从没想要自己的作品出现所谓成功的人。当然跟我的处境有关，因为经历过这种不成功的感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也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 19岁去的台湾，转眼二十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已经长过待在故乡的时光。每年她会回家至少一次，也从未真的想清楚，人究竟要回来，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是故乡的力量吧，她说，一个人终究无法在他方生出归属感。 “故乡是一块泥土，它会不停长出东西。是一块野地。野生的。每隔一阵子回去看，它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对写作者而言，“故乡也是我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作家之外的事故乡是写不完的，人又怎会没有乡愁。蜗居台北多年，双脚不着泥土的地方，马尼尼为也找到她在异乡的故乡。 “我的乡愁，可能就用我的猫来填补吧。”在马来西亚，猫是在外面跑的。在台北，她可以养猫，摸猫，吸猫，跟猫一起睡觉。她把猫称作妈妈，称作故乡。“因为它是那么自然。所以我很方便，去到哪里都有一个妈妈。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 猫总是蹦蹦窜窜在她的作品里。她在诗集《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2019）写自己和猫的爱情。猫是她创作里，不满的反面，是爱。爱不会止于言辞而已。 “我一直拿台湾当局的辅助，有幸可以写作赚钱。我在想，作家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能够每天坐在家里写作，完全不用对社会负责？我是不是要走出去，回馈社会？那我应该关心台湾的什么？” 她关心到了动物收容所。 2021年获得“台湾书写专案”辅助，马尼尼为走进收容所采访工作人员，写就《今生好好爱动物：宝岛收容所采访录》（2023）。期间，她看见很多洞孔，没有人填补。采访结束，她没有离开这个场所，留下当志工，找纸箱，铺纸皮，买饲料，带猫咪看医生，也发挥自身号召力，在脸书专页向大众募资、号召人们收留领养。一边居家写作，一边闯收容所，心情落差很大。 “是完全的对比。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你看不到任何成效。在收容所待一下午，我做志工能够影响的事，能够改变的事，我能带出一只猫，就改变一只猫的命运，是很实际很实际的。” 台湾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支撑她写作。写作给她面对生活的力量，只要还可以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害怕。如今她也有能力走入台湾社会，用实际的付出带来改变，这会不会换来一丝在他乡的归属感？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么看的。 “我最大的惊喜是，文字能够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一个作家，出一本书十本书都可以说是走了很远，但是能够每年募到一笔钱，帮助一百只猫，其实这些都是文字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文字可以带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去到一个很远很远我没法想像的地方了。” 更多【人物】：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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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

他是一个爱逛菜市场的男人，所以他写了《男人的菜市场》，从男性的角度去谈逛菜市场的乐趣。他也是一个火车迷，喜欢搭火车走遍大城小镇，把旅途所见写了《11元的铁道旅行》。在低碳这个词还未为人所提起前，他已经实践低碳生活，他就是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对马来西亚并不陌生的刘克襄，每次来马总会找一个巴刹逛，接地气的看看巴刹的道地食材，跟小贩聊聊食物的味道，感受本地巴刹的“热带风情”。报道：本刊张露华摄影：本报陈敬晖这次应邀来马参加诚品吉隆坡书店主办的“台湾文学系列讲座”，趁着空档就自个儿从下榻的武吉免登区酒店，探险似的走路到半山芭巴刹，这样的路程恐怕也没有多少个本地人尝试过。他形容，这是一段惊险的旅程，走着走着行人道会凭空消失，然后要与车争路继续走下去；走下走下前面又出现一个窟窿，必须绕道而过，让他印象深刻。逛菜市场是他在台湾的日常，每去到一个地方都想了解当地的传统菜市场，因此就上网搜索，知道吉隆坡有这么一个传统巴刹，就决定冒险走一回。被问到“到此一游”后，对半山芭巴刹印象如何时？他说：“半山芭的景象，是60年代的台湾菜市场才有，想不到这里还存在。走在这里面就对照着过去（台湾），所以更有所感，也让我知道要改革一个市场的困难度有多高！” 那有没有看过在半山芭巴刹取景的《富都青年》这部电影？他又说：“我知道《富都青年》这部戏，但还没有看，这次走了一趟，回去后我一定要看！” 最爱大马咖椰大马被誉为美食天堂，多元种族也造就了多元美食，但刘克襄钟爱的大马美食，竟然是我们日常不过的烤面包里面的咖椰，第一次尝到后就爱上它，甚至发生了“咖椰爆炸”的难忘经历。他回想起那次的“咖椰爆炸”事件时不禁笑了笑说，当他第一次尝试到南洋经典早餐烤面包，就迷上了那一抹咖椰味道，这是他在台湾从未吃过的面包酱。于是回国之前，他特地买了一罐咖椰，用衣服卷起来放入行李箱，打算回去后慢慢品尝。当他回到家，打开行李时禁不住当场哀嚎，因为行李箱里那罐咖椰不堪高压炸开了，行李箱里的衣物都沾上咖椰，不必涂在面包上，就可以嗅到那股浓浓的咖椰香味。 “之后我把所有衣物及行李箱都彻底清洗，但衣物还是留着咖椰的味道，那次经验到现在还忘不了。虽然情况很惨烈，但我还是很喜欢咖椰！” 所以第一站带他到半山芭富都综合商业大厦（ICC Pudu）的美食中心吃早餐时，见到餐牌上有烤面包，二话不说就只点了它，搭配一杯海南咖啡，开始了他的吉隆坡巴刹游的第一餐。他表示，虽然光顾过吉隆坡不少熟食中心，但ICC Pudu给他很特别的感觉，好像回到台湾八九十年代，而且台湾也没有这样的集合各种熟食的食肆，人气沸腾，充满生命力。他自言已经不会走一般观光旅游路线，比较偏向逛菜市场。 “也可能因为年纪到了一个阶段的关系，更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会像几年前初认识马来西亚那样，四处找旅游景点。这次知道自己要什么，是一种温习与更深入了解大马的状态比较多，游走得更到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会更有写作欲望及想要写更多的东西。” 与小贩对话感受人文风情当他来到第二个巴刹──蕉赖11哩巴刹后，这种想写更多东西的想法更油然而生，想写的话题是一根油条。他说：“我回去想写一根油条。来到这个巴刹后，发现小小的巴刹就有3个卖油条的摊位，这种情况在台湾是看不到的。” 当天下午，他就在自己脸书专页上写了这么一段：技巧性开门见山地探问，是否有硼砂的使用。老板坚决表示，他们几乎不用硼砂，也不用碱水。加上，多人购买食用，委实无必要用硼砂延长食用的时间。刘克襄表示，自己是安溪人，在台湾有读安溪历史，而蕉赖11哩巴刹是一个以福建人居多的社区，所以他在这里遇到安溪人，与小贩对话，让他对安溪产生更大兴趣，回去后会更想了解安溪与南洋的关系。逛了两个巴刹之后，他发现一个有趣的人文现象。他在半山芭没有听到华语的对话，却听到日本人的对话及买菜，当下真的有被吓到，因为日本人素以爱清洁见称。在简单交谈下，才知道他们是居住在大马的日本人。去到蕉赖11哩巴刹，听到熟悉的福建话，刘克襄顿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小贩知道他是来自台湾后也备感亲切，更对他述说着对彼邦（台湾）亲人的思念。 “虽然是很小的事，却能够捉得到西马大都会里一些比较隐藏的庶民生活东西，对我来说走这么一趟就值得了！” “在我个人来说，吉隆坡的新地标只是一栋很冷的建筑物，我更喜欢来这边找一些人带风味的东西，这些人文风情常会让我对照台湾的风物。” 他也看过好些大马作家书写下的大马，写的是人物、自然生态，原始环境或过去的历史，但他还没有看到书写城市的作品，他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作品来认识马来西亚。惊艳邂逅老鼠粉刘克襄在逛着蕉赖11哩巴刹时，经过一个卖面食的摊位时，脸上出现一个问号，想问又不知怎么开口，于是他问了记者：“我想问，什么是老鼠粉？我昨天在走路去半山芭巴刹时，也看到一些档口上写着老鼠粉，那是什么来的？” 解开疑云后，他恍然大悟的说：“原来是一种面食。昨天我看到那些档口上写着老鼠粉时，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是用来捉老鼠的吗？但它又出现食摊上，我也不敢去问人家这老鼠粉到底是什么，心里一直很纳闷。” 随后带他去一家餐馆用午餐时，刚好餐牌上有瓦煲老鼠粉这道面食，就点了这道食物，让他亲眼亲口验证。当食物上桌时，刘克襄第一眼看到就说：“原来老鼠粉是长这样的，不就是我们台湾的米苔目吗？” 边吃边谈米苔目这个话题时，他说，大马的老鼠粉与台湾的米苔目有些不同，这里的老鼠粉是两头尖尖的，台湾的只有手工做的两头才会尖尖，大部分都是平头的机器做的，色泽也不尽相同。 “当你告诉我老鼠粉是一种面食时，我真的有种文化冲击的感觉，因为叫老鼠粉的东西，基本上应该是像辣椒粉之类调料，但被冠上老鼠这个词又觉得不是好东西的感觉，所以也不好意思问，怕被别人笑，没有想到竟然是米苔目！” 他表示，台湾米苔目煮法有炒也有汤，但有炒就不会有汤，有汤的通常不会有炒，当中客家人是以炒为主，闽南人则通常煮汤，还有一种米苔目冰的甜品，有机会去台湾一定要试一试。谈起面食，他就提到在大马吃的福建面。这种粗大的面条在台湾叫做大面羹，是台中一种古早味食物。 “大面羹是台中农民做的传统点心。以前到了收成季节，附近亲友都会前来帮忙。收割完之后，农民就会用稻米根和韭菜做成大面羹来慰劳大家，在当时来说是一种便宜又有饱足感的食物。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景象，但像我这个年纪的台中人都应该有吃过大面羹，如今台中还有人在卖。” 是榴梿迷亦是火车迷刘克襄也很爱大马榴梿，并说吃过大马榴梿后，就觉得泰国榴梿味道相差太多了。他吃榴梿还吃出个人心得，觉得最好能吃上4个品种，才能比较哪一个品种最好吃。他还记得有一年来马出席活动，主办当局特地安排了一众人到榴梿园大饱口福。抵受不住诱惑的他吃到停不了口，殊不知却吃上火，导致口腔溃疡，接下来的行程可就辛苦了，四处找凉水降火，所以他对榴梿是又爱又恨，每一个品种都想吃，但身子却受不了。刘克襄是一名火车迷，在台湾经常办火车游活动，带人搭火车走遍台湾的大城小镇，也书写了多本有关台湾火车的著作。他也特别喜欢大马的旧火车站，极具英殖民风采，与台湾火车站很不一样，所以这一次行程他也特地抽空去参观吉隆坡火车站，他在诚品吉隆坡的讲座会上提到，台湾的火车路线是环岛型，沿着火车路线可以绕一圈台湾。而大马火车路线则是呈“Y”字形，从南马北上就分成东海岸与西海岸两条路线，无法串连成环岛路线。 “我很想走一趟大马铁路游，刚好9月我会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讲课，逗留3个月，所以我会规划来一趟大马火车之旅。” 更多【人物】：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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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

台湾作家马翊航是台东卑南族人，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他在距离部落1小时的池上度过童年生活，成长后才有族名“Varasung”，学习族语也是几年前的事。 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更是他在不会写族语的情况下书写的。身为原住民作家但不会说族语，对原住民文学不理解的读者，乍听之下或许有些“不对劲”。但马翊航却认为，对一名创作者而言，这个身分带来的生命经验更为重要。 “原住民文学不见得‘只会’或‘不会’族语，而是关于原住民这个身分。”马翊航说。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黄冰冰 “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走在路上看见不同族群的脸孔、不同文化的街区，好像你可以用很短的距离，就能穿梭许多不同的文化空间。”伴随声音和味觉，各种强烈的城市色彩带来的刺激感，在游走吉隆坡3日后，马翊航笑言每日都处在“感官超载”的状态。这是他第一次探访马来西亚，但行人在耳语间传来的语言却微妙地熟悉，“马来语跟建和卑南语属于南岛语系，所以有些字相像、有些一样，就像‘Ayam’在马来语里是鸡，我们是鸟。”虽然学习族语是成人以后的事，但对原住民身分的想像，在他的记忆中始于青少年时期。不要忘记你的身分首次离乡背井，是马翊航到花莲就读高中之时。这时的他开始接触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学创作不在课堂作文考试的框架，更可以用来回应自己生命问题。”当时，他曾出席一场与乡土文学有关的文学营队，因指导老师、台湾诗人向阳的一席话有所启发。 “向阳老师对台下的我们说，‘如果在座有原住民学生，请不要忘记你身上有很重要的血液，你要用你的方法为你的族群书写。’我在当下没有举手说‘我是原住民’，但这一番话像种子种在我心里。” 然而，当他在思索与原住民的身分连接，却发现从出生地开始，就有了距离。童年住在距离建和部落1小时车程的池上，除了来自台东建和部落的父亲，母亲这头有初鹿部落的外婆、来自云南腾冲的外公，继母是闽南人。家族间多重族群的融合，让他对原住民身分感到困惑。 “我以前也不会说族语，可是当人家知道你是原住民时，自然会对你有些期待。”每当旁人提及此身分，接下来的提问：“卑南族有什么原住民文化？你有专属的传统服装吗？祭典时回部落吗？”这些问题在他身上，貌似得不到答案。高中毕业后，马翊航到台北继续人生旅程的下个阶段。离开原生部落看似越来越远，但该如何回应原住民身分的相关提问，他不曾停止思考。要从家庭开始认识自我身分在16岁写了一篇身分相关的文字，即便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硕博士读的是台湾文学，但过了很长的时间，马翊航不曾处理原住民写作。“我电脑里都是写作的草稿，有一些题材放了七八年甚至更久，但很多都不曾发表。有一些是没信心，也有更多是关于同志的身分和家里的关系，或许也是还没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 2019年，他35岁，出版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书名语带谐音与双关。 “山地话”是马翊航面对关于原住民、农夫的小孩、同志等多元身分和语言的探问；“珊蒂化”则是他用载歌载舞的美丽妖娆身姿，书写家族与个人记忆中的原住民与性别经验。 “以前的担心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它有几道门慢慢被打开，所以在《山地话／珊蒂化》要加一个斜线，因为它不是用正面的方式直接去处理族群。”他认为，要认识自我身分得从家庭开始，“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将我生命里很多语言族群的接触点，一个一个描绘出来。所以我才在一开始说，到了吉隆坡有很多族群声音的接触点。” 即便出版了和原住民身分相关的散文集，但那时的他仍不懂族语。发现不一样的世界观成年后，马翊航才有了族名“Varasung”。而冠病疫情期间全球封锁，这才让他空出时间配合台湾师范大学的进修课程，开始学习建和卑南语。 5月初，他和台湾诗人、作家陈柏煜在诚品生活吉隆坡店举办题为“想像鱼刺刺了一下”座谈。之所以命题如此，源自建和卑南语使用喉塞音。他说：“老师要我们想像‘鱼刺刺了你一下’或‘拿手指压进喉咙’。这样做以后很自然地就发出（音）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想像。” 透过学习族语即多了一个管道，增加与部落或亲友的对话机会。惟他表示对话不单指用族语直接与族人沟通，而是让部落里的人知道在外族人的孩子，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关心部落文化。而不透过翻译便能读懂族语，马翊航表示偶有惊喜。他从一样的词汇发现部落不一样的世界观，以野生植物血桐树为例，“这个植物被割开后留下的红色汁液像是流血，因而得名。在部落里血桐叫做auvuv，同时也有流血的意思。” Auvuv用在日常对话，更接近‘呵护受伤的人’。在建和部落里，若小朋友受伤时，族里的人就会说“auvuv auvuv”，马翊航进一步解释：“族语跟植物间仿佛有另一种互动的关系，因为血桐这个植物是‘受伤的植物’ ，所以要去抚慰它。” 目前生活在台东建和部落的卑南族人，少于1000人。而能够流利使用族语对话者，大多为50岁以上的族人。马翊航对比不谙族语前，如今更愿意回到部落参与祭典，从中了解当地的生活境况。 “对我来说，并不是因为被一些事情触发后，才转过身热切地拥抱我的身分。我反而想用比较自然、随缘方式……人生中出现了什么是你的境遇，而写作只是把这些境遇写下来。” 重要的在标签底下人的一生必然伴随许多标签，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某一个群体。马翊航是一名作家，而“原住民作家”是他对外的其中一个标签。虽然他并不排斥被标签，但会警戒出现预先指定的情况。 “例如在我没有学族语前，每当以原住民作家出席文化活动，主办方会问是不是可以用族语朗诵文章，或者有人会说‘你应该要有一个族语名字，”在思考原住民文学时，他认为不见得“只是会”或者“不会”族语，更重要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身分。马翊航传递予大众，台湾原住民不只有一种原住民，有很多的部落以及不同的生存状况。有人生活在城市，有人生活在部落，有人不断来回在两者之间，甚至也有人在海外。这些生存状况，或许是受到社会影响，也有国家的介入，但社会时常以“一个人会不会说族语”“愿不愿意亲近自己的部落”视为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常听见的就是：你不爱你的部落，你不爱所以你不回去。” 他强调台湾原住民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很可能经历了不同的缺损、不同的移动，“原住民的身分包含几个元素不断交织，像是血缘、生活空间、语言表达和生命记忆。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种生命状况当中，所以标签底下的东西才应该关注，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身分随生命历程不断变动对他而言，文学写作是一段不断与生命体验互动的过程，“在不会族语前，创作有它的互动方式；在接触族语之后，它又有它的互动方式。” 从青少年到现在，马翊航视文学为梳理身分的媒介，问及是否因此从写作中找到了自己？他表示不会那么快为此下定义，“‘找到了’好像目标已经在了。我觉得目标在了，人的行动就会停滞。火车到站，你下车后就不在这个车上了。” 而写作是一直不断进行的过程，这个“回答的方法”也会随着时间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身分也一样。我是原住民，我是男同志。对我来说，这个身分永远都在变动。”他认为看到这些变化，远比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更重要，“我不是不为我的群体发声，而是想让其他人看到原住民、同志也有这样的角色存在。或者是说一个学习台湾文学的人，在里头也可以有这样的风景。” 【马翊航小档案】台东卑南族人，1982年生。池上成长，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曾任《幼狮文艺》主编，著有个人诗集《细软》、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合著有《终战那一天：台湾战争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湾文学故事》。更多【人物】：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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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 看这段歌词的你，是否已经情不自禁地哼唱出声？这首〈新不了情〉曾经伴随着同名电影赚了多少70后、80后的热泪，亦是万芳在我们心里留下最深的印记，于是乎，“歌手”成了她最显著的标签。然而，实际上她在舞台剧深耕已久，出演过多部影视剧，凭着大马导演张吉安的《五月雪》提名2023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演员万芳，你认识吗？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黄冰冰 “倒下的你们，背脊上刻着血红的日期；哑口目送一把火烧毁的红登记；沉睡的你们，永不知躺在无垠的山丘；无人探望，连家国也不敢提起的栖息地……” 讲述着513事件的《五月雪》，在万芳有些凄楚悱恻的歌声中渐渐落幕，与片中大片的马赛克和偶尔间断的消音遥相呼应，不禁令人心生叹息。这是阿英的心声吗？ “其实我在唱这首歌时，有跟导演讨论过，因为这是导演写的歌词。但是我觉得它不太像是阿英的角度唱这首歌。” “所以我有问导演希望是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到歌词？他就说万芳的角度。” 那时候电影的拍摄工作早已完成，于是她静下心，重新寻找当时走进义山冢的感受。答案有些让我出乎意料，不是恐怖阴森，也不是幽怨心酸，而是温柔。 “我记得第一次去到义山冢时，感受到的是温柔。所以，我就将自己安静下来，不是往‘外’唱而是往‘里’唱。”比如那一句“是负心的人点启的冷枪弹雨”的旋律本是外扬的，但在她看来是一句双关语，是收在内心里无法释放出来的痛楚。就像悲伤到了极致，反而哭不出声。她说，其实有很多角色穿插进入到不同的字句里，每一句、每一段可能都有不同的角色，因此在唱法上也没有特别的设定，只是顺其自然，任它自然地流淌。她为“失语”的阿英们发声，唱尽了那些静静躺在义山冢里，失去姓名和身分的无名氏们的孤寂和悲凉。事业高峰期突然想演戏实际上，“阿英”并非万芳的第一个角色，她的演员生涯始于1995年，而在此前她就已经位列畅销歌手的行列。她于1990年以首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出道，92年发行两张专辑《放心》和《真情》、93年《贴心》、94年《断线》等专辑，在亚洲创下逾百万销量，其中《断线》里的歌曲〈新不了情〉更成了不朽名曲，至今仍稳居K歌榜中。在歌唱事业屡攀高峰之时，她忽然向经纪人提出想要演戏的想法，询及其触发点时，她笑起来：“我也不知道。” 提起舞台剧，原本看起来有些疲惫的她，两眼瞬间绽放出光芒。一个连本人都不知道，又那么突如其来的想法，促使她到台湾喜剧演员李国修成立的屏风表演班面试、参演舞台剧《莎姆雷特》，由此解锁“演员”这一新身分。 “我是毛遂自荐的，后来跟李国修老师聊之后就感觉挺不错。因为自己对心理学很有兴趣，我不是戏剧科班出身的，大部分在切入一个角色的时候，就是透过我比较喜欢的心理学的角度去进入到这个角色。” 自此，万芳就在舞台剧开拓了另一片天地。歌手与演员的不同与许多歌手玩票性质的跨界演戏不同，万芳在演员领域深耕许久，从1996年至今已经演出多部舞台剧、影视剧的女主角，更在2004年的第39届金钟奖凭着《冷锋过境》一举拿下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她认为，当“歌手”是稍微纯粹一点的自我，“演员”则是通过剧本里的蛛丝马迹创造出一个角色。在剧本已经为角色设定好人物性格等基础上，不同的演员去演这个角色，就会出现不同的线条。 “所以他是在一个剧本之下的一个创作，但‘歌手’不是，‘歌手’是比较自我的。” 不被观众影响是最重要的训练那么同样是演戏，一边是每个镜头可以精雕细琢的影视剧，另一边是无法重来的一次性艺术舞台剧，哪个更得她的青睐？ “蛮不同的，”她思索片刻，“因为镜头式的戏剧有它的美感。” “舞台剧，我们站在舞台上并不是说要夸张，但是你的能量必须要传达到最后一排观众，所以能量的展现其实会有一些不同。” 镜头式的戏剧因为具备多种语言结合而成的镜头语言，所以呈现的方式有别于舞台剧，令她难以取舍。 “那舞台剧就是大家从头到尾在看你，不能重来，120分钟的戏就是120分钟，我们有的时候要在瞬间切换；有时候是年代的跳跃；有的时候是一人分饰两角，会有不同的‘过瘾’。” 她分享，当他们在舞台上演出时能清晰地接收到观众的反应，于是会出现一些“技术性问题”。譬如说台下观众有反应，有时候演员需要“让一让”反应，否则他们的演出可能会被淹没，导致观众听不清楚他们在演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戏剧的表演尤其是舞台剧，当你有（接收到）台下即时的反应时，我们千万不能被台下的反应带着走。” 而不被台下观众的反应牵引，正是他们最重要的训练。 “不要因为台下的反应而失去了你的初衷，那你就不在那个角色上了。”她举例，假设演员知道一些情节会引发台下观众的反应，表演方式变得更夸张或放大，那就会脱离角色。 “因为舞台剧可能一连演了好几场，可能是前一天的观众在这个节点有反应，你就期待今天这些观众（同样）会有反应，那你也就不在这个角色上了。” 当不同批次的观众对于相同情节的反应不一时，她不会感到困惑，反倒觉得有趣，而且很多时候演员在排练过程中，并没有察觉到相关剧情是笑点，结果正式演出时，观众却哈哈大笑。原来“局中人”的演员和“旁观者”的观众，看待同一段剧情时的视角和感受竟如此不同。 “反而有的时候其实是观众带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个戏，或者是让我们发现了这个戏里更多有趣的地方。” “我常常觉得即便是舞台剧，‘演出’都不是最终的答案，其实它都还是可以因着你每天不同的新感受，然后你会对这部戏产生新的注解和诠释，我觉得这也是舞台剧非常美妙的地方。” 解锁“导演”新身分？除了演出舞台剧，2014年她还解锁了一个新身分——担任舞台剧《圣诞快乐》导演。提起这一经历时，她笑道自己那时候还蛮享受导演的身分，其中部分原因令人莞尔。 “因为我不用化妆，哈哈哈！” 言及此处，她发出爽朗的笑声，随后她正色地解释“导演”和“演员”的角色差异甚大之处，在于导演需要整合包括演员演戏、技术的部分，以及一部戏的最终呈现，而演员仅仅是负责演戏足矣。“那导演的组织能力以及整合的能力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要整合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她坦言目前已经推掉一个导演的工作，与上一次的导演经历有关。“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我觉得当导演真不容易，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真的太大了。” 她认为如果担任镜头式戏剧的导演，时间的压缩对她而言将会是一大挑战，需要和时间赛跑，必须跟上一定的进度，但舞台剧一般会用2至3个月专注在这部戏里，最后再呈现结果，所以可以不断地琢磨每一场戏。 “可是镜头式的戏剧那种时间的压缩，我觉得比较恐怖。” “虽然很多人都说只要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就很ok，但是我……还是暂时先不，我先过一下小日子。” 尽管不知道这段“小日子”有多长，但我们不妨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一睹“导演万芳”的影视作品吧！更多【人物】：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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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战争或军事电影具备一种独特的魅力，那就是真实感。每一帧激昂悲壮的战争画面，背后往往有一段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然而，如何重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各种排兵布阵、士兵英勇战斗的决心？这一切离不开幕后的无名英雄——军事电影顾问。他们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再结合电影艺术特效，赋予电影一种逼真的临场感，让观众能与角色共情，投入到战场的氛围之中。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苏思旗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是电影好玩的地方，当你具备这些知识和经验，然后所拍摄的电影题材又跟你专职有关，你会发现这些技术都能应用在电影制作上，甚至超越你所学习的范围和认知到的东西。”马来西亚导演和军事专家徐添发（Frank See）兴奋地说道。他曾担任《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的军事技术与指导顾问、《紧急救援》的水域救援与训练技术顾问、《长津湖》的抗美援朝历史美军军事顾问、《蛟龙行动》《红海行动2》海事防卫工程与军事顾问。此外，他也参与了马来西亚军事电影《PASKAL》《Air Force The Movie: Selagi Bernyawa》《War on Terror: KL Anarchy》《Bomba The Movie: Legasi》和《Takluk：Lahad Datu》的制作。若要追溯源头，他年轻时就已经爱看军事电影。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自己喜爱的电影，如《勇闯夺命岛》《黑鹰坠落》《深入敌后》《关键指令》《00:30凌晨密令》《反恐战场》《辛瑞那》等等。尽管如此，他倒是没有编织任何导演梦，“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爱管理和爱管闲事的人。” 机缘巧合接触军事电影在进入影视业之前，徐添发从事项目管理工作。一次偶然机会让他接触到军事国防方案的项目，从而得以测试和获取各种军事相关和实战应用技能。期间参与部分国防项目，为政府提供反恐军事顾问和方案服务，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相关研究与知识。他始终强调，踏入电影圈纯属巧合。在2016年，香港导演林超贤来马拍摄《湄公河行动》，急需一位具备军事知识的人手帮忙。在命运的撮合下，徐添发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当时他还是需要上班，本以为只是抽空帮忙两三天，结果档期一敲就是两个月。他苦笑着回忆道，最后只能请假配合拍摄档期。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欲还原惊心动魄的战役画面，必须保持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徐添发透露，林超贤是一位极其严格的导演，他要求演员需掌握好相关技能，并确保场景设定、武器道具和特效都达到高度的真实感。开拍前，演员需经历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以切身体会军人的刻苦与坚毅。拍摄期间，演员还得身穿真实的避弹衣，并手持重量相近的武器道具和真枪空包弹。当然，最关键的是现场演员和工作人员必须注重安全。 “这方面我跟导演有同样追求，as real as it gets，就是能够越真实越好。”他补充道，军事电影仍需符合严格的指标和规范，要有扎实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据。如果剧本经过详细考究，才能经得起推敲。因为电影会放大某些细节，所以要有精细的制作。这也是军事顾问的价值所在，他们会与导演确认这些基本定位，避免技术出错而导致观众“出戏”。以《长津湖》为例，这部电影由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联合执导，而他则协助林超贤处理美军的背景研究，包括教导演员如何握枪、军队跑步的姿势，以及绘制地图和作战路线。血液变化也要完全复刻为了准确还原那个年代军事所用的对话系统，徐添发还邀请了一位专门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参与制作。他笑着说，那个年代的粗口肯定没有“F”字，但“shit”倒是有的。此外，在设定战场时也要非常仔细到位。比如在仁川登陆战的场景中，所有坦克、炮弹、军队分布和列阵位置都要精确。“（仁川登陆战）那一场戏用了‘真’的坦克，就是做出来的道具，但很逼真。之后再由一千多人扮演美军，让真实场景与CG效果混搭。” 拍摄《红海行动》时，徐添发因过往救援与战术战伤训练经验，特别注重伤者生理和心理反应与细节，特别是血液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化。当血液溅在干燥的沙漠上，其液态和浓度呈现不能太夸张。 “刚处理的伤口，血会由稀转浓，如果涉及血管破损便会泉喷出来。倘若曝露在干燥环境中一段时间，会因为血小板快速凝固，伤口旁边会稍微偏黑红而干煸等等。所以我们会追求做到很极致的（画面）。” 《PASKAL》初版偏暗黑剧情《湄公河行动》上映之后，加上有了《红海行动》的制作经验，徐添发有感而发，决定尝试拍摄一部马来西亚的军事电影。他回忆道，早年有人拍摄了关于陆军特种部队（GGK）的故事《Bravo 5》，但反响平平。于是，他向海军提议拍摄《PASKAL》，故事内容改编自1998年安哥拉维和运动解救5名人质、2011年亚丁湾行动（Operasi Fajar 8: Teluk Aden）的真实事件。徐添发撰写了第一版的故事大纲，并比较偏向暗黑面。不过，为了迎合市场，投资方和相关制作单位不希望剧情走向悲剧或暗黑面，最终将剧本修改成可以上映的版本，融入更多亲情元素，让公众更有代入感。同时，电影的主题也变得鲜明，即“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尝试把主角“弄死” 一心寻求突破的徐添发却希望打破传统剧情框架，不想每次都以“happy ending”收场。因此，在《Air Force The Movie: Selagi Bernyawa》这部电影中，他便和另一导演Zul安排主角Adnan自我牺牲。可是，这个决定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弹。 “他们问，主角为什么会死？但你们不是因为他（Adnan）死才会共情吗？电影不就是应该要酝酿出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东西吗？你是不是也为Adnan的死亡而感叹？” 他指出，本地电影中所塑造的主角往往被既定刻板印象定型，限制了角色的发展空间和人格魅力，也削弱了电影的精彩程度。徐添发直言，不妨为电影注入新的概念和剧情转折，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刺激体验，这也有助于推动电影市场的发展。剧本设定才是高难度当被问及最具挑战的部分时，徐添发毫不犹豫地说——剧本设定。编剧和导演必须懂得拿捏尺度，不能过于直言不讳，也不能让大马军方在剧情中有侵略他国的形象。他指出，拍摄军事电影并非等同于制作军事纪录片，仍需要一个人物或一起事件来吸引观众。例如，2013年拿笃冲突事件中，大马军警与苏禄武装分子开战，这是一起真实事件，但仍需要通过一些人物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其次，资金是本地电影业的痛点，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经费内做到最好。难得可贵地，本地军方愿意提供军备供拍摄，让电影充满真实感。拍摄《PASKAL》时，大马海军便允许摄制团队登上潜水艇取景。同样地，在拍摄空军电影时，大马空军也批准团队拍摄改良型的F-18战斗机和苏-30战斗机，甚至乘搭C130、A400M运输机，在1万1000公尺高空拍摄。为了摄录震撼人心的空中场景，徐添发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平台，能够装下12台运动相机和3台电影相机，并将其安置在战斗机下方拍摄。想拍摄具世界观的军事电影自从《PASKAL》突破3000万令吉票房后，市场对军事电影的需求大增。然而，许多酸民不支持本土电影，上映后又对海军设备如潜艇的性能有所质疑。对此，徐添发说，“你要了解当军人不容易，当潜艇兵尤其难。第一、潜艇内他们不能生病；第二、心理素质要超强；第三、他们需长时间待在深海里面，并在有限的空间活动；第四、什么（资讯）都不能透露出去。” 撇除酸民因素，许多国民还是乐于看见更多本土军事电影。2023年11月上映的反恐动作片《War On Terror: KL Anarchy》，以及接下来会上映的《Takluk: Lahad Datu》、《Bomba The Movie: Legasi》，徐添发都有份参与电影制作。他微笑地说，观众已经熟悉了特种部队和反恐部队。如果要持续创造亮点，就得挖掘一些冷门的职业角色。他举例，如果拍摄陆军，恐怕无法吸引人，倘若聚焦在坦克里的炮手，那么就有新的视角了。不过，徐添发却有个心愿，想要拍摄一部拥有世界观铺垫的军事电影，剧情能够牵扯到政治动态、各国军队和情报角力的国际局势。随后，他立即编了一个故事——假设把背景设定在阿富汗，有一批空军要撤离，突然遭到袭击。袭击者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有欧美国家支持的游击部队。这样的剧情就充满悬念了。 “所以故事里面若建立在一个真实世界的背景，有冲突、批判、现实对比，就会产生共鸣和吸引力。” 更多【人物】：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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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二三事

新剧挑战双胞胎角色陈泂江不敢松懈

（新加坡21日讯）新剧《庭外的一角》挑战双胞胎角色，狮城男星陈泂江不敢松懈，通过小细节塑造两个人物。新传媒新剧《庭》讲述美术学院的老师袁英才突然轻生，死者的双胞胎哥哥袁英杰回国处理后事时，觉得弟弟的死另有隐情，决定寻找真相。陈泂江首次诠释一对孪生兄弟，挑战十分大，为了确保观众可以分辨孪生兄弟的差别，他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我对造型要求一向很高，这次更是通过服装和妆发的改变，让观众更容易辨认出两个角色。表演上，我不想通过夸张的方式来制造辨识度，所以通过了表演中的小细节来塑造两个不同的人物。” 他也表示，从接到任务到现在拍摄一个多月，压力一直很大。 “感觉从准备到拍摄的工作量也加倍了，从拿到剧本到现在我都不敢松懈。” 《庭》的故事带有悬疑和黑暗元素，这也是陈泂江偏爱的故事，他说这部剧的剧情转折点让他在看剧本时，已欲罢不能。　再次进入剧组拍戏，陪女儿的时间变少了，问陈泂江是否舍不得？他坦言，拍摄前几天确实会很舍不得，但随着进入拍摄的繁忙节奏，渐渐就习惯了。 “幸好现在科技发达，休息或午饭时间，还可以通过宝宝床边的闭路电视看看她。我喜欢把耳朵放在她的胸膛上听她的心跳声。每次听到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竟然带了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看着她天使般的可爱脸庞，我就想用一生去保护她。” 提到工作和家庭，陈泂江表示很快就找到了平衡点，但他表示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十多年他马不停蹄地奋斗，就是为了给家人建立一个舒适和平稳的生活环境，让宝宝的到来是锦上添花。洪丽婷：与泂江默契还在洪丽婷饰演的江小蕾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面的情绪和情感都有着起伏高低的变化。洪丽婷说：“角色很有意思，感觉上会很好发挥、很好玩！” 剧里她和陈泂江的对手戏最多：“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我很喜欢和他对戏因为每次都很轻松。第一次是在《关键证人》，现在拍这部剧，感觉好像我们一直都有一起拍戏，默契还在，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去培养。和他对戏感觉也很自然，不需要想太多也没有什么压力，情绪自己会来，很有感觉。” 周智慧三度演人妻周智慧在戏中饰演陈泂江的太太方爱心，一位经历不少心路历程的女性，因此有许多情绪戏。她说：“这次扮演的角色有不少情绪很重的戏，如从相信到质疑老公，以及当老公出事后要怎么去处理和拿捏她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演技挑战！”　　第三次和陈泂江合作，周智慧说：“泂江是一个很照顾同事的前辈，跟他合作让我觉得很自在、轻松，让我能很舒服地拍摄这么沉重的题材。” 周智慧今年的剧都饰演人妻，一共有三段“恋情”，对象包括《完全省钱恋爱手册》里的林鹤轩、《宠他，还是爱我？》的张奕恺，以及《庭》的陈泂江。本身更喜欢哪个类型？周智慧表示很难选，因为她喜欢林鹤轩的幽默、张奕恺的耐心，以及陈泂江的帅气。至于本身的择偶条件，周智慧表示：“其实没有很多，只要他工作认真勤劳，有情绪觉察和观察力，能够理解我、关心我、成为我的精神支柱，这就足够了。”　

4月前

狮城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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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

听蔡依霖回顾了自大学以来参与过的社区运动，热血得很，几处听得起鸡皮疙瘩。那些经验全累积化作养分，到她现在致力推动的社区营造上。访问尾声，她致敬两位已故前辈，李成金总勉励后辈“继续做”；林福南的名言则是“流动是江河唯一的出路”。 “你必须去实践，去做，那你才会找到答案。”蔡依霖谨记着。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赖国华、本报资料中心与蔡依霖约在蕉赖11哩的长颈鹿故事馆，新村木屋改建，大树头上鸟叫声作背景，悠哉得很。蔡依霖是新新村社区联盟发起人，一坐下来就介绍道，长颈鹿故事馆是新新村第1届社区计划的冠军得主。如今比赛来到第3届，今年更改赛制，先培训后提案，不知有哪些有意思的组织参与，又会端出哪些社区营造企划？蔡依霖的名字常与新村、社区挂钩。2013年担任州议员期间发起“看见十八丁”，带动新村人文旅游。2018年起担任房地部特别事务官，处理的也是新村课题。离开政治前线，她成为雪州旅游局产业发展部经理，没有就此放下新村与社区。2020年她发起“新新村社区联盟”，做的就是新村社区营造。一问才知，她不是新村儿女，但与新村结缘颇深，最早的社区精神启蒙便来自新村——大学时期参与的白沙罗新村“救救白小”运动。当时她是理科大学华文学会主席，一班同学南下声援白小运动。抗争持续了2926天，8年，他们早从大学毕业，出来社会工作了。白小运动经历让蔡依霖开始思考，一个美好的社区是什么？村民要的是什么？抗争初期或许愤怒激情，但时间久了自然陷入低潮，有人想要放弃，有人看不到未来。“你需要有社区营造的方式，让不同相关利益者的观点都能被听到，大家在整个过程里寻找共识。”她看见白沙罗新村的村民、志愿人士倾尽全力，一些老师甚至走出体制，在新村庙宇前的集装箱替学生上课。人与土地、社区是那么紧密联结着。创办青年组织投身社会运动 2006年大学毕业后，蔡依霖和好友李凯伦（现槟城大山脚马章武莫区州议员）一起创办青年组织“动力青年”。那时是308政治海啸前，整体社会氛围很抗拒政治，觉得政治很肮脏。“不过我非常坚信要靠‘参与’去改变现状，关心了解政治是很重要的事，包括我们社区发生的议题都和政治有关。” 虽然当时政局仍是国阵巫统一党独大，但社会运动非常活络。2007年有了第一次净选盟运动；同年林甘事件，上千名律师上街展开“司法正义之行”。蔡依霖投身参与的是万挠新村反高压电运动，以及拯救希望之谷麻风病院运动。拯救希望之谷运动分了好几条路线。蔡依霖参与的是院民居住权；好友张集强、林永隆是建筑师，关注古迹保存；电视台记者陈彦妮从人文角度出发，记录院民的故事，找回院民失联的小孩。 “我们其实没有成功保住东院，可是大家没有因为保不住而停在那里。”蔡依霖说，其实新新村的核心成员都曾参与当年拯救希望之谷运动。新新村虽然成立只有3年，但承载了大伙累积将近20年的经历。“你的‘现在’其实就是过去累积过来的嘛。” 很多社会运动或社区营造未必能马上看到结果，然而影响总是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好比，现在谈到古迹保存，人们都普遍的认知。但那在拯救希望之谷运动之初是非常新的概念。当选十八丁州议员推动居民看见十八丁渔村的美这边投身社运，蔡依霖另一边投身政治。她成为学姐颜贝倪的竞选总干事，主打反对高压电塔议题，打赢选战。2008年，民联执政雪州政府，蔡依霖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的政治秘书，也任乌鲁雪兰莪县议员。城乡两地跑，她看到乡镇硬体不足，却也看见人情之美。 2013年，蔡依霖以“天兵”姿态当选十八丁州议员，十八丁这个渔村变成实验场所，实验社区营造。十八丁渔村小，另一产业炭窑又黑黑脏脏的，许多到新加坡工作的村民常常索性称自己来自太平。她举办了“看见十八丁”社区艺术嘉年华，把在雪隆的人脉资源带进渔村。艺术家驻村；建筑系老师带学生来田野调查，炭窑反而变成观光特色。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群众并不是外面的人，我首先要让十八丁的人真正看到自己家乡的美。”蔡依霖说，“找到对家乡的自信，再去谈发展才有意义。” 蔡依霖心目中的新村发展不是单面向的硬体建设，她所推动的社区营造更多是情感面的，例如地方居民的归属感，主动为社区付出些什么，让新村的生命活络起来。以往人们一提发展就联想到经济层面，她是怎么向村民注入社区营造的新概念？ “你必须让他也跟着你做。”简单而言，把参与者变成举办人、推动者，让被吸引而来的民众变成去承担责任的人，才会有更强的参与感与共识。“那个永续来自于，他（村民）了解到自己是在一个共生的社区里，社区的议题直接影响到你和我。” “上至下，下至上”的社区营造方式蔡依霖现在仍有双重身分，在官场她是雪州旅游局产业发展部经理；在民间，她是新新村社区联盟发起人。一边由上至下，一边由下至上推动社区营造，她认为相辅相成，都很重要。由下而上，把地方展现出来的力量与声音往上传导，让人们看到社区的样貌。虽然重要但速度稍慢。由上而下，透过政府或官方机构制定政策与制度，相对来得快。但社区发展一旦制式化，难能展现各地差异与特色。“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去掌握和拿捏，整个过程里培力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先说“新·新村”的“新”。蔡依霖认为，过去谈论新村或华教都带有使命感，多少附带悲情。但放在新村发展的脉络，她更重视的是在地人如何运用地方智慧，在刻苦环境里展现新的面貌。 “新新村”的英文取名“Village Vision”，有展望未来之意。蔡依霖心目中的新村发展重视的是保留精神价值，同时与时并进。简单举例，旧时一些新村的厕所在屋外，半夜得摸黑上厕所。硬要保留也太不符合现代生活形态了。又如网络设备，想要年轻人进驻，基础网络设施总要有吧？ “我们在谈保存时也要与时并进，一定要现代化，可是不是一味地追求，变成商业化。”蔡依霖说，谈社区营造好玩的地方就在，没有一定方程式，每个社区都有特色，所以关键还是要回到在地，地方上一个个社区是怎么组成的。两栖在雪州旅游局和新新村，蔡依霖想的正是如何把官方的资源好好下放。“她承认，体制僵化，改变不易。“我觉得政府不用做太多事情，而是要把事情做对，适时把资源开放出来。”她一直相信高手在民间，新新村作为开放平台，让愿意为社区做事的人进来，再把其他资源运筹、整合、下放。总结一手创立的新新村，她形容为跨界平台，人们能在其中分享各自专业，“你有机会结识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更多【人物】文章：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唯有吃得多才能累积足够经验值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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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6月中旬，台湾知名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连续两日在“诚品吉隆坡”开讲。首日带来新作《也好吃》，谈“从吃好吃到写好吃”。但“文青”好像更有号召力，次日以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谈“一个台湾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几代文青。现在语境里的文青，好像跟文学艺术没什么关系，更像外表和消费行为凑起的标配。在这位台湾资深文青看来，文艺是文青的安身之处，“艺术有歧义ambiguity，这个模糊性和可做多元解释的空间，是可以安放人心的地方。”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黄玲玲马世芳自2012年在台湾科技大学教授“文艺发展与流行音乐文化”，谈流行音乐文化史。单听课名，可以想像选课的多半都是文青。他布置期中作业“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歌曲不限国家、语言，仅限10年内发表。12年过去，历年较多同学写的有周杰伦〈稻香〉、胡夏〈那些年〉、灭火器〈岛屿天光〉、黄明志与王力宏〈漂向北方〉、蔡依林〈玫瑰少年〉、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草东没有派对〈烂泥〉、康士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好像能从中看出端倪，歌手从天王天后演变到独立乐团；有的主题紧扣社会脉络，与太阳花学运、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关；近几年则有体现年轻世代消沉厌世之感。马世芳说，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自己有认同感，或歌词反映出想法的歌。例如〈漂向北方〉，黄明志明明写的是北京的北漂，却意外扣合台湾学生离家，北上台北求学的经验。其实脆乐团也有一首类似描述的歌曲，〈揹上悲伤北上〉。毕竟只是课堂作业，这份样本数不多，又有取样偏差的“榜单”不具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马世芳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同学可是认认真真反思这些歌跟自己的关系。他感念学生掏心掏肺，将生命经验、成长故事连结到歌曲，分享为什么这些歌会打动自己，“我觉得这些故事最珍贵。”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烂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从学生选曲反映出的厌世感，马世芳从他们的文笔中贴近观察一二，学生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挫折感也很重，干脆摆出一副不在乎，或者躺平的姿态。身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时代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在马世芳看来，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状态。打开手机，人人都在晒自己，相互比较。顶尖学府学子，成绩好似乎是必然，课业以外要玩得更加精彩，玩社团、搞创作，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他也从作业里留意到学生有情绪病的趋势。那不一定代表患病的比例升高，而是年轻一代有病识感。病识感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情绪出状况，懂得求助；又或者有能力发现身边朋友的异样，想办法接住对方。比起自己大学时期，不知道忧郁症是什么，马世芳认为现在学生懂得上辅导室，不再视之耻辱。他不紧张，因为学生愿意讲出来就是好事，就表示还OK。流行文化乃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就如马世芳以往的书写，写的虽然是音乐，但更多是背后与时代和生命的连结。“我希望通过音乐这个介质去讲背后的时代。”他说，“因为流行歌曲最生动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气氛、庶民的情感，还有价值变迁。它可以在三五分钟内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 “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其实就是想带动学生思考，流行歌曲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它跟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不一样，它必须要从‘小我’想到‘大我’。”从个人经验去写跟群体的关系，从流行歌曲抒情的形式找到理性分析的角度，是这份作业的思考练习。那最能代表马世芳那个世代的歌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名单，选的是成长到大学阶段，1990年前后的歌曲。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在台湾就卖了上百万张，还翻唱成华语、广东话、潮州话、泰语、越南语等版本。还有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政治解严，经济起飞，新秩序未建立又遇上泡沫经济，股市狂涨又狂跌。股价狂跌时，就有“梦醒时分”的感觉。即便如此，整体社会氛围是充满机会，大家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抱持“我的未来不是梦”，继续“向前走”的冲劲。“但是这个阶段只有一个时期而已，过去就过去了。”他说，“现在的台湾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被这种东西感召。” 马世芳成长于台湾政治松动的那些年，1987年解严只是一个断点，在那之前他已开始意识到从小到大课本里教的东西很多是有问题的，比如伟人崇拜。“但是问题来了，你知道课本有很多谎言或者经不起推敲的内容，那正确答案在哪里？” 他自认，他那一代人成长在解严前后，最大的功课就是找答案。而这个答案对应的问题更是艰难，全世界少有地方会和台湾人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于是，从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也可以是找寻“我们是怎样的群体？”马世芳说，流行文化有巨大的感染力，是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我们在这歌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一整个世代的集体投射，那跟创作者的意图未必有关，它也许可以藏着解释‘我们是谁’的钥匙。” 有些音乐让你灵魂撞击给学生的小我大我思考练习，在他年少时是这么摸索出来的。他从The Beatles入坑，听西洋老摇滚，横向连结到The Rolling Stones、Cream、Jimi Hendrix、The Doors。从60年代又听到70年代，有Lez Zeppelin、Deep Purple，一路听出系谱。西方流行音乐史料多，研究一下又勾连到60年代的青年次文化“神话”，包括Woodstock音乐节、嬉皮革命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以及伦敦的Swinging London。那是青年文化爆炸期，不只和音乐有关，与时尚、艺术、文学、电影都相关。“那是我来不及参与的盛世啊，但是很有趣很迷人啊，那个青春的光芒跟能量很惊人啊，音乐现在听起来是很厉害。” 跨过语言、文化去认识西洋摇滚，马世芳认知到那不只是音乐，更和时代紧密相连。不过身为“阿宅乐迷”，音乐还是核心，“那是一种灵魂撞击，身体马上希望有所回应。那种感动是很直觉的，是莫名其妙的，是一种epiphany（顿悟），一种被雷打到一样的感觉。” 马世芳形容了一长串，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东西我以前是讲不出口的。”他年少时其实也不知怎么就这样书写或讲述音乐了，但现在能够整理出来，描述音乐要感性与理性兼具，“你要能够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产物身为一代文青，马世芳觉得，人类对文学、艺术创作能产生情感，并不是因为文艺带有启蒙任务，或要引领学习，而是它能真正勾起情感、兴趣或好奇。网络时代脚步越来越快，来到短影音当道的现在，像他那样把音乐听得细腻，听到穿透到背后去听整个时代，越来少见。马世芳说，快慢之变，他没要抵抗，也觉得没什么好抵抗，“It’s nothing new.”就如流行音乐横空出世之际，古典乐人当时也觉得品味就要堕落了。 “我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只能够容纳轻薄短小的东西。”马世芳以电影、小说佐证，精彩动人的长篇小说一点也不短小轻薄，也还是吸引一大票书迷，商家也还能从中延伸出影视作品、游戏商品。 “我始终审慎保持乐观，因为我一直都还是听到会让我感动的新的作品。”马世芳说，“我觉得每个时代必然都会有人奉献全副的生命去创造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够创造出来，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结晶的东西。” “而且它一旦被创造出来，迟早会被看见，并且会被appreciate（欣赏），我对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更多【人物】文章：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唯有吃得多才能累积足够经验值文史工作者莫家浩／享受历史在手中的快感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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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美国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荷曾说过“未来，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成名”，仿佛预见了网络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不知何时在某地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卷入舆论的暴风眼，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最终将形成一股冲击力巨大的网络暴力。这种铺天盖地的恶意，就连咨商心理师周慕姿亦难以抵挡，当时她是怎么走出网暴？面对网暴，我们又能做什么？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黄冰冰 “被网暴者”只是网暴者展现自己的工具 2017年《情绪勒索——那些在伴侣、亲子、职场间，最让人窒息的相处》一书出版后，周慕姿声名大噪。但是，往往伴随赞誉而来的，必然还有无数的质疑和谤毁，尤其是在打破地域界限的网络时代，这种负面声音更是毫无缓冲地直冲本尊面门，令人难以回避，甚至让周慕姿一度萌生关闭专页的念头。 “我2018年时候很痛苦，有一段时间还想要把粉专直接关掉。”她坦承在遭遇网暴时，即使作为咨商心理师，她的大脑和经验仍无法承受这样的刺激。她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界限的人，不太在乎别人如何看待她，但这些“以为”在2017年至2018年时一一被击碎，让她一度自我怀疑。 “会有人专门写信来骂你，你都还会收到，很多很多那种。你可能会开始思考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很糟糕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事？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是这样。” “而因为你很焦虑，你又会想要去确定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你？所以你又会再去看（留言）。” 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焦虑。最终的解套之法，其实还得回归本心，先自我审视如何看待在相关事件里的“我”。 “如果我觉得我有做错也OK，我下次知道怎么做就好；如果觉得其实我没做错，那我的理由跟我的看法是什么？这些东西想清楚之后，他人的讯息和评价就不容易影响到你。” “当我知道别人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大，我也会避开这种可能。”但是，被网暴者在状态极差时，她认为最好的做法是把自己放在“真空”的环境，于陷入风暴中的他们而言，“真空”极为重要。她坦言，其实咨商心理师是一份非常容易被别人情绪影响的工作，她们并没有想像中这么无敌，相反更敏感，能医不自医。当时朋友眼见她深陷舆论泥沼，痛苦不堪，就邀约她到日本散心，短暂地离开是非之地。“我朋友就说遇到这件事情有什么？我们去日本玩一个月，回来之后就没事了，你都不要做任何回应。因为后面就会有新的新闻盖过，大家就忘了。没人在乎你是谁，大家只是想要表达一下自己。” “大家在乎的是自己在社群世界里展现的样子，被攻击的人只是大家用来展现自己多聪明、多厉害（的工具）。” 一语惊醒梦中人，彼时处在情绪低谷的周慕姿瞬间拨开头上的乌云，豁然开朗。“虽然他不是心理师，但我觉得这方法超好。” 实际上，这亦是她不喜欢评论时事的原因。“如果要讲时事，也是分享这件事让我联想到的心理现象，而非事件本身。因为评论所有的新闻时事都有个困难，就是你看到的面向是媒体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记者的角度。” “他收集的资讯是什么？他第一个接触的是什么？会决定我们对这个新闻的看法，既然如此，我们随意评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学会勇敢捍卫自己当时的周慕姿每周会进行一次心理咨商，对她来说，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让自己长出力量，学会勇敢地捍卫自己。 “以前我被打，会很害怕回应，我会很怕别人骂我。后来我觉得必须要去解释我自己，当开始做这件事时，我的力量比我想像中的还大。” 她意识到，许多“网暴者”对她只有片面的理解，并不了解她，这些人往往比较情绪化，于是当她回应这类人时，他们反而会自我省视，进而修正自己的态度。 “有些纯粹要攻击你的，也没关系，因为他再攻击下去，就会有人帮你骂他，”她笑道，“这些人好像很凶喔，但是当别人骂他时，他就缩回去、不见了，（要不就是）自己删账号、删留言。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此，她发现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他们的心理脆弱程度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今天他先骂了我们，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那时候在面对网暴时，她会反击攻击者的言论。但如今她会视情况而选择回复，主要原因不是为了捍卫自己，反之是为了保护攻击者。 “有些攻击性太高，我反而会直接把他隐藏或是忽略。以前会觉得要回复，是因为觉得对方误会、标签我，所以我要回复。” 可她意识到，一旦她回复攻击者，那些肯定且认同她的人们亦会群起攻之，形成另一种霸凌，这不是她的目的。她回复的初衷实际上仅仅想告诉对方自己会因此受伤，并不想自己的情绪变成别人的情绪，成为她的一杆枪替她去干仗。 “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都在教大家怎么去建立自己的界线，所以我就开始避免做这样的事情。” 拒绝活成别人标签的样子 “割裂”，是我对周慕姿的初印象。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过许多心理咨询师，多半语调和缓，总是有一股娓娓道来的温柔，但是周慕姿说话语速极快，稍有分神就会被落在后头。乌黑的长发，精致的妆容，搭配深棕色的美瞳，总让我产生她下一秒就要拿起麦克风吟唱的错觉，“金属歌姬”的暗黑风扑面而来。可是，偏偏我们正在聊的却是如何寻找内心平静相关的话题，这种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接收的信号不一致造成剧烈的冲突感，与她本人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点开她的简历：政大新闻系学士、政大广电所硕士、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咨商所，以及民谣金属乐团“Crescent Lament 恒月三途”的主唱。新闻、心理咨商、金属乐团主唱，这3种看起来毫无瓜葛的专业或职业，最终在她身上合而为一，或深或浅地打下了烙印。 “你有没有发现，（在）华人文化不太习惯一个人有好几个身分？”她笑说，“大家比较习惯你有一个主要的职业。” 然而，这种多重身分集于一体的情况在波兰、冰岛等地却是常态，比如2018年的世界杯，冰岛的主教练是牙医、门将是电影导演等等。因此她认为，一个完整的“我”是由很多身分构成的。 “工作可能只是糊口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也许不完全是因为钱。” 许多华人父母多半是比较期待小孩能把书念好，有一份能做好一辈子的挣钱工作，周慕姿的母亲也不例外，但只要不影响学习，对于她的兴趣爱好和课余活动给予百分百的自由。于是，周慕姿在高中时期就参加过摄影社、吉他社、舞蹈社、合唱团、口琴社、手语社，还担任过校刊社校对，林林总总不下10个社团，连她本人都记不清。 “我妈说我参加十几个社团，我都不记得了。” 她从小学钢琴，对音乐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爱，上大学后开始参加乐团。有别于一般乐团的刻板印象，他们却是几乎与抽烟、刺青、喝酒绝缘──只要开车就滴酒不沾、乐队里没有一个人刺青，做最狂野的造型，唱着最不羁的歌，却有着最乖巧的灵魂，堪称非典型乐团。 “所以我在台湾的心理师界，其实也是非典型。” “大家对心理师会有一种像辅导老师，规规矩矩的样子，（但）我从小就不是很喜欢权威去给我一个标签，或是约束我一定要长什么样。” 只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美，不是吗？更多【人物】文章：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唯有吃得多才能累积足够经验值文史工作者莫家浩／享受历史在手中的快感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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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唯有吃得多才能累积足够经验值

吃是一种疗愈心情的方式。能吃是福，一旦放工或步入周末，许多人转身变成《孤独美食家》的井之头五郎，踩着轻盈的步伐到处探店，为味蕾刷上与众不同的美食体验。每个人对吃都有一套独特见解和品鉴指南，该怎么吃？沾什么酱？辣或不辣？都会一一讲究。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微笑说，唯有吃得多，才能累积足够的经验值，去判断一种食物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与此同时，她强调，不要完全相信权威，相信自己的舌尖味蕾。“当你会不自觉地想要一口接一口，那个时候才是对你自己身体诚实。” 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林明辉有一句老话：人生就是不断在选择。想当然耳，与这位堪称“最了解马来西亚料理”的美食达人会面，最令我犯难的是要吃什么？所幸她心中已有答案，采访当天，大伙儿就相约到茨厂街颂记牛肉粉大快朵颐。陈静宜曾是台湾《联合报》的美食记者，一般听到这个身分，会联想到吃喝玩乐，实际上，哪有这么轻松。 “凡是吃进嘴巴的（新闻）都算我的路线，所以吃到好的，坏的，吃到中毒的都归我。”即使是政治新闻，只要涉及宴会食物，几乎很难脱身。以政府宴请为例，同事写政治新闻，而那一顿吃了什么就归她写。“大家可能不太关心餐会的谈话内容，但会想知道吃了什么。” 台湾人很重视美食，她回想几年前发生一宗ATM盗领事件，在调查过程中，警方通缉了一个犯人，可是一直抓不到人。突然有一次，该犯人到宜兰一间小店吃鱼，凑巧被一位休假的台北警官撞见，之后就落网。 “那时大家都想要去那家店，看他到底吃了什么鱼。”她不禁笑道。踢爆重组肉牛排事件在撰写美食新闻之余，她还需要处理专题报道，当年凭借新闻嗅觉和抽丝剥茧的能力，成功揭发连锁餐饮业者使用重组肉（reconstructed meat）牛排的现象。重组肉指的是“拼贴肉”，通过组合、黏着或压型的加工方式，将两块以上的肉块变成一种肉品，例如汉堡肉、香肠、炸鸡块等。 “基本上（这个做法）是没问题的，重点在于它没有煮到全熟。当它是一个拼贴肉时，很容易在里面滋生细菌。” 普遍上消费者到牛排餐馆点餐，会要求煎至三分、五分或七分熟。如果业者使用重组肉牛排，又没告知消费者，就会引发食安问题。那个时候，这篇专题报道罕见地刊登在《联合报》的“头版头”，有关食安话题还延烧了将近一个星期，无形中提高了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会特别留意餐馆的食材来源。 “（现在）看到菜单上面，不只是写猪肉，可能会写这是来自丹麦的猪肉。” 人、美食和土地关系密不可分拥有近20年饮食采访经验的她，早年还因深耕台菜领域而获得“台菜天后”美称。我趁着她在搅拌着牛肉面，好奇地问称号的来源。 “我写的也不纯粹是台菜这件事，我可能会连接到（地方文化历史）。比方说菜脯蛋，在潮州菜里面是一个蛮常见的食物。我会写菜脯跟台湾的连接性。譬如说在日治时期，有人指菜脯是穷人的黄金。” 菜脯就是腌制过的萝卜干，以前逃难时，家境富裕者会随身携带黄金，穷困者根本没保值家产，只能带上菜脯，因为菜脯含有水分和营养，可以路上含着解渴。不过，她最初没有爬梳台菜的前世今生，直至撰写第一本书时，才惊觉无法阐述更多关于台菜的传承脉络。为了寻找食物的“原乡”，她决定到中国溯源，比方说到潮州找菜脯蛋、漳州看肉粽、福建是薄饼、福州是干拌面和光饼等等。 “我也有把马来西亚的华人食物当作一个对照组。”因此，出版第三本书时，便纳入了大马饮食的内容。不“黑”不好吃在考究大马美食时，陈静宜在因缘际会下认识了我国的知食份子林金城，也受到启发专研大马饮食文化。她还记得，有一届的台湾书展，她专访林金城。对方带了很多书籍，还携带肉骨茶的茶包，以及源珍黑酱油。“他说一定要这个黑酱油，这样肉骨茶才道地。我觉得他人太好了，送人家礼物，还配套好。” “所以黑酱油是我认识马来西亚食物的一个开始。” 来到大马北上南下时，餐桌上几乎会看到黑酱油，反观台湾人比较多用酱油。“当酱油很黑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酱油放很多。然后看到这个食物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么咸怎么吃？” 惟，对大马人而言恰恰相反，不黑就不好吃。从此，在她的脑海里，黑酱油是大马食物的一个重要印记。 “再也吃不下这么多” 陈静宜自爆以前有个绰号叫“陈爱嫌”，喜欢一边吃一边嫌，朋友的耳朵都快受不了。投入饮食书写时，她陆续聆听到美食传承者的故事，慢慢意识到守住一个摊位或餐馆真的很难。与其毒舌，不如专注在值得赞赏的一面。不过，这些年，她遇到一个瓶颈，那就是身体已不复当年勇，无法这样一直吃下去。 “（记者：你看起来很瘦啊！）可是我体脂比较高。” 以前遇到老饕时，她以为大家会尽情开怀地吃，殊不知用餐前，大家轮流拿出药罐“进补”。或许不多人知道，精致餐饮（fine dining）分量虽小，但厨师会用大量油炸方式增添香气和口感，吃多了身体会负荷不了。陈静宜曾任台湾米其林指南特约记者长达4年，过去到海外采访时，肠胃需要承受“过撑”的状态。她举例，一天大约去8间餐馆，每间餐馆预计有8道菜肴，总数是要品尝64道菜肴。 “回过头，我觉得还是要和自己身体对话。你吃到好吃的东西，身体会开心。你吃到很负担的东西，身体会很累。” “跨域”的书写设定在阅读陈静宜的书籍时，从朴实的行文当中，会感受到是一位懂吃的朋友在说话，叙述一些关于猪肠粉、福建面、薄饼等等背后的轶事。食物是流动的，从原乡流入大马后，繁衍出新的生命与面貌。书写饮食文学时，陈静宜是有立下一个设定——跨域，即跨地域，同一种食物在不同地域的变化，赋予读者一个全貌的视角。当然，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创作者会谈TA（目标受众）。陈静宜没理会这些，而是秉持一种怡然自得的书写状态。 “首先要吸引我自己，我有时候自己写一写，都会觉得好饿哦，好想吃！我觉得这个是书写过程中的一种乐趣。” 以前她会用花式笔法描绘美食，可是后来觉得很疲乏，不太想写这类的美文。“有时是因为不懂眼前这道食物，才会用花式写法。当你真正理解这个食物，知道好在哪里，就不会仅仅写它好吃而已。” 这是她意想不到的事陈静宜说，当她对大马食物文化了解得越多，会打破自己固有的思维框架。比方说饮料溢到碟子这件事，依照台湾消费者的逻辑，会觉得碟子怎么弄到脏兮兮。可是，站在大马人的角度，可以是一个很温柔的视角。她说，咖啡店业者如果看到有父母带小孩来，会把热饮倒满直至溢到杯外的碟子，这样父母可以把这碟子的饮料给小孩喝。 “这是我以前没想过的角度，我觉得跟人交往相处之中，要多一点这样的空间，有助于我们跟别人能够更好地连结。” 吃到不好吃的食物，她会这样做…… 尝尽这么多大马美食，陈静宜发现大马人桌上都会有一碟小辣椒配酱油的蘸料。我不禁地问，那么她有没有变得嗜辣了呢？她立即答，可以吃辣，但不能太辣，因为会将味觉麻痹，导致接下来吃什么都品尝不到美味。如果小碟里是腌制青辣椒，她就没问题。万一吃到不太好吃的食物，她会怎样做？她思考半晌，接着说，可能会赶紧去别家店吃，消除那个不好的印象。然而，有时运气很背，下一摊也不好吃，她就会使出一个妙方——喝浓咖啡，把之前的味道盖掉。（原文上传于17/06/2024）更多【人物】文章：文史工作者莫家浩／享受历史在手中的快感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金曲台语歌后郑宜农 / 放慢腳步找自己，困惑有什么关系【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她比我还懂大马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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