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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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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期前
编按:韩国作家金爱烂的小说,以出租屋、半地下室等狭小空间为背景,描写城市中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她笔下的现实,不只属于首尔,也让人联想到马来西亚的大城市——同样有无数年轻人离乡工作,挤在狭小的租屋里,为生计与梦想苦撑。这种跨越国界的处境,让“出租屋文学”成为当代亚洲共同的写实风景。 出租屋文学指的是以出租屋为背景的文学书写,描绘普通人为了生计离乡背井,大好年华之际挤居于狭小的出租屋,在精神匮乏与物质贫困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依靠对未来的微弱想像,在繁华大城市中孤独地与现实抗衡。 严格来说,“出租屋文学”并不是学术界正式认可的文学流派。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失业与通膨压力持续加剧;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网友以此说法形容那些以出租屋为主要场景、题材包括但不限于游子漂泊、打工族、房租上涨、失业焦虑、“面包或爱情”等文学作品。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时代,有钱人越来越富有,读书不再是贫困者改变命运的途径,普通人随时可能被社会边缘化,成为出租屋文学的主人公。 实际上,在“出租屋文学”这一说法尚未流行之前,多位作家的创作符合这一类创作特质——在我脑海最先浮现的,是韩国作家金爱烂。 ◢贫贱夫妻住“棺材”房间 金爱烂笔下聚焦于在韩国城市挣扎求生,外表还要维持体面的普通人,他们并没有贫困到破产,但需要捂紧钱包过活。金爱烂并非要猛烈批判韩国的阶级差距,而是以细腻如灰尘的视角,描写韩国人在出租屋或考试院(为考生提供租金低廉的自习空间)的日常。 金爱烂的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其中〈那里是夜,这里有歌〉讲述37岁的龙大因毁掉不动产协议离家出走,来到首尔当出租车司机,遇见来自中国吉林的朝鲜族女子林明华。圣诞节那天,两人在咖啡厅约会,然而习惯在小馆子吃饭的他们,对年轻人的咖啡文化一无所知,担忧朴素的衣着暴露自己不是咖啡厅的常客。 龙大选择在一家不属于他们阶层的西餐厅向明华求婚,明华却因超时工作,且不习惯西餐的味道,将昂贵的牛排吐在马桶里。 结婚后,两人卸下拼命工作的重担,在半地下房里如胶似漆,仿佛是两只淋雨的流浪猫找到温暖被窝,不愿面对炙热的太阳。 “他们像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一样新奇,像年老的流放者一样迫切。抱着吃饭,抱着睡觉,下雨的时候紧紧拥抱,日落时也不分开,家里没有饭了,他们就打电话叫外卖,吃着炸酱面、比萨或猪蹄,继续拥抱。他们相互拥抱着看电视。他们像用棍子打也决不分开的蛇,顽强地相互纠缠。” 然而,底层人的幸福注定不长久,窝在家中不工作换来的是现实的报应。明华患病后,夫妻俩从年租房搬到月租房,再搬进狭小如棺材的房间。两人感情在贫穷中变质,龙大怀疑没有签证的明华为了某种目的接近自己,导致他的生活一落千丈。明华在各国外劳邻居的嘈杂声中病逝,留下龙大独自在首尔夜色开着出租车。 ◢半地下室里遥想法国 短篇小说〈三十岁〉中,“我”怀抱对法国的浪漫幻想,不顾父母反对坚持报考法语系。然而法语系毕业后的“我”找不到工作,助学贷款迟迟还不上;在父母遭遇车祸、房东催租、与恋人分手等连串打击下,“我”最终走上捞偏门之路。 赚快钱的年轻男女挤在一起生活,金爱烂透过日常物品相互堆叠散发的混浊气味,描写“我”加入传销机构后,被安排居住在半地下室的第一印象: “整个房子里散发着臭烘烘、令人不快的气味。我稀里糊涂,赶紧观察四周。装有红参液、抗菌毛巾、银纳米肥皂、洋葱汁、袜子等物品的箱子堆到天花板。” “我”想起10年未见的“姐姐”,得知对方连续8年考公务员失败的消息,才知道光鲜亮丽的“姐姐”与自己一样平庸,使“我”鼓起勇气写信。金爱烂借由“我”在首尔第六间自炊房的居住环境,隐喻“我”捞偏门后在大城市“见不得光”的处境。 “这栋房子背对公路,窗外全是住宅。因为间隔太小而不透光的筒子楼和大大小小的单元楼,高楼耸立的八十年代风格的洋房,还有建成不久的小区沿着淡淡的山脊排列。” “我”始终没有摆脱贫困,这样的居住环境与梦寐以求的法国相去甚远——没有家庭背景支撑、没有父母人脉,对语言系毕业生不友善的求职市场,象征美好未来的法国,成为“我”坠入深渊的起点。 ◢投宿客栈“做那种事” 金爱烂在另一本短篇小说集《滔滔生活》〈圣诞特选〉中以男人视角回顾圣诞节——这个被韩国人当作情侣约会的日子。 男人辗转于各种出租屋与汽车旅馆生存、熟悉首尔每间房子的租金、结构。他曾与女友说情话时被房外的声音打断,赤身裸体时担忧室友突然开门回来,因此他渴望度过一次安静的圣诞节。 “他们都是长期与人合住,恋爱期间都在为寻找住处而奔忙。有时趁同屋不在的间隙,他们在各自的出租屋里拥抱。这当然是非常不安的拥抱。身体交融的同时总是心怀焦虑。” 女友为了打扮得体、追求时尚而不断消费;男人则害怕约会开销超出负担,于是以各种借口逃避圣诞约会。明明连生活都成问题的情侣,却仍被商家的宣传洗脑,为了向对象表达忠心而过度消费。 分手复合后,他们的烦恼从约会花销变成停车费与房贷。两人为了在圣诞夜短短几小时“做那种事”,四处寻找汽车旅馆,却仍找不到空房。难得可以大手大脚花钱的日子,两人的欲望却处处碰壁,金爱烂写道,“这让他感觉自己是个如饥似渴想和女人上床的男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招牌“LOVE”的汽车旅馆,每晚三十多万韩元的房费超出预算,男人决定投宿客栈——污黄的被子、腥躁的卫生间、木门上的漏洞,偷偷居住在此的外劳突然闯入房间,打断最后的宁静。住惯了廉价旅馆和出租房的男人不知道高级酒店需要提前预约,早已为失败的圣诞约会埋下伏笔。此时已是凌晨五点多,男人还得在9点之前赶去上班。 ◢前租客贴的夜光星星 为何金爱烂那么会写“出租屋文学”?散文集《容易忘记的名字》收录其中一篇〈夜间飞行〉。在成为名作家之前,甚至还没养成写作习惯之前,金爱烂来到首尔搬入黑暗又阴冷的房间,用爱烂的原话就是“像竖放的棺材”。然而在回忆起这间出租房时,金爱烂印象最深的是前租客贴在天花板的夜光星星。 她说,许多租客就像这堆星星,因人生某个相似的节点聚集于此,又因各自原因离开,她想像着前租客的各种人生:“占地和我差不多的虚弱学生。一无所有就匆匆结合的年轻夫妻。手拄额头计算着工资和储蓄、汇款金额,满脸疲惫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 后来金爱烂使用大头电脑写文章,渐渐习惯夜光星星的陪伴,即便它们不是真正的星星,但金爱烂认为,那是她居住在出租屋时,试图靠近光的存在。 我想,这就是金爱烂作品大多围绕着疲惫生存的普通人,却不让读者感到残忍、冷血的原因。金爱烂写的是韩国人的故事、却能打动在城市中挣扎求生的外国年轻读者。金爱烂曾经是“出租屋文学”的主人公,如今是韩国文学必不可缺的名字。 在金爱烂的笔下,普通人的生活如同她的名字“烂”——是腐烂、也是灿烂的人生。 更多文章: 【读家投稿】邓洁盈 / 你留给世界的不只有音乐 【读家说书】邓洁盈 / 满月升起,坂本龙一的音乐仍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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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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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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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每天下午都会看到雷公。他肩上扛着一根长年累月被肩膀摩擦得光滑发亮的扁担,挑着两筐沉甸甸的香蕉,沿着乡间小路缓缓叫卖。大人们说,村子里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 我们不知道雷公的真名叫什么,他被大家称为“雷公”,或许是因为他姓雷,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嗓音格外洪亮。外婆曾告诉我,雷公被卖猪仔的人贩子骗到南洋,按了手印,借了旅费,结果做苦力赚的工资大半都用来还债,最后落得一生贫困。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猪仔呢?那时我百思不解,婆婆也没有细说其中的缘由。 我家前面有一棵南非假樱桃树,成了雷公的固定歇脚地。他还未来到门前,远处的叫卖声就已经传进我的耳朵。看着他挑着箩筐,顺着小路一颠一颠地走近,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那根被两筐香蕉压得两头弯曲的扁担,心里涌起一阵担忧与心酸。 雷公卖的香蕉很便宜,买主大多是儿童。我们常用5分、1毛的零花钱换几根香蕉。其实,我们家四周种满了果树,香蕉并不缺,但雷公总能让我们这些小屁孩心甘情愿地掏光所有积蓄。 雷公长着一张国字脸,个子不高,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但模样并不难看。孩子们喜欢亲近他,也爱捉弄他。有时顽皮的孩子会猛地拉扯他的箩筐,惹得他连声喊“哎呀哎呀”,两手慌忙抓紧绳索,生怕扁担歪了。我看着不禁担心,怕他摔倒。 偶尔,孩子们会围住他,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雷公,你家在哪里?” “在很远的唐山。” “雷公,你有孩子吗?有爸爸妈妈吗?” 他摇摇头,轻声答道:“没有孩子。父母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雷公苦笑着,寥寥几句,总能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我想不起那时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笑。我们不知道唐山在哪里,也不懂它有多遥远。如今回想,我才明白,那些简单的回答,也许是他用来掩饰内心的一道屏障?而屏障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伤痕呢? 有一次,他在树下休息时告诉我们,因家贫,便随一群人离开唐山,下南洋谋生。然而,多年过去,挣到的钱却很少。他说:“在唐山苦,南洋也苦。想回唐山,可没有钱,回不去,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还提到,常常梦见自己回到唐山,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后来,我们经常缠着雷公,听他讲述往事。他说,下南洋简直是一场噩梦。他登上一艘拥挤不堪的船,船舱里闷热潮湿,弥漫着浓重的汗酸味。人在船上染病身亡,就直接被抛入大海。为了争夺有限的空间,船里的人互相殴打,打死了就被沉入海底。有一次,他们遭到海盗追击,逃了很久才脱身。途中,船在波涛中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倾覆,为了减轻船的负载,有些人被推入海中,浮沉不定,直到消失在茫茫大海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刚上岸就迎来了新的磨难。大家被送往矿场工作,为了还债,到手的工资微薄得可怜。有时候,矿场的山丘突然塌方,好多条生命就被活埋了。 悄悄跟随雷公回小木屋 雷公讲述这些往事时语调平静,我不知道这些事是否属实,但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微红,湿润得像要蓄满泪水。他一弯腰,直起身,放在肩膀上的扁担颤了颤,他便急忙离去。他是否在掩饰波动的情绪? 也许出于好奇,也许是想听更多故事,我们悄悄跟随雷公回到他家。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房子是村民们用旧木板帮他搭建的。雷公推开那扇没有上锁的木门,屋内的地面裸露着泥土,没有铺设水泥。一张帆布床和一个堆满杂物的木架几乎占满了狭小的空间。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用砖块随意垒起的小炉子,用来煮饭和烧水。旁边堆放着他捡来的干树枝和几件别人送给他的二手厨具。 雷公淡然地说:“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够了。”那一刻,我不禁想到我家的房子,条件比他的好得多。看着这间简陋的木屋,我心里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 有一天,我找到一枚印有英王乔治五世肖像的铜币,兴奋地等着雷公。他接过铜币,递给我一根大香蕉,并问我们家里是否还有铜币,说他要筹集回唐山的路费。他说:“等铜币收集够了,我就能回唐山了。”我们信以为真,纷纷拿出铜币换香蕉。最后,那些硬币被雷公收集一空。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突然发现,雷公再也没有出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许,他真的回了唐山。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明白,雷公为何对收集铜币如此执著。或许,那些硬币承载着他对唐山深深的思念;或许,他相信它们能换来一张归乡的船票。我希望,他真的如愿踏上归途,回到那个魂牵梦萦的唐山。 童年那些铜币早已消失,但雷公洪亮的声音仿佛未曾远去,而他不告而别,静默离去,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9月前
9月前
“左边是楠木河小学,一间班级有二十多个学生,整个年级有百多名学生,今天是周末,所以学生都在家里……” 导游是云南丽江人,我们正准备进入大山观赏泸沽湖时,详细介绍在旅游业兴起前的种种趣事。 大山与大山之间流淌的河水汇聚成湖泊,巴士正在湖面桥梁缓缓前行。两岸的山坡上,零星分布着几间自建房,电缆为好几家人提供热水与电力。导游说,就读小学的小孩便住在这些房子里。 她说,小孩每日必须走好几个小时,早早起身踩着泥泞小路,只为求学。然而,湖上尚未建起铁桥时,身形瘦小的孩子们只能依靠简陋的绳索滑行过江,穿越湍急的水流及恶劣天气,才能抵达另一座山,延续求学之路。 “有时天气不好,孩子还要冒着风险滑绳索,曾经还有小孩滑着滑着不小心跌进湖里,父母看着特别难受。” 大山阻断当地新一代接触文明社会的机会,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他们被迫落在其后;他们走不出大山增进见识,外界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处境。 父母担心孩子在路上遇险,许多学生早早辍学,留在家中帮忙务农、喂养牲畜。导游透露,她是87年生人,拥有高中学历,是那年代里山区学历最高的年轻人,甚至是学历最高的女性。 听到这里,我们纷纷拍手,似乎在鼓励近20年前打破物理与路途界限,眼光深远的女孩。 “政府在2016年修建公路,才有了如今蜿蜒曲折的山路和宽大桥梁。现在孩子上学方便多了,在山里县城读初中住校的学生,每周只需1、2小时的路程就能到家了。” 傍晚,漫步在斑驳不平的石板路。我们吃腻了跟团餐,打算寻找当地小吃。走着走着,忽然在路边石碑上看到一块牌子:汝吉小学。没想到热闹的丽江古镇里竟然隐藏着一所学校。 小学门前的招牌,介绍汝吉小学的由来——该校原名为文治小学,毕业生人才辈出,其中一位学生戴汝吉,在后来成为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将所有储蓄捐给母校。 戴汝吉于1983年11月逝世,丽江党委政府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其骨灰安葬于校内38平方公尺的花厅内,永远沉睡于他所挂念的母校,并将该校更名为汝吉小学。 当局政府在2012年10月26日,将汝吉小学列为丽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介绍牌上称这一所学校为“旧址”,我透过大门缝隙看了看,窗户满是灰尘,没有擦拭的痕迹,与喧嚣热闹的街道相比,教室空无一人,乌漆麻黑,没有丝毫学生气息,大抵是师生已经搬迁。 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二年 吃着云南特色晚餐,透过窗户望向隔壁树枝横生的汝吉小学,我心生好奇,动动手指,汝吉小学的历史竟可以追溯至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喜祗园小学,是最早向丽江纳西族传播汉人文化的学堂,也难怪这所小学能成为历史遗址。我相信,拥有如此厚重历史的学校,在中国不止一所。 灵机一动,我也上网找了找楠木河小学,相关信息少之又少,零星的记录出现在扶贫报道里,但对它的介绍,不过是贫困小学名单上的一行字。 楠木河小学的创办人呢?支教老师呢?毕业生去哪里了?相比培养高材生的重点学校,大山里的小孩求学之路都如此艰辛,媒体也无法倾斜资源为贫困小学获得关注度。 我感到历史是由接触文明社会的成功者书写的,贫困地区学校和孩子被隔绝在层层山脉;然而旅游又为我结下这一缘分,倘若大山没有建起公路,我便无法从导游的寥寥几句中知道这所小学的存在。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