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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兼音乐人凤小岳／做音乐玩音乐，然后让大家听懂我在唱什么

中英混血的台湾艺人凤小岳，18岁出道。19岁主演电影《九降风》后，陆续参与《艋舺》《女朋友。男朋友》《华灯初上》等影视作品，为大众熟知。两年前推出首张创作专辑《柒》，今年还组了个乐团“压克力柿子 Kaki Acrylic ”，音乐人是他最新的身分。 “我喜欢在现场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很大胆的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说。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陈启基视频：本刊林芷桑带着创作专辑，以歌手的身分来马来西亚，凤小岳说是第一次。从演员转向乐坛新人的身分，他的首张创作专辑《柒》便入围第35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与最佳作词人奖。但走向音乐并非他的突发奇想，凤小岳自中学就开始弹吉他，更曾在台湾举办的第19届《YAMAHA全国热音热门音乐大赛》，获得最佳吉他手奖。音乐魂，早就在他心中存在很久了。 “对我来说，音乐像是我平常生活的一部分：为自己弹奏，为自己歌唱，自己当自己的观众，我也很满意。”喜欢表演，当上一名演员，但渐渐地发现自己喜欢的现场感，是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给不到的。 “拍电影比较没有办法有现场演出的氛围，好像还是要现场唱给大家听，才会有现场的感觉。”于是，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开始将自己定位在吉他手的位置，却发现光弹吉他不够而开始唱歌，“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害羞唱的人，但发现真的不行了，再不唱的话就没得唱了。” 说起音乐，他有说不完的话；但谈到演戏，凤小岳少了一份自在感。演戏的不舒适感从19岁开始，他主演青春校园电影《九降风》，到后来《艋舺》里的李志龙、《女朋友男朋友》的王心仁、《小时代》的宫洺以及《华灯初上》的江瀚。 “我觉得演戏这件事大多时候靠机缘，这个行业有太大的成分靠运气，即便你做了万全准备。”问及带着混血面孔，会否增加选角的难度，他坦言不一定，“或许我没办法大量产出偶像剧，但很幸运，我刚好演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影片，也演了蛮多接地气的角色。” 而对他来说，更难的地方，在于进入一个角色过程中内心的不舒适。 “不管剧本写得再怎么好，当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想像情境里时，那是改变的开始，改变一开始都会有一些不舒适的状态。”这样子的不舒适，是每一次收获新角色的循环，不会随着习惯有所减缓。他在开始思考、塑造一个角色的说话语气的同时，也会质疑是否过于先入为主，“我在为角色定一些什么事情，而不是我在探索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我就落了一面墙，卡着不过去。”凤小岳必须一次次地在内心摸索，寻找每一个角色在想像情景里的核心世界观，“他（角色）是怎么看待故事里发生的主题，当我可以把它简化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说什么话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演戏需要时刻掏空自己、放下主观意识，以强烈的同理心及感性揣摩角色状态。而这样的不舒适感，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凤小岳形容，就像每一次都在突破自己舒适圈。当在演员的位置上时，享受跟不享受的比例，其实很接近。他说。 “我常开玩笑说，大家付我钱，是付我‘等’的。”拍戏现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有12小时起跳，有时甚至拉长到16、18个小时。若等待的时间正好碰上情绪戏，更是折磨。演员得持续停留在某种状态里，却又无法太早释放情绪，也不能轻易让自己分心。 “你会担心万一跟谁聊天，聊得太开心，那个（情绪）又跑了，你又要再花精神，这件事非常累人。你说享受吗？它的比例不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是我热爱的事情。” 当经历了这些挣扎，就能看到进步和成长。他以90分钟的瑜伽课比喻，“也许多做第3个动作，你的筋骨拉到极限，但当你的胯开了以后就开了。你会觉得‘原来这个动作也不过如此’，但又会有下个更难的动作。我觉得拍戏也常常有这种感觉。” 在享受与拉扯间摇摆的演员生涯，换作音乐又有什么不同的风景？现场的满足做音乐，凤小岳能自由创作旋律和歌词，更能表达想说的话。现阶段，他的创作仍以表达自我为核心，再慢慢摸索出能让听众理解、共鸣的方式。 “我现在还在做我想做的音乐，然后再找到一个方法，让大家 [vip_content_start] 听得懂我在唱什么。” 他形容，音乐与电影的差别，就像两艘截然不同的船。“做音乐，目前对我来说像是一艘我比较能掌控的Speedboat（快艇）；但拍电影像是一艘大游艇，上面载着各种人，从导演、制作人、摄影、美术到演员，大家是慢慢一起前进。” 不像戏剧过一段时间才播出，凤小岳享受表演的当下，尤其是在舞台上和乐团共同创造的表演。 “我现在的演出都是Live Performance，大声的鼓、贝斯，然后‘Bang’！就是explosive，爆炸性的感觉！I love it！”这种与观众零距离的交流，对他而言，是另一种表演形式的满足。“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多演舞台剧？但此刻，我就是很喜欢玩乐团。”或许那是一种更即时、更直觉、更强烈的表达形式，让他感受到表演回归本能的快乐。音乐是避风港对凤小岳来说，音乐也不只是创作，更是一种救赎。创作专辑《柒》以“重生”为题，筹备了3年，在2023年正式跟大众见面，更一举获得金曲奖3项入围的肯定。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最想传递的就是正能量。像是专辑里的〈从今以后你自由了〉，他为了纪念逝去的亲人，以死亡做为出发，勉励人们带着过去从逝者获得的美好回忆与能量，坚强并勇敢地面对未来。 “我太多愁善感，但我个性是乐天的。在出社会后，有时候负能量会累积。”他表示，人们必须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失去了小时候那般无忧无虑的快乐，“我觉得人应追求的，是长大以后还可以是原来的样子，同时也能拥有更成熟的状态在面对这件事。” 世界上存在的痛苦越来越多，而他选择不被这样子的痛苦打败。 “你可以庆祝这个痛苦，因为他就是会在，但你可以给他更大更大的包容，而做音乐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救赎。” 这样的概念贯穿《柒》，他说明，“7”不仅象征好运，更是一个完整、独立存在的数字。而在生命当中，每成长7年就会有一个蜕变，全身的细胞都会换一遍。 “在写的时候也很sharp，所以‘7’带有fearless（无畏）的感觉。” 上个月，他无预警宣布组新团“凤小岳&压克力柿子”，团员都是凤小岳这几年巡演和玩音乐的战友。比起一个人玩音乐，他更喜欢一群人创作，“这件事情（音乐）真不能一个人做，我觉得组一个团，好像会有一个‘帮派’的感觉。” 新团之所以命名“压克力柿子”，凤小岳曾在一个媒体采访时透露，在一次经过咖啡厅，他看见橱窗里两颗发红的红柿子，它们带着橘红色的皮闪着光。那两颗柿子的模样，深深烙印在他心中，在组团的时候就用上了。比起一般的柿子，熟了就烂，压克力柿子熟透了还是坚持面对世界，如同他希望自己的音乐也经得起一切的考验。 “任何事我觉得至少要先去做，做了以后跌倒，至少那个‘跌’是我甘愿跌的。你要允许自己去改变，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是要去做了才知道。” （编按：原文上传于 2/6/2025 ）更多【人物】：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有自觉才会自由打破看不见的阻碍，视障人士江慧琛：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政治学者甘诺拉·乐储莎堃／民主是长远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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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狄龙／光影沉淀之后回归细水长流

纵横华人影视圈超过55年的狄龙，曾是邵氏力捧的武打小生。39岁时加入新艺城影业，隔年上映的警匪片《英雄本色》让他绝地反弹。自称被胜利冲昏头的狄龙坦言，当时不懂得适可而止，结果惹上官非。他感慨道：“其实做人要懂得留白，‘话到口中留半句，每逢是处让三分’。这是一门哲学，人与人之间要有点距离感，这样才会更美好。” 报道：本刊黄凤玲摄影：本报苏思旗、黄冰冰视频：本刊林芷桑狄龙原名谭富荣，从小就沉迷电影。原本是裁缝店学徒的他，坦言当初是为了名利投入电影圈。做童工长大的狄龙，13岁左右就当起了外送员，但他逐渐意识到“Low Skill，Low Pay”（低技能，低收入），所以转行学当裁缝师。对武侠片痴迷的狄龙，除了自小学永春自保，成年后也不间断练功夫。22岁考入邵氏的南国演员训练班，隔年就在电影《死角》（1969年）担正。狄龙称张彻导演为恩人，这是因为对方的重用让他生活有了改善，也教会了他在电影圈的生存之道。人称“邵氏铁三角”的张彻、李翰祥和楚原导演，是狄龙凭武侠片走红的重要伯乐。今年7月获颁“第8届马来西亚国际影展”终身成就奖的狄龙，配合影展在隆市影院出席了一场名为“狄龙：英雄之道”大师班（Masterclass: Ti Lung The Hero’s Code）公开活动时，被问及除了电影《英雄本色》（1986年），哪些更早期的作品是他从影的转捩点。对此，狄龙说明改变他思想最多的是李翰祥导演，因为对方执导的《倾国倾城》（1975年）把他从武侠世界带到皇族的文艺世界。跟周润发和张国荣合演的《英雄本色》则把他从古装片过渡到时装片，并让他斩获了首座金马奖。车祸意外差点截肢自认小时候非常调皮的狄龙，在一次车祸意外中差点失去左臂。他向现场影迷展示自己的左手肘是弯曲的，这是因为小时候从车上掉下来断了三截。当时送院后，医生一度建议截肢。 “我还记得，医生说这只左手要Amputate（截肢），我妈不肯，立刻求助。当时有人跟她说，中国有跌打，用草药敷的话，骨头有机会重生。”当时住在渔村的他，只好去到香港投靠别人找跌打医师，草药敷了数月后终有起色，“我从最初的没希望，到可以伸直，到可以举两磅、3磅、5磅、10磅、50磅，然后做了武侠明星。这些都是靠我妈妈和医师（的坚持）。”他强调自己不是卖药，而是真人真事。与张国荣情谊 1985年，狄龙离开邵氏转投旧同事石天和黄百鸣等人成立的新艺城公司。隔年，他接拍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大获成功，3位男主角接力演出续集，但结局是饰演“杰仔”的张国荣死去。狄龙和张国荣的兄弟情从戏里延伸到戏外，狄龙的儿子谭俊彦近期透露，罗文和张国荣曾在他少年时期 [vip_content_start] 到家中与母亲陶敏明打牌，足见狄龙与张国荣私交甚笃。两人之后合作的温情片《流星语》，也让狄龙拿下第19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狄龙忆述，张国荣以一元象征式片酬接拍《流星语》，嘱咐导演张之亮专心拍片就好。说到伤心处的狄龙数度哽咽，直说很想念张国荣，还频频对自己的失态向现场影迷致歉。狄龙认为，张国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我心目中，他好像流星一样过去了，划破长空，身化万丈红光，留下惊人的记忆。千古有余情，Leslie，我们和观众和所有人永远爱你、永远记得你。” 他续称，生离死别是很痛的，但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在分享会上情绪一度失控的他认为，没有情绪是做不了演员的，演员必须时刻感受喜怒哀乐。 “很多演员问我怎样演好哭戏。有的人滴白花油、有的人滴酱油、有的人滴万金油。我叫他们不要这样伤害自己的眼睛。你觉得这件事悲惨吗？你觉得这件事可不可以挽留或改变？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折中办法呢？如果没有的时候，你设身处地想想，这就是你人生的经验。” 最欣赏的导演是周星驰他强调，每一个人都是有情感的，如果没了情感，那活着就像是一条咸鱼。狄龙称周星驰为“孙悟空”，“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正是出自周星驰执导的励志电影《少林足球》（2001年）。周星驰是狄龙最欣赏的导演，狄龙认为他既是怪人，也是奇才。“为什么我喜欢周星驰呢？因为他是天马行空、似是而非、意想不到，然后我就哈哈大笑，回味无穷。” 除了周星驰，女导演的崛起也让狄龙刮目相看。他点名称赞贾玲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热辣滚烫》，而讲述女性创业自强的《水饺皇后》，也是狄龙近期喜欢的电影。香港电影业迎难而上有人说香港电影业正值寒冬期，对此狄龙乐观看待。他认为，起落兴衰是有周期的，这是因为观众群不一样了，而且大家现在看手机的时间更多，但他认为，大家的喜好可能因时代改变，真正喜欢电影的人永远都有一个脉络去追求电影，“电影是生生不息的，因为它是文化的传承和娱乐的皈依，电影会让你有知性、感性和悟性；它会让你永远当它是朋友，看电影也是很好的家庭活动。” 狄龙强调，香港电影业虽然处在彷徨期，但电影人还是可以迎难而上，近年更出现了多部票房破亿港元的港产片，如《破·地狱》《九龙城寨之围城》和《毒舌大状》。狄龙坦言最喜欢大胆创作的《破·地狱》，“我觉得《破·地狱》开拓出一种新路向，即认为有不合时宜的偏见，或者男女之间的性别歧视时，应该是时候作出适当的调整了。” 狄龙有感随着社会进步，这是一种大家看得见的渐进式改变。他说，无论是女性掌权、女性独立或女性在家庭的重要地位等，近年来都得到了正面的支持。 “（这样的改变）我也很开心，这才叫做万物平等。” 快速是在自我毁灭狄龙被大师班主持人问及，什么样的剧本才可以吸引他接拍。对此，他笑言：“很不幸的，我现在没有什么剧本在手。”不过随后他说出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狄龙分享道，他之前拿到的一些剧本，需要从手机上读取。看着手机里模糊的对白和台词，他只好第一时间放下手机找眼镜去。 “我现在看到拍戏的人是拿着手机的，他们会自己找一位助理在旁边提词，非常可怕。”言下之意，演员之间缺乏排练与沟通，成品质量也备受考验。他续称：“这个时代是快速的，但快速就快亡，那就是自我毁灭。你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你浪费自己的时间，是自己慢性自杀；你浪费公众的时间，是集体谋杀。” 身处在电影院就仿佛在天堂的狄龙坦言，有观众，有好的电影，就会有好的心情。跟电影业相依数十载的狄龙，不忘提醒观众别浪费时间看劣质电影，应该果断起身做别的事；反之，好的电影，无论是爱情片或恐怖片，看了都会有收获。对于是否继续接拍新戏，狄龙表示不会过于忧虑工作问题，如果有好的剧本就乐于享受。 “我相信老天自有安排，而且（我的）生活也到了细水长流的时刻。细水长流的意思是我们要顺天命，顺天命就是不会超出规矩（不逾矩）。” 英雄识英雄之缘分对电影的热忱，狄龙称周润发不输他。在拍摄《英雄本色》时，两人不断拼演技，旗鼓相当也互不相让。 “我们两个识英雄重英雄，一起发挥（演技），一起收获美好，但他比我年轻。我记得跟他交朋友的时候，他亲手送了一缸金鱼给我，叫我养大它。” 周润发受访时曾说过，中三辍学让他语文和词量匮乏，在背对白时很是辛苦；狄龙多次受访时也对自己学识不足感到遗憾，询及是否与周润发同病相怜时，狄龙却表明：“我觉得发哥比我厉害，我看过他几部戏有很长的英文对白，他都能够处理得好，而且他很有自信，所以他比我厉害。” 影迷曾在提问环节时，谈及当年拍摄《英雄本色》的狄龙似乎正经历中年危机。对此，狄龙避而不谈，并用《红楼梦》的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来回应。 “真真假假，有时候通过一些艺术加工，让整部戏变成商业电影，仅此而已。有些（作品）要是拍得比较偏差的，你可以当作“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其实是倒影来的，不要太认真。更多【人物】：演奏家吴珮菁／手舞六棒，木琴不再只有四个音画家陈天赐／不完美的画是真实的社会面貌演员蔡宝珠／演戏是一份恒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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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家吴珮菁／手舞六棒，木琴不再只有四个音

说到打击乐，脑海浮现的可能是童年时的三角铁，或是新年轰隆响的节令鼓，还有摇滚乐团必不可少的爵士鼓。但碍于人最多只有两只手，大部分打击乐难以单靠一人、两支鼓棒的组合演奏出如钢琴般多变的音色。吴珮菁正是因为不满足于此，自行研究了“珮菁握法”（Pei-Ching Grip）。这个以6支琴棒，且可以各自独立敲击不同音阶来演奏木琴（Marimba）的方式，更获得多位前辈赞赏。其中包括吴珮菁师事的安倍圭子和Tim Peterman。吴珮菁更将她的经验、训练乐谱都收录在《六棒木琴演奏艺术——“Peiching握法”的探索与突破》一书，希望拓展大众对六棒木琴的想像。吴珮菁的音乐旅途因何而起，又是什么原因激发她发明六棒握法呢？报道：本刊辜嘉荣图片：受访者提供 “我很幸运，感觉不是我选择了音乐，而是音乐选择了我。” 吴珮菁的音乐启蒙发生在小学四年级。那是她随家人搬迁十几次后，读的第四所小学。碰巧学校有节奏乐队，吴珮菁加入后获选进入木琴组。“我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一直都喜欢音乐，还能免费学习，那时候我超兴奋。”吴珮菁回忆道，“学校老师也有额外教钢琴，知道我们家庭情况，收费算我特别便宜，连邻居阿姨都帮忙说服我父母让我学。” “爸爸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以后考上晓明女中（晓明女中是台湾著名私立中学）。我只想着只要能够让我学琴，不管‘小明’还是‘大明’我都考。”吴珮菁对音乐的热爱家人也看在眼里，“小六考试前3个月，我帮家里打工包馄饨时，突然听到‘砰’一声，结果竟然是爸妈为了让我练琴考试，跟朋友借钱买来的钢琴，当时眼泪都掉了下来。” 后来吴珮菁顺利考进晓明女中，主修钢琴。原本为了节省乐器费用，想选择声乐当副修，却又遇上急性肠胃炎错过了声乐课。“好在学校有木琴不用自己买，遇上朱宗庆老师从维也纳回国推广打击乐，我就顺势转换副修并成为他的学生。后来再转成双主修，学费更昂贵了，可是家人却还支持我。”吴珮菁说。朱宗庆是台湾著名打击乐演奏家，多年来在各地透过演出和教育推广打击乐。“3年后我高一时，朱老师要创立乐团，就问我要不要参加，我当然马上答应啦。”吴珮菁因此与朱宗庆和其他创团成员成立了当时台湾第一组专业打击乐团，即“朱宗庆打击乐团”。从乐团到考上博士 “加入乐团后每个周末（从台中）到台北练习。当时只有我一个高中生，所以礼拜一一早要搭车回到学校上课。”吴珮菁笑着说，“那时睡得非常少，上课都在打瞌睡。” “上大一后我成为乐团首席，大二就有高中生来跟我学习，到了大五学校也聘请我教大学生了。”除了教学，吴珮菁还随乐团到处巡演，每年有三季音乐会，至今已演出超过3000场。 “可是当时打击乐在台湾只有到学士程度能修读，朱老师就鼓励我到美国。我们在美国巡演过，到过好几所大学表演。北伊利诺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正是其中一个。后来我也到那里就读硕士。”吴珮菁说：“我因为演出和教学经验，9个月就完成了平均2年的硕士课程。” “我跟乐团请假2年，毕业后还有时间，朱老师就让我再去念多一个硕士。我觉得那不如念博士更好。”吴珮菁说，“我就想到，当初巡演我们还去了西维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认识了院长，后来就联系他并报读了博士班。” 与木琴的缘分从木头说起 “我曾经住在山上，对木头感觉很亲近，听到木琴的声音觉得很温暖。”吴珮菁说，“木琴是能有不同变化的，甚至琴棒材质可以分别带出清脆或温暖的声音。若是只能敲打出4个音就太可惜了。” 十指并用弹奏钢琴，音色不是更丰富吗？“我的手比较小，没办法弹基本的八度，不过木琴棒子很长，就可以打跨八度的声音了。” 吴珮菁解释，“当时木琴大部分演奏最多使用4根棒子，只有零星几个人尝试6根，而且是敲固定的和声。有钢琴的基础，我想让木琴变化更丰富，所以开始研究起了六棒握法。” 6支琴槌“打”天下 1995年吴珮菁以博士候选人的身分回到台湾，为人生中第一场个人演奏会准备。“这两年间我尝试不同的四棒握法，想找到能多握两根棒子而又能独立敲击的方式。” “又是因为我手掌小，我就连握四棒都有点难。琴棒不能紧握太久，不然手会酸痛。可是太放松棒子又会‘跑前跑后’，我就用了橡皮筋，把棒子固定起来，却又不失弹性。”借助“外物”辅助让吴珮菁觉得别人会嫌弃她，后来想通这就是她的弹奏方式，在六棒握法她也延续了这个技巧。掌握了握法后，吴珮菁请作曲家黄婉真写一首6根棒子都独立运作的曲。吴珮菁回忆，“她说没写过，也不知道怎么写。我说很简单，你可以自由创作，只要不超过6个音同时出现，我就会想办法演奏出来。” 吴珮菁和乐团前前后后向作曲家委托创作，并由她负责首演的六棒木琴曲目多达40首，开创了六棒木琴独奏的新篇章。台湾打击乐的传承使命吴珮菁作为乐团资深首席团员，目前依旧随乐团展开巡演。同时，吴珮菁也在台北国立艺术大学担任音乐系教授传递所学。即便寒暑假休假期间，她也经常应邀开班授课或参与演出，例如本次6月末受本地打击乐团“觉奏感”邀约来马参与《碰》打击音乐会。不仅如此，“2013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广播节目‘BRAVO FM91.3’邀请我受访，介绍音乐与美食的搭配。”吴珮菁说，“一般听到的节目大部分是流行乐或古典乐，我就特意每一道菜肴都搭配打击乐。电台觉得很特别也很喜欢，节目结束后就邀请我担任节目主持人。” “我生命里很少透过语言来诠释情感，都是用音乐来传达感受。不过我觉得社会上很多人没办法在音乐厅听音乐，可是计程车司机、工地工人都会听广播，我就接下了这个邀约。”吴珮菁在节目里邀请世界各国的打击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民俗音乐家，甚至出国留学的学生等，分享他们各自对打击乐的看法。 “对比起30年前，不管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我觉得打击乐发展当然更多元、不能同日而语了。”吴珮菁对比起以前的打击乐环境说，“以前可能比较没有西方打击乐，但现在看得到节令鼓、‘查隆砰’、手碟，让打击乐更丰富、有更多的可能。台湾打击乐以前可以算是比较荒漠，随着朱老师和前辈们带着我们发展，我们也有着继续传承下去的使命。” 我会继续下去 “其实（倦怠）反而还好，反而是疫情时不能演出我才找事情做。那时候去健身房、空中瑜伽、泰拳等等都尝试过。”吴珮菁介绍自己除了音乐外的爱好，“平时生活的话，我非常喜欢爬山、游泳，还有做蛋糕。我很喜欢吃提拉米苏！” 问及未来想要更注重哪一个面向的发展，吴珮菁说，“朱老师一开始就要我们‘演奏、教学、研究、推广’。我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每个方面的比重都很接近，我觉得我都会一直继续下去。”音乐选择了吴珮菁，而她也将音乐传递给喜爱音乐的每一位听众。更多【人物】：画家陈天赐／不完美的画是真实的社会面貌演员蔡宝珠／演戏是一份恒久的追求当漫画不再只是漫画，苏颂文打造互动式的黑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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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兼时政评论人雷倩／在注意力稀缺时代，媒体要重新定义讲故事

台湾知名学者兼时政评论人雷倩拥有多重身分，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政论节目上犀利发言，一语道破盲点，引导观众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国际局势的演变。她的职涯轨迹横跨学术、媒体、金融、政治四大领域，而每一次跨界都适逢局势变动，迫使她不断重整思维，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她直言，“每一个转折点都不是我特别选的，可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却）是最重要的。” 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陈世伟在美国宾大深造期间，雷倩专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有一次，她曾参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一项计划，研究17个国家的贫穷议题，这段经历令她有很深刻的体悟。 “这17个国家里面，有一半以上的孩子会在5岁之前死亡，因为公共卫生环境、医疗环境太差。”这些国家的生活条件极差，道路毁坏、水源短缺，更遑论基础教育，当地居民也普遍缺乏基本卫生知识。她举例，他们得教导妈妈，河水舀起来后，必须先静置沉淀，再煮沸，才能给孩子饮用。 “贫穷是非常悲惨。”她强调。“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孩子去尼泊尔，觉得当地孩子很贫穷，可是很快乐。我说，‘你别讲这种话，贫穷是悲惨的，不是快乐的。’” 然而，走出象牙塔后，她自觉学术报告多为事后分析，没有办法介入现实。“你是事后去研究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去解决、思考或评判。如果你在事前，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想要有所改变的话，事后（研究）是来不及。” 不做事后检讨，而是当场介入 1987年，雷倩毕业后加入美国ABC广播电视公司工作，从学术走入媒体业。不过没多久，她就见证了美国广播电视市场的巨大变革，因有线电视迅速崛起，终结了传统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代。 “以前原本没有竞争对手，只有3家公司，那就是ABC、CBS和NBC。我去（ABC）的时候，已经开始有CNN了，有线电视开始有一百多频道。” 入职时，她的身分是一位研究编辑，负责为广告内容把关。接着，凭着卓越的研究能力和执行力，她一路晋升，成为新闻黄金时段节目的重要策划人。过去，有些人会去研究电视内容对亚裔和非裔的刻板印象，可是当论文刊出后已是猴年马月了，失去了改变的时效性。“在我管理（电视节目）黄金时段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亚裔的演员，他的角色是有问题的，我可以直接提出来，要求去找亚裔学者来评论。接着，我们依据学者的评论去修改那个角色。” “这样你不需要在事后去解决问题，而是当下可以改变方向，这很重要。” 想播什么节目？观众说了算何谓黄金时段？雷倩说，每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时至11时被称为黄金时段，总共有15个小时，这也是电视公司最贵的播出时段。至于周末两天也各有2个小时的黄金时段。在黄金时段的节目表里面，包含娱乐节目和一小时的剧情片（供25岁至55岁观众）。她补充，电视公司在制作节目时，会精准地锁定特定年龄层的观众。每年，ABC广播电视会从黄金时段淘汰一两个节目，再替换新节目，好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过去只要播映一个节目，就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观看。现在有这么多家的时候，你要有新的方法论，新的方式去理解观众的品味。” 对此，电视台会进行“Cable Testing”。他们会在全美锁定20座城市，每座城市找500户人家，形成1万个样本。接着，再以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e）的形式来分析结果。每天晚上，他们会邀请“测试者”观看一个新节目。播放完毕后，工作人员会拨打500至1500通电话收集观众反馈。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投资，我们拍每一部样片就要100万美金，每一年制作30部样片的成本是3000万美金，最后我们只会挑选5个上播，所以你要有更精准的观众品味。” 她直言，这5个作品可不是随便挑选，而是依据数据筛选出来的。倘若观看数据良好，她会想要知道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物特质？故事非常精彩？“你必须更靠近消费者，他们要什么？不是今天我要给你什么。” 好故事是留住读者的关键元素雷倩回忆起以前电视节目制作人常自诩有“黄金直觉”，声称能够判断观众的口味。然而，步入90年代，局势已经截然不同。观众拥有诸多选择，不再被动地接受内容，而自主地挑选想要在哪一个频道逗留，收看谁制作的节目。 “现在大媒体也是如此，要明白观众想要什么，否则内容太多了，在海量的内容里面，人家为什么要看你？为什么要点阅？”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她认为纸媒要确认自身的定位，因为那是一份报纸的“USP”（独特卖点）。然后，每一份报纸一定有一个核心使命，确认使命后，接下来就是人才，记者必须具备写好故事的能力。面对重大事件时，读者是希望看到不同视角的报道和分析，内容要有深度、广度和连接度。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它有一个桥梁的工作。”媒体要跟思考问题的读者对话，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讯、足够的思考要点，让他们去自行判断。她说，媒体基本上有三种角色：第一、监察，如实呈现现实世界；第二、相关性，整合资讯和厘清事情的发展脉络；第三、娱乐，报道内容要有吸引力，让读者有兴趣阅读下去。 “台湾有一段时间很可怕，每天的新闻都是车祸。你今天看了一整天，今天看到的车祸和昨天看到的车祸事件有什么差别？世界发生了这么多事（没报道）。” 讲得越深才能吸引观众 “大媒体的（报道）分量是来自你的第二篇、第三篇内容。”雷倩说，第一篇是针对新闻事件的基本报道，第二篇是着重分析事件的背景和成因，第三篇则进一步探讨事件与其他东西的关联。而恰恰是第二和第三篇内容才能够体现媒体的专业和价值。这个形式同样可以运用在政论节目中，雷倩在中天新闻台《国际直球对决》担任来宾时，主持人林嘉源或其他嘉宾会先讲第一个故事，概述整个新闻事件。她的角色就是负责讲第二和第三个故事，抽丝剥茧，分析事件的因果。“这些是哪里学来的？是从ABC新闻学来的。” 她指出，平日没有重大新闻，所有媒体都在陈述第一个故事，彼此没有区别。但一旦出现重大议题，《国际直球对决》的节目就有吸睛点，因为节目的第二和第三个故事说得比别人好，从而让观众逗留频道的时间也变长。打造知识体系先从“硬学科”入手身为时政评论人，雷倩需持续大量阅读与消化各类资讯，那么她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她答，最好从一门“硬学科”入手，例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些学科有一套清晰的理论架构和发展脉络，能够奠定知识体系的基础。“学好一门硬学科之后，它就会成为你的知识树的一个核心，然后你再旁征博引。学完经济学，再去学市场、国际贸易、金融等等。” 此外，她鼓励大家多阅读书籍，尤其英文书籍，因为这些书籍有很严谨的写作结构，如第一章是简介，接下来依序展开各个章节，最后是结论。这样的写作结构有助于锻炼思考逻辑和脉络。雷倩本身很爱阅读，喜欢探索陌生的领域。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因公务繁忙，需要经常出差。每当到机场就会买书阅读，且不拘题材和领域。有一次，她在希思罗机场（Heathrow）就买了一本数学书籍《拓扑学》，“我连数学都不会，就去买了这本英文书。为什么买？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啊。” “可是，现在孩子的问题是，在AI（平台）问得太简单，机器帮你整理好了。事实上，你如果没有自己的体系，你不太知道资讯是否正确。” 同场加映在采访的尾声，雷倩想起了一件往事。在1990年代初期，所罗门兄弟公司因卷入金融丑闻而陷入财务危机。作为股东之一的巴菲特（亦是ABC的股东）临危接手，协助整顿公司，并亲自面试新任的首席执行员。 “每个人（应征者）都被安排半小时，我们就问他，你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要有智慧、诚信，第三个条件则让雷倩出乎意料，那就是团队精神。由于所罗门兄弟公司陷入破产，如果想要迅速站起来，需要一位能够团结人心的领袖，跟他生死与共一起去奋斗。这件事令她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巴菲特）怎样去想和看待事情。” 雷倩简介： 1958年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之后远赴美国费城宾大安那柏格传播学院攻读硕博学位。曾任美国ABC广播电视总公司副总裁，成为美国媒体界位阶最高的华人之一。1997年转任新加坡“霸菱亚太通讯媒体基金”董事合伙人。2000年返回台湾，担任太平洋联网科技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长。2004年加入国民党，2005至2008年担任立法委员。现为“信心希望联盟”党主席与台湾中华妇女联合总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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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导演侯季然／不设剧本，放任拍出不同的样子

台湾导演侯季然十年来拍了三季《书店里的影像诗》，每集3分钟，一季40集。换言之，他已经记录了120家书店，遍布台湾本岛与离岛。拍的是书店，他却发现自己记录的是“书店老板”这种特别生物，套杨照的话叫“gentle madness”，温文儒雅的疯狂。后来，他感觉自己记录的是时间、时代。“要去记录一个时代，不一定镜头要很大，或是要访问很多很重要的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现场。”他更喜欢的方式是，从一个寻常小人物的生活片刻，去看那个时代的痕迹。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黄冰冰 6月7日，诚品生活吉隆坡，台湾导演侯季然主讲“以纪录片凝视书店风景”，分享拍摄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的点滴。他展示一家狭窄的书店“人文书舍”，老板是外省老兵，自行修补破损的书封，在书背上用毛笔字补上书名。“那么可爱的一个老板，他后来去世了，我很感恩有机会可以记录到他。” 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家书店。连锁书店本来就大，独立书店越来越变成时髦，吸引文青打卡。侯季然记录的，首选二手书店，再来是社区里的传统老书店。那也是回忆，每个小学生要养蚕宝宝时，社区书店老板就会变出桑叶。渐渐地，他发掘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书店。每天抽烟、开计程车的半百中年人，开了一家“老武侠”。1960年代武侠小说流行开来，盗版横生，不止有金庸，还可能有因为金庸红了而起名的“银庸”。侯季然认为“老武侠”是现在华语世界里，收藏武侠小说最完整的地方。 “武侠虽然是华语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文学，但它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无迹可寻。”他很庆幸，记录到这个位于破旧公寓里的，且不会出现在文青地图上的书店。又或另一家收录在第三季的书店“佛化人生”，原本专门卖佛书，后因身心灵风潮兴起，开始有了塔罗牌、印度瑜伽、冥想、脉轮、光的课程、人类图等书藏。“我觉得它是现在台湾最独特的一家书店。” 侯季然眼中的书店、影像与诗看书有一种特别的自由侯季然说，小时候去书店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小朋友的探险梦，总会想着去更远的地方，例如越过家门前的一条马路，或者搭巴士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兴奋莫名。身体的位移，是物理上的开拓；而在书店里沉浸于漫画或小说，也是一种开拓，把思想带到更远地方。侯季然很着迷于书中的探索。少时读洪建全基金会出版的系列少年小说，还有每月报到书店必买汉声出版的《中国童话》。精装版、图文并茂、故事精彩，少年无从抗拒，献出人生第一次熬夜，翻完整本书已经天亮了。看电影得买票，看电视需待在家，通常与父母相伴。但是看书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离开家，独自泡在书店，有一种特别的自由。电影带来的想像看电影也自由，沉浸在大银幕中的2小时，就像跟世界脱节，消失在地球表面。侯季然没有念高中，而是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世新大学）就读。学生流行翘课，“因为这个学校的放任，让我有那么多空间去看电影。”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很流行MTV，即影音包厢或视听中心，租影碟或录影带在小房间观赏。当时有本杂志叫《影响电影杂志》，介绍都在电影院看不到的欧洲、南美洲文艺片。在包厢看艺术电影，也是开拓想像的过程，所以侯季然越看越爱上电影。不爱看诗拍的东西却像诗 “说老实话，我其实从小就不爱看诗，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懂，这几行读完，然后呢？”侯季然自然很难与诗连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拍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像诗。” 如何解套？他想，诗是割舍，用很少的材料表达一个更庞大的事物，或无可名状的东西。“诗也是一个叛逆的过程，不讲清楚，不遵照既有法则，没有文法，打破一切规则的创作方式，所以它是很叛逆的东西。” 与书店老板展开缘分全因“自由”这一点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侯季然小时候的娱乐不外乎阅读和观影。读小说也好，看电影也罢，娱乐之所以发挥作用，在于戏剧张力。那些紧张、刺激、冲突、悬念，不断吊着胃口，让人一直想看到最后。一投入进去，就能让人忘记所处的环境，脱离现实。金庸的武侠世界如是，史蒂芬·史匹堡的《ET》《圣战奇兵》《侏罗纪公园》一样，能让人置身世外，忘记自己。后来他发现另一种状况，有些书写并不是很奇幻的东西，甚至也没什么冲突。身边很小的事情、感受、心情，原来也值得写，可以这么写。“会有一种更深层的感觉，不是忘掉我自己，而是想起我自己。”也许很多人和侯季然的感觉一样，读到某些东西，“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我写不出来，但他帮我写了。” 那个东西或许就叫做“共鸣”。像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的静与慢，让侯季然有很漫长的时间与空间去想自己的事，“你在看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很多事情是与你有关的。”这让他发现另一种创作可能，好像自己也能做得到。 2000年左右，数码摄像机（DV）发明了，一人拍片，不需要大台机器、发电车或胶卷。侯季然彼时在政治大学广电所，借了一台DV自己拍。所拍摄的实验片《星尘15749001》，获得2003年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泡书店、看电影、诗，侯季然享受的从来就是自由。他不喜欢按表操课，享受拍片过程总有的变幻莫测。“我希望这段过程里面的所有，每一天的天气、每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和事的化学作用，都进入电影里面。”最后的成品，会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与周遭人事物的交互作用。为什么会拍《书店里的影像诗》？“就是觉得他们很疯狂，gentle madness。”侯季然邂逅的书店老板，无视于一般主流价值，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他被这种斯文的疯狂吸引，“那个madness代表一种自由。” 侯季然疯狂吗？他自认拍《书店里的影像诗》就很疯狂。任性，告诉投资人没有剧本或脚本，放任他应每间书店拍出不同的样子；也因为那么没谱，团队出行只知大概，实际去到现场再接招。任性也发生在，剪接时要非常勇敢地割舍掉一些大家都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有人问，那些书店有那么多故事，为什么不是完整记录下来？“但是对我来讲，能够抓到一个moment，那是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跟拍老板收书，转乘公车、捷运、火车、客运，全程一句话没说，书店只有结尾一幕。“对我来讲，这（书店画面）就是第一个要被割舍掉，因为这是大家可以想像的东西。” 期待能一个人完成所有事的那天最后谈AI。原以为拍出《书店里的影像诗》的侯季然会排斥那么没人味的科技产物。他又给了不按牌理的答案，“我其实一直都是很相信科技的进步会带来人类的自由，就像DV的发明，不就拯救了我吗？” 他只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关注AI，所以比较叛逆地还不感兴趣。“其实从以前我就一直期待科技的进步，可以让我一个人拍电影，让我可以一个人就做完所有的事情。” 正当大部分人都在担心工作会被AI取代时，侯季然又找到另一种解释方式，把它看作减法过程。“如果我某个部分被取代，那剩下来的我，是不是更本质的我？” 他试用AI写剧本，效果不好，AI好像只懂得往理想、正面的方向发想。他赞同知名主持人蔡康永的说法，AI不会沉默。而艺术创作很需要沉默，人跟人的相处很需要沉默，这个沉默是不做任何事情，但是AI不会做。“所以我觉得AI反而会带领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更多【人物】：穿越世代的音符，大友直人 x 牛田智大共谱古典新章演员兼音乐人凤小岳／做音乐玩音乐，然后让大家听懂我在唱什么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有自觉才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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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世代的音符，大友直人 x 牛田智大共谱古典新章

当乐团指挥要有什么特质？ “很多人都有能力当指挥，只是可能不喜欢一直和各部乐手沟通。” 钢琴独奏有多重要？ “是很重要，但我觉得钢琴这个乐器也有它的极限。” 大友直人与牛田智大，明明是音乐会上最受瞩目的指挥与钢琴独奏，没想到谈起自己在乐团的角色，他们却是那么谦卑…… 报道：本刊白慧琪图：口袋音乐提供 “我们很幸运碰上好天气。吉隆坡国油爱乐音乐厅的设计和声响都很好；马来西亚观众很安静仔细地聆听，我感受得到他们的专注。在萧邦、穆索斯基及安可曲结束后，全体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整场音乐会氛围真的很好，我们都很享受。”大友直人在后台分享着演奏会的余韵。 6月1日，东京交响乐团在吉隆坡国油爱乐音乐厅演出。东京交响乐团荣誉客座指挥大友直人领军，带来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Chopin: Piano Concerto No. 1 in E minor, Op. 11）和穆索斯基作曲，拉威尔改编的《展览会之画》（Mussorgsky/ Ravel arr.: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其中，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由25岁的牛田智大担任钢琴独奏。当年他以12岁之龄出道，曾被誉为“神童”，近年来陆续在不同的国际钢琴大赛崭露头角。东京交响乐团董事经理广冈克隆透露，吉隆坡与先前在泰国曼谷的演奏会，是该团“亚洲企划”（Asia Project）的活动。2023年开始，他们除了在亚洲各国巡回演出，也举办一些教育活动，旨在透过音乐达致文化与人员交流。演奏会后，《活力副刊》获主办单位口袋音乐安排，到后台专访指挥与独奏钢琴家。一位是日本资深音乐家，一位是冉冉上升的乐坛新星，两代日本古典音乐家对音乐有什么看法呢？以下的采访问答，牛田智大将简称为“牛田”，大友直人简称为“大友”。请分享与音乐的初相遇。你们如何接触到古典音乐？牛田：在日本，我们有很深厚的古典音乐传统。提到古典音乐，不得不提斋藤秀雄（Hideo Saito），他也算是大友指挥的老师。他是日本音乐教父，是日本音乐的先锋和传奇。我们很多音乐家和年轻音乐人都很尊敬他，有的在他创立的音乐学院学习。日本的音乐教育体系非常健全，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好的环境去接触和学习音乐。虽然我和大友指挥来自不同世代，但我们学习吸收的是相同的音乐哲理、技术等。大友：我是1958年出生的，我成长的1960、70年代，音乐百花齐放，有流行乐、摇滚乐、古典乐，既多元又丰富。我这个世代是自然而然接触到古典音乐的。我想，马来西亚、泰国的朋友也差不多一样，人们接收很多音乐，各种音乐类型都很欣赏。只是，与此同时，古典音乐有自己的世界。摇滚、流行也是，每个音乐种类各有特色。虽然如此，我们都能相互接受和欣赏。我想，“音乐无界限”就是这个意思。是你选择了这个乐器（指挥棒／钢琴），还是乐器选择了你？大友：这很简单。我也有弹钢琴，可是我不像牛田那么有才华。很多指挥家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大提琴；我除了弹钢琴，也会拉倍大提琴。但是，像牛田这样的独奏家很难得，非常优秀。对了，广冈也是很优秀的小提琴手，曾是乐团首席，带领整个乐团。记：这么说，你有成为指挥的才华，对吗？大友：这题好难回答，哈哈，真的很难说。很多音乐人都很有才华，但是指挥必须带领排练，需要很多沟通的技巧。我想这就是指挥所需的特质。我相信广冈和牛田都能够指挥（大伙笑），但如果他们不喜欢排练，不喜欢站在指挥台上和乐手沟通，可能会觉得那不是他们的强项。牛田：作为钢琴独奏，在乐团里面当然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我看来，钢琴是最基本的乐器，很多音乐人都会弹钢琴。但与此同时，钢琴也有很多声音上的极限，例如，不能像弦乐器演奏出揉音，不能像声乐家演唱出高音。所以，有一部分钢琴学生，若想玩一些不同色彩或各种各样声音，他们就会想要成为指挥，或转而学习其他乐器。总而言之，我觉得钢琴很特别，但同时又是有极限的乐器。大友：你真的这样认为吗？钢琴是很棒的乐器呢！牛田：是，钢琴当然是很伟大的乐器，但有时我们也应该尝试突破极限。大友：很显然地，他作为钢琴独奏，需要演奏有很多音符，比所有人都还要多。（大伙笑）牛田：对对对，真的。还有，当我们演奏室内乐，像三重奏、四重奏，弦乐手好像都不用那么辛苦。（大伙又一阵狂笑）每当我们结束排练，弦乐手会去吃东西，做点别的事，但钢琴手还是得练习、练习。身为神童，你怎么看自己一路走来的音乐之路？牛田：我的音乐生涯还在继续着，所以现在还很难下定论。但是，我真的很荣幸有机会在那么小的年纪（12岁）出道。因为出道得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优秀的指挥家、乐团和乐手前辈，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学习如何成为一个音乐家。我想这可能不是在一般学习环境或机会能享有的。所以，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幸运，我也很感激。当然，这趟旅程必须继续下去。而成为音乐家最难的就是 [vip_content_start] 持续成长，当中包括能力、技巧。我想，我的音乐之路，更重要的是未来要怎么走下去。那么，作为正常年纪出道的职业音乐家，你又有什么感受？大友：压力什么的，当然都有，但我很享受我的生活。嗯……我想，我很幸运能一直持续音乐事业，不管在日本国内或国外的乐团，感觉都差不多。但我想说的是，牛田是日本其中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1960、70，一直到80、90年代，很多日本音乐家在全世界发展。尤其60、70年代，在欧美音乐界发展的亚洲音乐家，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但现况改变了，我们看到很多其他国家的后起之秀，尤其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仍然有很优秀的年轻乐手和乐团，但事实上，现在在欧美的日本音乐家确实比较少了。我感觉，亚洲古典音乐现在正经历剧变。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改变，但我很肯定，亚洲音乐家会崛起。对亚洲有才华的年轻乐手，你能给予什么忠告？大友：这也很难回答啊…… 或许，我们可以不断创造新的音乐。有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有玩乐器的，懂得指挥和作曲，其实我们可以创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音乐。我的意思是新的曲子，不只是乐团曲子，也可以是歌剧、芭蕾或各种表演艺术。我们应该做些新的东西，带给观众新的冲击和体验。当然，传统的古典音乐曲子我们仍会演奏，只是也要端出新的东西。否则，古典音乐虽好，但是乐曲重复又重复，观众可能觉得太过例常，觉得无聊了。牛田刚才演奏完萧邦后的安可曲《Piano Folio… to a Disappeared Pleiad》，就是日本当代的古典乐作曲家吉松隆（Takashi Yoshimatsu）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牛田：我觉得，我们必须创建新的曲目，但与此同时，在演奏传统曲目如萧邦、贝多芬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新的诠释方式。很多音乐家，同一首曲子会演奏很多次，我们相信还是能再找到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方法。因为我们常常探索，例如更详细了解某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创建新曲目很重要，但在传统古典乐曲找到新的诠释方法，也是同等重要。更多【人物】：叶童×黄德斌对谈角色背后的那些事演员兼音乐人凤小岳／做音乐玩音乐，然后让大家听懂我在唱什么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有自觉才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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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童×黄德斌对谈角色背后的那些事

金马影后叶童：“当时我真的很年轻，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可能因此更加放松一点；如果换作今天有机会让我再遇到哥哥（张国荣），这样吸引人的一个明星，可能我会很害怕，所以电影《烈火青春》对我是一部很有意义的作品！” 香港“大叔”黄德斌：“如果说要选一个代表作品的话，那肯定是《真情》里面的‘越南’角色，令到世界观众都认识我！” 叶童与黄德斌5月来马演出黑色话剧《唔讲得》，本刊跟他们做了一个简短专访，谈谈他们从影以来的难忘角色。报道：本刊张露华摄影：本报陈启基视频：本刊林芷桑叶童与黄德斌虽是同龄人，但论入行经验叶童则更丰富，第一部电影就跟当时已经在歌坛崭露头角的张国荣合作的《烈火青春》，更凭这部处女作拿到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张国荣在一个清谈节目中也忍不住称赞：“这个女孩是个天才！” 谈起从影以来最难忘的作品时，叶童直言《烈火青春》是她生命中一部意义重大的电影，至今她仍然非常怀念张国荣对她的好。她形容，张国荣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明星，换作今天再跟一位如张国荣般级数的明星合作，她可能会害怕，会思索作为一位后辈要怎么跟眼前的巨星演对手戏，担心自己演不好戏中的角色，会多了各种思考在里面。 “不过，因为当时很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跟他合作的时候没有大压力。在没有害怕的情况下，我更加自由一点，放松一些，所以这个表现对张国荣来说可能就是很特别的感觉。” “有因才有果”，如果没有这部作品，她可能也不会是今天拍了这么多作品的叶童。 Q1: 入行数十载，觉得自己的黄金10年是在哪一个阶段？黄德斌说：“我的话一定是现在！” 他不是一出道就是主角，而是从路人甲开始，累积一些角色。近10年接触的演出种类比较多，有话剧、电影、电视，如果要说黄金10年的话肯定是现阶段。叶童则因自己出道比较早，经历了很多的辉煌时期。“对我来说，每个年代都有值得我去怀念或很成功的事，但我不是停留在以前的人，所以黄金10年，将会是未来要争取的10年，有一个目标去追求。” Q2：从影至今，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黄德斌初时表示，至今没有一部最满意的作品。然而听了叶童谈自己的作品后，他就有了新想法，说道：《真情》里面的“越南”。 “越南”这个角色，令到全世界有华人地方的观众都认识他，甚至没有怀疑的认为，越南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他在剧中的那个样子。在“越南”这个角色之后，他有了很多演出的机会与角色，真正打开了他的演艺之路。黄德斌之后参演了很多电视剧演出，2011年参演无线电视剧《天与地》再创事业高峰，与剧中另外两位男主角林保怡、陈豪合唱的片尾曲〈年少无知〉，当年更拿下3个音乐奖项，风头一时无两。后来他约满离开无线电视台，同样发光发热，2019年凭着电影《逆流大叔》中的泰哥角色，角逐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项。2021年电视剧《大叔的爱》的型男大叔KK，更令他人气急升。谈起KK这个角色，黄德斌直言，这是很幸运的，没有想到出来的效果这么好。当初演这个角色，都不确定观众是否会接受。也因为这个角色让更多人找他演更大胆的角色，如最近的《麻甩妈咪》。叶童直言，自己当然有很多满意的作品，但她不希望概括哪一部是最满意的作品，认为每一部作品都有其意义，还有更好的作品在等着自己。 “如果是最难忘的作品，当然是我的出道作品《烈火青春》，让我有机会加入这个圈子，否则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接受访问。” Q3：第一次合作舞台剧，对彼此的印象如何？叶童直呼：“完全不一样！” “因为是第一次合作，初见他长得好看，容易相处，对人对事也温柔体贴。开始时他把我当前辈看待，所以有点紧张，这点是我感受到的。我觉得每一次新的组合，就要去融合、沟通。” 熟络之后，叶童发现，黄德斌表面上看似是粗犷猛男，而其实他很温柔，对演戏很有热诚，跟他谈起电影、戏剧可以滔滔不绝。 “一开始双方都未熟络，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但因为大家有共同职业方向，所以很容易沟通，合作之后大家都没什么顾忌，有时互相吐槽、取笑，这种感觉挺好的。” 黄德斌则觉得，彼此都是有所追求的人，希望把作品做得更好。 “虽然我们年龄相若，但我入行迟，她是前辈级，演艺经验比我丰富好多。” Q4：未来希望有怎么样的尝试？最近参演中国综艺节目《乘风2025》的叶童，希望未来可以做一些与传统有关的戏剧，因为戏剧需要很多技巧，而且如果可以，她希望以自己的身分与技能，透过这个管道宣扬传统戏剧，觉得很有意义。 “让我选择的话，我会有兴趣尝试一些比较古老的戏曲或者歌剧，一些已经比较少人去做，却很有价值的戏剧。” 这些戏剧虽然已经从原本的受众娱乐艺术品，变成如今的小众作品，但她相信这些艺术是不会失传的，懂得欣赏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还有有固定的观众喜欢这类作品，她很想尝试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去将文化传承下去。黄德斌则表示，一切都看缘分，演员是很被动的，很难说自己要求，因为“用家（制作人）”有自己的要求，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勉强不来，但他不会抗拒新尝试，包括出演综艺节目。 “综艺不简单，听他们说综艺要临场发挥，要懂得马上变通，蛮大压力！” 不过，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演出写实的处境剧，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基层小人物。回顾所演出过的作品当中，《真情》里面的“越南”角色是写实人物，之后的角色都是比较戏剧性，因此他希望从现阶段多演绎写实人物，毕竟每位演员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体悟。 Q5：会接受演老人角色吗？黄德斌说：“接受啊，造型的东西会有造型师帮我，我都是属于基层的人，有机会我会尝试做。” 在旁的叶童开玩笑地说：“我想可能要从你的造型开始，因为你太‘型’啦，应该把自己弄得更写实些，哈哈！” Q6：作为公众人物，平时外出时可能都会被粉丝或路人要求合照或提出其他要求，觉得最舒服的距离是如何？黄德斌遇到的观众基本上都很礼貌的，对他而言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我自己也很幸运，那些人不会骂我或怎样。平时在街上很多人都会认得我，但大家都很友善地打招呼。” 叶童也认同，其实基本上粉丝都很友善的，当然有一些会不礼貌的偷拍。但她也必须要去接受，现在科技太发达，很难去避免这种情况（拍照），唯有小心自己的言行与举止，演员始终是一个可以成为榜样的人。 “某个程度上，对我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提点，要回馈大家对我的爱护，做每一件事都要更谨慎处理。对于个人空间来说，只要你不把我当作大人物来看，其实是无所谓的，大家也明白你也是普通人，我仍然会做常人会做的事。” Q7：对大马美食的评价如何？叶童说：“这里的食物很适合我，很香口，比较重口味，但我又觉得很好味。但因演出两天都很忙，都是吃盒饭，但也很好吃。其中一个米粉很好吃，还有一个肉碎饭，我都吃光光，还有海南鸡饭、咖啡、茶都很好喝！” 黄德斌：“我来过马来西亚很多次，吃过很多东西，如烧鸡翼、虾面，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美食天堂。” 更多【人物】：演员兼音乐人凤小岳／做音乐玩音乐，然后让大家听懂我在唱什么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有自觉才会自由打破看不见的阻碍，视障人士江慧琛：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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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有自觉才会自由

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同行的热血喊话，在他听来不过是一句甜腻口号。 “艺术改变不了社会。”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把锐利的话说得不疾不徐。“艺术有很多口号，讲是ok的，你可以讲……不是，你是要讲的，有些事不讲不行。”那他本身讲不讲？“不就讲咯，但我不会不做。” 口号泛滥，源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它让很多事物变质，再抹上一层奶油般的广告口号。“广告口号没问题的，其实知就得了。”知道什么是虚空，什么才实在。“我经常觉得自觉很重要，有自觉才可以自由。”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陈启基年轻时喜欢电影，大学却念建筑（“在那个年代比较实在”），英国毕业回港从事建筑设计，也走进剧场玩转时间与空间的艺术，现为香港演艺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兼行政总裁，定期撰写文化政治评论。脸书与IG相册，城市观察与心经抄写的照片交错，向外看也向内观。一身黑衣坐在沙发，谈论社会现象比起说自己更热络；于是问他，近期有什么事最常缠住思想？ “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变成一个服务学生的地方，好像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以前，老师的责任是教育学生，现在变成旅游服务，要游客开心，要环境舒服。不是去发展学生潜能，只不过是顺着学生，学生喜欢甜食就给他吃，而不是说，你只吃甜食是不行的。” 这样的现象，在国际都会香港与新加坡尤其明显，“读完之后，小朋友是否真的认识自己？其实一个社会的变化是否也是这样？”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种思维运动，本就不该追求舒服，当教育服务化，“全部关系都很虚伪，不能说学生，要赞学生，就像消费主义广告都在哄你买东西，它蔓延到教育，这是近十年我觉得很奇怪，也是不能逆转的潮流。” 又是消费主义的梦幻陷阱。 “反观亚洲其他没那么发达的地方，他们面对教育的态度不同，教育是生存问题，年轻人要更加面对现实——读书是为了找工。所以未来我觉得两种社会出现的人才会不一样。” 教育是社会发展之本。在香港，他看见且忧虑的是，教育环境太舒服，没把技能锻炼好，导致年轻人离开校园后，似乎很难入行。 “我个人经常觉得，很多事情是技术决定的，当你总说，不是技术决定的，态度可以决定，这不就是虚伪咯。你把态度讲得那么大，但是你可以做的技能很小……还包括很多大环境的改变，这是一个系统性、组织性的问题。” 教育现场灌入奶油；艺术场域也有它的虚伪。艺术不能改变社会，什么才能？谷歌胡恩威，简介头衔有“亚洲艺术科技剧场先驱”“跨界剧场与多媒体剧场先锋”云云；进念·二十面体从来也是重视实验的戏剧团体。拥有实验精神的前瞻性，他说，这是香港大环境允许的。 “不同社会有不同状态。香港本身有它的开放性，概念上是可以实验很多不同的东西，观众也能接受。香港在亚洲中间，可以吸纳不同文化，很受日本影响，也受欧美影响，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实验）。” 实验不是任性，而是正视现实的限制。他常说，实验和现实，都有一个“实”字，“你要知道框框在哪里，才知道自己在实验什么。如果不了解局限，你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东西。” 面对现实，剧场空间设计是一个框框，“这个空间是用来娱乐、教育，还是允许比较开放的东西？”政府也会架起很多框框，“城市规划要建多少剧场？怎么拿演出牌照？还有很多安全问题。”观众的局限又是一个框框，“我们在消费主义社会，很容易随着一些数据去告诉你，这是好的，大家就跟吧。跟是ok的，最糟糕是变成另一种东西。” 也没什么好抱怨，“流量数据这些事，你讲也没用，没得讲。现在创作好像to be or not to be，究竟我要参与流量的游戏，还是继续所谓自我的追寻？”流量的游戏，他不抗拒玩，“但是要诚实咯，即是不要用艺术包装流量。现在很多艺术都是一种假象，经常有人说要发声，要改变社会；以前某个时期可能可以，现在艺术改变不了社会，科技就行。” 时代在变，影响社会核心的领域也会改变。“所以科技也在改变着艺术。” 科技不就是一种技能，渐渐被态度虚掩的技能，“你有什么技术，就能做到什么出来。但有些人不是嘛，他们用意识形态做艺术，那就变成是一种gesture。” 在剧场尝试不同的实验打破四方框不好空有姿势，所以拥抱科技。事实上，所谓的沉浸式体验，胡恩威已经实验好多年，最新作品《唔讲得》更是香港首部将5.5G网络技术引入剧场的剧目——随着情节铺开，演员会在台上打开手机录像，捕捉自己或他人，手机荧幕同步投影在舞台大屏幕，让观众可以多角度观看演员的表演，打破剧场舞台肉眼可见与不可见的四方框。打造沉浸式体验，也不是只有仰赖科技，“这次我把布景设计推到最前，尽量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种种安排都是别有用意。“因为《唔讲得》剧本是讲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想要有一种‘近近跟你讲’的感觉，让观众甚至可以投入到某些角色里，而不是很抽离地去观察。” 《唔讲得》改编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原著舞台剧《不可说》。戏里，丈夫是脑神经外科医生，妻子是脑神经内科医生，两人对话密集，却没有真正交流，有天老同学突然来访，揭开隐埋多年的秘密……而所谓的真相，不断在舞台上推翻、变形，直至人人都看见自己心中的黑色乌鸦。 “这不是很典型的剧本，我做的实验有几个层面，一是用科技去呈现；另外，我第一次在上海看《不可说》，是普通话，当时我觉得，如果对白变成广东话，会有很多黑色幽默，是普通话没有的。广东话有很多发音的方式、语气，都会将意思扭曲，因为广东话有种暧昧性，有时一不一定是一，二不一定是二。这次我也在实验广东话这个语言。” 2025年5月，他率领叶童、黄德斌等人来马出演《唔讲得》，KLPAC的空间设计，又把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拉得更近，“更加engaging”，观众反应也不一样，笑声莫名更多，“我在上海看的版本，很严肃很deep，没人笑。香港首映有少少笑，但也没像大马观众这么开心。我觉得很得意，跟语言有关，跟大家看戏的心情有关，也跟剧场空间有关。” 剧场存在的理由剧场是一个立体空间；有别于在影院看戏，看的始终是平面布幕。 “在室内在室外？空气闷不闷？观众可不可以走来走去？坐得远坐得近？观众坐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情景也不同，剧场特别就在这里。”有建筑系背景的他说，“跟建筑的概念一样，剧场也在处理时间和空间。做导演，就是要将这些元素组合出一个空间，给演员发挥。” 剧场这个空间所承载的功能，来到今天似乎渐渐失重。 “20年前，剧场就是社交媒体本身，不同社群走进去表达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了社交媒体，剧场用来发声的功能弱化了。现在问题最有趣是，社媒已经代替很多艺术的功能，以前艺术是去分析社会、批评社会，现在没有了。艺术还有什么呢？大家要去摸索。”跟着又丢出一句，“其实发声很容易变成发泄，现在发泄是主流嘛。”人人陷入流量的游戏。流量为先的商业生态反倒简单，“而我们做实验的，永远都在社会边缘，所以永远要去处理很多框框的问题，看到的东西很现实，那就会明白多一些，”什么我要改变社会，什么人人都是艺术家，他笑说，“我又不会说是谎言，不过不是现实咯，只是广告口号咯。” 剥掉所有广告口号，剧场还剩下什么？ “是的，所以要重新想想，”他想到的是real time real space，这是手机成瘾的时代，越来越珍贵的体验。“剧场是现场，是真的，手机不是嘛，你可以暂停，你可以分段，抖音影片看100次都一样，但剧场演员的表演，每一场都会有点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剧场还relevant，为什么剧场还需要存在。我们就继续在工作范围里去做实验，至于会不会和更多观众产生更大的互动，就不是单靠自己可以决定。” 在框框里继续玩出无限的可能？——是一句用来翻篇对话的敷衍注解；胡恩威把它抓住，不疾不徐回话：这也是一句广告口号。更多【人物】：打破看不见的阻碍，视障人士江慧琛：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政治学者甘诺拉·乐储莎堃／民主是长远的奋斗健康从“心”开始修炼，洛桑加参：不要让情绪虐待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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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看不见的阻碍，视障人士江慧琛：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

有次电召司机的导航系统当机失灵，请江慧琛打开手机帮忙导航。她说“我看不到，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司机一再要求，江慧琛一再推托，一直抵达目的地，她掏出白手杖准备下车，司机才惊觉“Oh, you betul-betul buta?”（你真的是盲人啊？）“是啊，过去15分钟我一直跟你说我看不到，你就是不听。”司机频频道歉，江慧琛说，“没关系，大家都在学习。” 往事重提，Make It Right Movement社区发展经理江慧琛（Amanda Kong）说，教育大众身障群体的权益不只透过倡议工作，也包括日常生活，“但你得抱持一颗开放的心。”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陈世伟浏览江慧琛的Instagram，有很多到处旅行的照片，高原、小溪、沙滩、海上。访谈中，身障人士的权益倡议工作遇到的故事多姿多彩。看来，失明没有阻止她享受生活。 “也是有失落的时候，尤其人们对视障人士仍存有刻板印象。”虽然能独自前往熟悉的场所，但妈妈送她上电召车时，总有司机疑惑“她自己一个人啊？你肯定可以吗？”她回答“你怕什么？我坐Grab很多次了，可以的。如果你迷路，我可以教你怎么走。” 专访当天，江慧琛如常独自搭乘电召车来妇女行动协会（AWAM）会所。她顶着“马来西亚首位女性视障律师”的光环，现也是AWAM署理主席。这些名堂或许可以带给他人启发，但她更自视为“社会倡议者”，倡议身障社群的权益。就谈盲人，刻板印象中他们不是在街头唱歌，就是从事按摩或电话接线员，甚至没有工作。江慧琛的切身经验，和同事都是专业人士，外出会谈，对方却只跟同事说话，好像盲人不会说话。她都开玩笑说，“你也可以跟我说话的，我听得到的。”种种歧视的问题根源，她认为，社会缺乏对身障人士实际需求的认知和教育。她有句格言“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贯穿人生。初中评估考试（PMR）后，成绩明明足以进入理科班，校方以缺乏视障学生辅助教材为由回绝。她真切体会到，对于自己的学业、科系，视障学生竟然没有选择权。她认为，一方面校方不愿投入资源，或只想按照惯例，不替有需要的身障学生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很多视障学生都乖乖跟从，不能读理科就读文科；不能上大学心仪的科系，就读现有提供给视障者的课程，例如语文或宗教科系，就业前景也受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念法律系。”江慧琛想，身障人士需要争取更多权益，如果什么都不做，这个群体就会一直按照老路前进。与其干等不如适应环境 “当然，说比做容易。”既然决定开辟一条新路，江慧琛就得自行扫除各种障碍。法律课本可以改用电子档，用旁白（voice over）软体或荧幕阅读器读取吸收。但法律系讲求合法，必须尊重智慧财产权，她得写信给出版社，声明取用电子档只为研读。申请版权耗时五六个月，等拿到手，早就慢了同学两三个月。怎么办呢？当时她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校方安排一位图书管理员，整理课本的部分摘要，让她上课应急。 “对我来说，解决问题并非难事，怎么适应环境才是重点。”像没有课本那样，就想尽办法取得。回到马来西亚工作，学会使用电召车、搭捷运安排自己的交通。江慧琛直言，等待环境变得对身障者更友善需很长的时间，与其干等，不如去适应环境，而非受限于环境。她拿起手机示范，快速点击屏幕。只见手机屏幕画面迅速切换，旁白语速快得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她已经进入电子召车手机应用程式，选好地址，只差最后一步确认召车。“我手机的语速应该是正常速度的3、4倍，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她再示范浏览Instagram，又见她不断点击屏幕，手机不断发出在我听来是“叽哩咕噜”的怪声。“嗯……基本上我朋友出席了一个聚会，发了限时动态（stories）。”她“看得到”，因为手机软体还会大约形容照片画面。她就这样善用科技软体，浏览朋友圈，独立出行，处理文件……“很多盲人朋友已经在舒适圈安逸了，但我不行，我想跟科技一起进步，所以常探索新的科技事物适不适用。”她办工作坊分享一些辅助视障者的科技软体，很多人反而觉得她曾出国念书，有优势。可很多人没看到，她勇敢踏出舒适圈那一面。推行社会工作模式替身障者长远规划江慧琛认为，民众普遍对身障群体投以同情、可怜的态度，很多人、团体，甚至身障者本身也抱持“慈善”（charity mode）思维，提供的帮助往往是短期的，最直截了当就是捐钱。在Make It Right Movement，江慧琛提倡的是“社会工作”模式（social mode），设身处地替身障者长远规划。可是，有时前来求助的身障者仍抱持慈善思维，更关心工作坊有没有提供免费食物或津贴。所幸年轻一代的身障者思想更为开放，意识到智能手机能带来各种可能。 “社会工作”模式的协助基于身障者的能力寻找匹配的工作，同时雇主也提供适当的辅助，协助身障者融入工作环境。他们推崇DEI三大要素，即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例如，透过沉浸式办公室计划（Office Immersion Programme），让神经多元者（如自闭症、阅读障碍者）在办公室待上4、5个小时，布置给他们资料输入、制作简报等任务，事先慢慢习惯和其他同事交流。除了改善职场环境，身障者也应提升能力，其中一项是数位素养（digital literacy）。再拿视障者为例，学习用智能手机召车、订餐、网购，掌握科技技能都能让自己更加独立，参与更多活动，生活也更有意义。身障者就业挑战多虽然努力推广，但身障者就业的挑战实在太多。她就是显著的例子，尽管高分毕业，握有律师资格，求职路处处碰壁。在她加入Make It Right Movement之前，一度失业整整半年。其实，她曾到律师事务所应征，但面试者似乎仅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盲人到底如何考获英国的一等学位。面试看似顺利，隔天查询结果，对方即表明已经找到更适合的人选。“可是一个星期后你又看到同一个职缺公开招聘启事……” 说到底，江慧琛认为是成本问题。聘请身障人士，要花多一些钱去调整设施，或调配人力配合，企业会认为，干脆聘请健全人士。就算有面试机会，身障者也要有心理准备，面试官可能问出令人感到冒犯的问题。江慧琛就是一例。“盲人考试是不是先拿到考题？”“盲人和其他考生考同一份试卷吗？”“盲人是不是有多一点时间作答？” 再谈身障女性的困境，江慧琛说，很多人不敢帮助身障女性，担心一不小心就被诬告性骚扰。可是，身障女性面对真正的性骚扰，却申诉无门。她举例，曾有一名女性盲人按摩师负责招待一名男顾客，对方显然不是为了按摩而来，而是挥舞毛巾搔弄按摩师，想趁机占她便宜。按摩院老板事后陪同按摩师去报警，却被劝退撤案。江慧琛无奈地说，盲人报案常常被挑战，“你是盲人，根本看不见，又怎么能确定他在骚扰你？”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江慧琛健谈，话语间透露出无比自信，丝毫没有因为失明而失去光彩。“是我的妈妈让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原来母亲曾为了教导她的课业，特地去学点字。现在的她独立又有自信，在熟悉的环境自在得不需要白手杖辅助，所以才会被司机误会。她能独力完成的事太多了，像手脚穿戴的水晶链子，都是自行网购的。逛街买衣服也不是问题，母亲只需告诉她颜色，她自己摸得出质感和花样。其实她小时候看得见，后来因青光眼才失明，所以对颜色配搭有基本概念。“红色、黑色对比强烈，白色百搭。我配好了就问妈妈ok吗？”第六感常常派得上用场。母亲一直是她最好的伙伴，和她一起到处旅行。作为擅长打破框架的盲人，她去登山健行，喜欢旅行、拍照。或许被太多人问过，没等问出口如何欣赏风景，她已经回答，“我可以感受得到啊！” 更多【人物】：政治学者甘诺拉·乐储莎堃／民主是长远的奋斗健康从“心”开始修炼，洛桑加参：不要让情绪虐待自己的心当个“杂学”艺人，曾宝仪：只做一件事的人生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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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者甘诺拉·乐储莎堃／民主是长远的奋斗

马来西亚与泰国紧紧相依，你我对泰国的政治认识有多深？泰王、塔辛家族、军政府、红衫军、黄衫军？或许，还有跨境与台湾、香港街头运动结盟的“奶茶联盟”，还有近年来崛起的橙色力量。刚过去的4月份，泰国政治学者甘诺拉·乐储莎堃（Kanokrat Lertchoosakul）带着著作中文译版《十月党人在当代泰国的崛起》，来马分享。书中前言写到，“我的童年充满着有关学运的床边故事”。长大后她也成为了学运分子，更是社会运动研究者。在她眼里，泰国新一代“运动”青年又是什么面貌呢？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黄冰冰甘诺拉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十月党人在当代泰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Octoberists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是她的博士研究论文。问起研究与书写动机，竟源自对儿时“英雄”的幻灭。 10月6日与14日一直是泰国民主运动史上重要的两个日子。1973年10月14日，年轻的学运、社运分子成功推翻军事独裁政府。短暂3年的民主化时光在1976年10月6日画下句点。法政大学大屠杀后，学运、社运分子遭军警血洗，数以万计幸存学生逃进森林加入泰国共产党。“十月党人”（The Octobrists）泛指参与过这期间学运与社运的年轻人。父母是前左翼分子的缘故，她自小接触很多“十月党人”的故事。大部分人把大屠杀期间的旧报纸都烧掉了，但父亲偷偷收藏了一大叠。甘诺拉因此看过右翼群众暴力对待学生，学生被吊在树上，甚至把人活活烧死的画面。“小时候看到这些只觉得非常震惊，为什么泰国人要杀泰国人？为什么有人会对全身着火的学生嘲笑？” 然而，作为“失败的左翼分子”，父亲并不多解释那段经历，只是常说社会没有留给左翼任何空间。刻在甘诺拉的印象中的是，纯真的年轻学子想推动社会正义、平等和民主化，却遭到国家暴力打压。钱包里放着的是十月党人的照片 10年之后，国际局势更迭，泰国政府决定大赦左翼分子。泰国共产党解散，那些十月党人回归社会，只要承认背叛国家，承诺从此效忠国家，即可回到原来的大学年段继续就读。等到甘诺拉念高中、大学时期，他们开始步入壮年，成为卓越的学者、各政党里年轻进步的政治新星、著名的歌手、作家、艺术家，也有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们向社会证明，尽管受尽打压，他们已经成功熬过打压，蜕变成为泰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人士。 90年代，大学生甘诺拉的钱包里放的不是电影明星或当红歌手的照片，而是“民主斗士”席山（Seksan Prasertkul）和瑅拉育（Thirayuth Boonmee）。她打从心底敬佩十月党人，把他们当作模范。 “这是前左翼分子复兴的浪漫时刻，他们华丽转身成民主斗士。”甘诺拉说，访问1990代末期的学生，他们甚至都忘了以前的左翼运动。当对“英雄”的想像崩塌一直到2006年红衫军与黄衫军之乱，甘诺拉的“英雄”分裂成红与黄。同样是十月党人，组织了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集结保皇派、反民主群众、宗教群体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另一边的红衫军（反独裁民主联盟），普遍上是塔辛的支持者，多维护自由选举民主制。 “我对‘英雄’的想像崩塌了。我该如何理解这件事？还是，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理解。”甘诺拉的博士论文本来打算研究十月党人如何成功推动草根运动，但摆在眼前、街头的是，他们相互斗争，题目根本无法成立了。原本要探问的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追求民主？顿时变成他们为什么那么保守、保皇？当年国家暴力背后不是亲军政府和亲王室势力吗？为什么这些左翼分子可以原谅他们，再组成联盟去对抗贪腐的资本主义塔辛政府？为了了解这群面貌矛盾的十月党人，甘诺拉访问了将近200人。他们有精英、平民百姓；分布在城乡，有男有女有性少数群体；有知识分子，也有对意识形态毫无概念的人。沿着国家政治重大事件的轨迹，十月党人在哪里？他们是转变、扭曲还是转向了（Switch, twist and turn）？为了钱？为了权？甘诺拉当然可以简单粗暴地总结，但她想超越个人或集体利益，回到最初去了解十月党人的意识形态光谱。“我才发现，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多元。” 这段探索旅程，她才发现父亲是稳稳妥妥的左翼，而且是毛主义者（Maoist）。毛主义者相信无产阶级专政（proletariat dictatorship），反对帝国主义，非常保守。“父亲会说，如果橙党（人民党）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会支持选举？选举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阻碍。” “是我误会了父亲，他从来都没变，一直是毛主义思想。是我，因为十月党人重塑了历史，让我误会了他。” 泰国年轻一代带来的政治新貌十月党人在甘诺拉一代曾是民主英雄，但在泰国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分布在红黄衫军，是矛盾的一群，根本不会敬仰他们。年轻一代也是现任泰王登基后成长的一代，他们也不认为传统权贵应介入政治。从前甘诺拉参与学运时期，常咨询十月党人，在政治策略、组织群众、游说政党上都跟随前辈的脚步。现在年轻学运分子是YouTube、Yello Talk一代，有自己的运动方式，结合创意、艺术、流行文化。参考十月党人？年轻人会说“他们不是失败了吗？”诚恳的眼神好像在反问她“你怎么会问这个蠢问题？” 她也观察到，以前左翼分子视资本主义为问题核心，但年轻一代认为传统贵族才是。甘诺拉曾到偏远地区考察青年运动，看到中学生的牌子标语全针对传统贵族。他们把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压抑，如严格的校规、发禁都连结到传统贵族身上。再者，他们以世代为号召，成功成立和注册政党*，开创属于自己世代的空间。“他们还有时间！”甘诺拉说，“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相比之下，十月党人的影响力已经来到高峰，他们是内阁部长、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政治公关顾问）、政策研究员。甘诺拉分析，“在为泰党的十月党人都已经年届70，我想这是他们最后的高峰。” *人民党，前身为前进党。近年来崛起，深受年轻世代欢迎，激起橙色浪潮。示威让愤怒有地方展现马来西亚尽管经历几次净选盟集会游行，人们普遍对上街示威的刻板印象还是制造混乱。甘诺拉说，泰国也曾是如此，但自红黄衫军之后，全国人民即使没有上街，也支持其中一边，对上街就没有异议了。 “我们已经习惯示威了。”甘诺拉说，一上街就是8个月、11个月；甚至在民主党当政时，支持者黄衫军也上街，抗议政府在泰柬边境课题上不够国族主义。泰国法律保障集会自由，示威在特定地点举行，不会影响交通和公部门办公。示威的创意点子层出不穷，例如午餐快闪，明星时装拍卖、免费食物。“红黄衫军会跑到对方阵营，因为对面提供的食物不一样。” 就连曼谷市长推行的花园音乐会，也变成示威者重聚的场合。甘诺拉访问现场民众，他们乐得像回到示威现场，见到很久不见的示威伙伴，很安全很好玩，可以唱跟政治有关无关的歌。“政治成为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是好的。”甘诺拉说，“示威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很严肃。” 街头运动退场，示威主办方可能失落于目标没达成，但甘诺拉说，普通人会笑“怎么说我们没成功呢？”确实，泰国现在能公开谈论传统权贵，同性婚姻也已经合法化。研究社运那么多年，甘诺拉很意外，现在的民众会说：“示威不是为了改变，而是展现我们的愤怒！” 他们也相信选举：“大选来临时，你等着看。”比起上街，投票比较安全、成本低、不用每天都出席，还能带来改变。就算组不成新政府？他们也说，“下次，下次你等着瞧！” 不为任何一次选举感到失望马来西亚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烈火莫熄和净选盟集会两大政治街头运动。当初上街带头抗议的如今组织内阁，改革缓慢令人失望。作为邻国的社运学者，甘诺拉安慰道，“民主是长远的奋斗，需要持之以恒地经营民主社会正义。” “不要为任何一次选举感到失望。”身材瘦小的她最后温柔又有力地再说一次，“民主是长远的奋斗。” 更多【人物】：健康从“心”开始修炼，洛桑加参：不要让情绪虐待自己的心当个“杂学”艺人，曾宝仪：只做一件事的人生很无聊新华作家尤今／在文字里只种向日葵，不种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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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杂学”艺人，曾宝仪：只做一件事的人生很无聊

“无论你多想为世界说什么话，你得先明白你是谁。” 因为主持人的身分，台湾艺人曾宝仪为众人所知。但除了主持的身分，她同时也是一名歌手、演员、写书的人……带着多重身分，她在不同领域切换的同时，也在回望自己。距离上一次到马来西亚，曾宝仪回忆说是20年前。那时她是来宣传专辑的少女，唱着很可爱的歌。 “过了20年我长大了，我已经是少妇了。”不间断透露出对马来西亚的念念不忘，问及缘由，她不假思索地说：“这里的人很真诚，那个真诚很直接、很简单，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太多算计。”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谭湘璇视频：本刊陈愐壮讲座那日的人潮拥挤，在她意料之外，又不。曾宝仪分享，每年都会收到马来西亚粉丝的留言以及来信。加上近两年，她更透过播客《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收获年轻听众。 “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将经历写成书分享“走过的路” 从《50堂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到《生命中最大的宝藏就是你自己》，曾宝仪将自己在人生中的思考和所得，用文字一一记载。她察觉，世界上所有人面对的问题相似，“我们都有亲情、亲密关系、学业跟事业的问题。人的困境都很像，和解、疗愈、放下自己、找到自己……”不只是诉诸方法，曾宝仪在书中详细记录“走过的路”。她认为，过程往往比结果来得重要。 “现在我们都太速食了，比方说1分钟之内要看懂1部电影、15分钟了解1本书……但你不会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懒人包，你就得扎扎实实走过每一天，才会变成今天的自己。” 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分享，源自她曾受惠于书。曾宝仪自小爱阅读，推理、科幻小说等书籍成了她接触世界的管道，“这十几年来，我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的书。我非常感谢那些作者，很赤裸的分享他们的人生困境，让我知道在这个宇宙中，我不是唯一suffer的人。” 曾经从别人的身上获得养分，她意识到经历分享的珍贵，或许能够帮助处于困境里的人出逃。 “如果我们都有共同的疑问，那就一起来看一下，我又是如何走过这些疑问。” 所有结果都是生活积累从歌手、主持人、演员、节目制作人等多重身分，曾宝仪从不掩饰自己的“杂学”特质。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羡慕那些专精做一件事情的人，但后来发现我不是这种人。如果你让我只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人生很无聊。”她表示，人都必须认识自己，从中找到最适合的生活方式。不要成为他人，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受访的当下，曾宝仪都一再强调。美国艺术家安迪·沃荷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15分钟定律：在未来社会，每个人都可能出名15分钟。随着网络普及，人们在镜头前获得关注的机会更大。光鲜亮丽的外表，流量变现，但这背后又有什么是大众不知道的？ “一个人会红或在一件事情上得到肯定和成就，绝不是因为只做对一件事。他可能做对了一百件事，刚好那件事让你看见。”她强调，所有结果靠的都是生活积累，不该只看结果忽略了过程。曾宝仪曾参与录制的纪录片《明天之前》，短短4集，每一集40分钟的纪录片，单是筹备的过程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身为主持人，她阅读了一篇又一篇文献，看了一部又一部影片，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英语对话练习。即便做足准备，但她仍得面对不同国籍的受访者，他们说的英语口音各异。在采访一个英国受访者时，她因此受挫，“虽然我听懂了每个字，但因为他用的文法非常难……做完那个访问，我马上就哭了。导演走过来拍拍我说，不用太在意，因为受访者想展示他很有知识，所以故意讲得这么难。” 正是靠着这一点一滴的累积，她感悟人生历程的珍贵。透过将这些经历集结成字，她想让大众了解，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人生也曾经历低潮，“他也经历过灵魂的暗夜，他也有很多犹豫怀疑挫折，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往前走。” 接下任务那刻的怀疑，准备过程中的付出，事与愿违的忍不住流泪……曾宝仪在挑战面前，不曾低头。 “我知道我想要完成什么，我不只是为了当下要过得很舒服。”在答应录制超出自己知识范围的节目后，她只能逼自己短时间跟上议题的深度，“我要在很短的时间读很多很多东西，做很多很多的功课。这样至少能理解采访者说的话和他们的困境。” 而曾宝仪天生的共感能力，在大多数时候也推了她一把。共感能力是最强的工具对于主持人而言，拥有共感能力也会被当作是缺点。 “有些人会说，你怎么比来宾先哭？但（共感力）很多时候是优点，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会知道他们说谎；或我会很清楚知道，这题他不想答。我不会硬问，因为每个人都有伤口。” 她不愿意为了工作，强行揭开他人的伤疤，亦不想因为5分钟的访问，坏了一辈子的交情。 “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跟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会把成为善良的人放在更前面。如果今天我主持不好，还有下个机会改进；但如果今天伤了一个人，我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弥补。” 这也解释了，为何询及说话的技术，曾宝仪总是一而再强调：无需成为一个口才很好的人。 “我在这个圈子遇到很多口才很好的人，但我超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只说好听的话，我不需要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很容易学，但真诚的话不容易说，所以不需要成为一个口才很好的人。” 对比一篇华丽词汇的漂亮讲稿，受访人一个不经意地搓手一个真诚眼神，更能打动她的心。 “在我看来，最感人的永远都是无意间流露的瞬间。我在访问很敬重的前辈时，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看到他在搓手我就意识到，这一题不该再问下去了，到这里就可以了。”她更要求制作单位删除该片段，即便深知播出去会得到大众的认可。 “我还是得到了那个很珍贵的moment，全世界没有人看得到，只有我看得到，对我来说就是名场面。”无需流芳千古，或得到众人点赞，“在那个当下我看到很真诚的人，活生生的感觉。每当我觉得‘人好像就这样了吧’时，总是会有人出现告诉我：No，你知道的还太少。” 不管哪个年纪都要Have Fun 回首人生上半场，她不曾后悔年轻时的全力以赴。 “以前总会想说‘心里很缺’想填补心里某个洞，所以我必须过度努力得到肯定；但如果不是过度努力，我不会有这么多人生经历，不会见到这么多人，不会做这么多节目。” 在这趟证明自己的旅程中，曾宝仪从中也成就了自己。 “不管是上半场或下半场，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书里面也有说就是，虽说是下半场，也有好玩的地方。”同时，她鼓励年轻人不畏惧失败。在曾宝仪眼中，失败不靠评分机制计算，不是掌声大小或一份清单……失败不该由他人定义。一件事必须做了才有收获，在失败中学习，也是成功。 “不管做什么都要Have Fun。失恋虽然很痛苦，等你老到没办法爱，你就会知道‘被伤害’也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是真心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有被伤害的感觉。当失去爱的能力，你会想念还有能力爱的自己。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年纪，都要Have Fun。” 更多【人物】：新华作家尤今／在文字里只种向日葵，不种罂粟黄水斌不让经典港片褪色让电影镜头化作钢笔漫画作曲家余家和／走访各地，采集自然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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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作家尤今／在文字里只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从小看父母醉心阅读，她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很甜，于是也跟着钻进方块字的世界，从此再也离不开。新华作家尤今（75岁）共在马新中港台等地出版逾200本书籍；她写散文和小品，也写小说和游记，认真看待自己与文字的关系。 “我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绝对不种罂粟。”写作不只为了开花，开什么花很重要，花怎么开也很重要。“取材于现实的作品，才是泥土滋养出来的鲜花，带有阳光的香气，跟塑料花截然不同。”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黄冰冰她并非不曾用文字捏出塑料花。中四那年，尤今写出人生首篇小说〈凄风苦雨〉，投稿报章。刊登后，原以为父亲会给予赞赏，未想他却严肃训话，“父亲说，这是一篇全然失败的作品；他说得毫不留情，让我吓了一跳，很不开心。” 那篇小说写渔夫出海捕鱼，与大海艰险搏斗，渔夫妻子在家照顾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父亲读了，诘问16岁的尤今：你有认识渔夫朋友吗？你有去渔夫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况吗？你在下笔之前有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吗？尤今一遍遍摇头，“都没有，全凭想像。” 更小的时候，尤今曾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小坡的生日》阅读。作家老舍是中国人，书里却把马来孩子和印度孩子写得栩栩如生，“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天真无邪回答，他靠想像力写的啊。爸爸说，不是的，”老舍曾在1929年旅居新加坡5个月，任教于华侨中学，“他观察，他体验，他生活，他收集资料，所以才能把印度人马来人写得活灵活现。” 真实，是创作的起点——这是父亲教会她的事。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闭门造车的书写，犹如塑料花，冰冷、虚假，没有生命力。”往后尤今从未停止写作，出版书籍无数，碰触的文体各异，“没有一部不是取材于现实。” 就像199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主题围绕嗜毒与早恋课题，尤今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亲身走入戒毒所，与吸毒者促膝长谈，“收集很多资料，我才敢动笔去写，将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转化成小说的骨和肉。” 父亲还说过很多话，都让尤今铭记一生。父亲的“自重”课从小生于怡保，尤今4岁那年，父亲停止采矿，创办《迅报》，家里充斥各类书籍，母亲也在报章连载小说，“用比较形象的形容就是，家里每寸空气都有书香。”不写小说不排版的时候，父母总在看书，“脸上很沉醉的样子，我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是很甜的吧！”小小年纪的她也乐于捧起书来。两年后报社倒闭，她手里的书并没有就此放下来。再长大一些，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居新加坡。初时身在陌生境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尤今眼里都成了鱼，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来的全是气泡。“怡保人多讲广东话，新加坡人则讲福建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有天发牢骚，尤今脱口而出：真希望自己也是福建人啊；向来慈和的父亲随即变了样，“眼神很凌厉，平时柔和的光芒没有了。他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你要听懂福建话，你可以去学，但你必须记得，你永永远远都是广东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8岁那一年，在大街上，父亲给她上了这堂名为“自重”的课。自重是不轻蔑自己的身分，自重也是要在心里安装自我监测器，把自己管好。 “自我监测器的另一个名词，叫做良知与良心。”后来成为教师、成为作家，更要懂得时刻监督自己。“我对读者负责，只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什么文字是她口中的罂粟？这要追溯到小学时期，学校附近有连环图出租摊子，很多同学租借来看，内容尽是色情暴力。这让尤今感觉不妥，从此立志只写有益身心的读物。当时11岁，她投稿的文章首次见报，题目为〈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抒发她的创作信念。往后虽然没有真的成为童话家，却也从未丢失行文里的某种明朗清澈。将记者生涯磨出的能力用在写作上她坚持在文字的土壤栽种向日葵，养分从生活汲取而来。以记者身分跟尤今碰面，短暂寒暄后，曾在《南洋商报》任职7年的她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做过3份工作，最怀念的还是当记者。没有一项工作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汲取不同的思想养分。” 问及难忘的采访经验，尤今想起三轮车夫围困报馆的那个傍晚。 “当时，新加坡很多三轮车夫，有的会在牛车水一带载人买菜，五毛一块这样赚；有的则专门在旅馆门口等游客，我听说他们收入很高。”为了探个究竟，尤今伪装游客乘搭装饰华美的三轮车。“我说要游新加坡，怎么算？哇真的很贵，70年代，我的薪水才700元，他游一趟半小时要30元。”短短半小时，尤今抓紧时间跟车夫谈天，拿到很多资料。下车后，等不及赶回报馆，她先是冲到对街咖啡馆，趁记忆犹新将对话记录下来。报道刊出后，引起很大回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5点，报馆外面人声沸腾，一群三轮车夫气势汹汹指明要见我，”收入明晃晃被摊开，税务可就麻烦了，“他们认为我在破坏他们的生计。”喧闹落幕后，她感慨，“当记者，最重要是能够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即使事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能因此退缩。” 记者这份职业，在她看来犹如磨刀石，磨锐一个人的思维、笔锋和眼力，“可以深入观察人性，日后对我塑造小说人物大有帮助。” 真实是一贯作风 7年后，她成了母亲，人生来到十字路口，“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错失了我会很遗憾，”于是毅然辞掉工作时间不稳定的采访职业。这时，她忆起过去在图书馆任职管理员时，曾为一群资深教师讲课，教导他们如何为学校图书馆的书籍编排目录。“课程结束后，一名教师特地向我致谢，说我的讲解生动清晰，给我很大的鼓励。教学，是美好的分享，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想要改行时，我便选择教书。” 尤今执教鞭的岁月长达29年。这些年在课堂上教授华文，她有自己的心得。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爱上华文，而不是为了考到A。”尤今希望自己的课堂充满笑声，因为在她眼里，语文课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科目，“它是让你去爱的。学习其他科目，它们会化为学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是流在血液里的，它是让你去爱，给你享受的，而文字懂得知恩图报，你平日善待它，当你要用它时，它便会跳出来，帮助你、报答你。” 2025年3月，尤今携着3本新书《播种未来》《爱的密码》《加减人生》亮相第19届海外华文书市，新书主题分别触及亲子教育、家庭幸福与处世之道，全是最近两三年在中国报章书写专栏文章的结集。当老师，她不爱在课堂上说教；当作家，她也不愿在纸页里摆出道学的面孔。 “我不爱谈生硬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向读者分享我的得意与失意，以及我对人生的种种思索、感悟和理念。希望通过一则则曾经感动我、启示我的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和待人处世方面碰到的种种问题，绵里藏针，用蜜糖包裹黄莲，这是我一贯的写作方式。” 更多【人物】：黄水斌不让经典港片褪色让电影镜头化作钢笔漫画作曲家余家和／走访各地，采集自然之音不做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沈芝庆从问题学生到主题乐园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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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水斌不让经典港片褪色让电影镜头化作钢笔漫画

“时间是有限的，你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人家记得你？我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做事。”正当许多人使用数码绘画软件和AI创作时，香港漫画家黄水斌却选择逆流而行，坚持用传统技法作画。拿起钢笔，他便能一笔一画地雕琢光影层次，精准还原经典港片角色的神韵与动作，将大家的集体回忆定格在纸上，用钢笔绘画再现港片黄金时代。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苏思旗、部分照片由 Shuipanworkshop水斌工作室提供 “最怕粉丝说‘都唔似嘅！’所以我每一格都很用心去做，注重细节。” 画了这么多香港影坛艺人，谁最难画？黄水斌毫不犹豫地答“张国荣”，因为他太帅了，很难画得传神。想要画出一幅很神似又能让粉丝接受的张国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观丑角容易得多，轮廓非常鲜明，对方皱一皱眉，就能刻画得惟妙惟肖。不过，一开始，黄水斌并不是专攻电影漫画，反而是在漫画出版社工作，制作传统的薄装漫画。1993年，正好碰上港漫辉煌时期，他中学毕业后便去应聘天下出版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天下”）的漫画助理。“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稿，投了一些单篇插画作品过去。没想到，很快就拿到面试通知。” 接受征聘前，他有些踌躇不定，因为月薪只有1800港币，反观其他行业开价月薪3000港币或以上，几乎少了一半，担心无法应付高涨的生活费。另外，他住在新界，来回车资也不便宜。但，他不想放弃所爱，最后决定领取1800港币追梦。他笑说，那个时候也想近距离接触马荣成（天下创办人）。“我很喜欢《中华英雄》，我进到天下出版，见到了真人，那种激动的感觉，你知道的啦……” 港漫助理突围成为主笔进入漫画出版社后，他马上体验到，每一期的港漫其实是集体创作，属于流水线的工作。马荣成负责起稿，其余成员一个接一个润饰，将它变成最终产品。黄水斌当时被分派到的任务是绘制角色头部和身体，且一做就是20年。然而，他想要有更大的天空。期间他看到文化传信集团综合漫画《EX-am》举办了“漫画新人赏”新秀比赛，他便绘制了10页的短篇漫画参赛，结果获得优异奖。随后，文化传信集团便邀请他“过档”担任主笔。 “我那个时候是新人，又是一个助理，便斗胆地问阿Sir（马荣成），说自己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对方邀请我担任主笔。马Sir听到后，说不如你留下来，正好他也想培训新人。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留在天下出版。” 半年后，他升职成为美术主笔，并出版了第一本作品《诞生》。“原本马Sir想要往《少年Jump》的方向做漫画，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叫我不如出一本个人漫画作品。” 他笑说，幸好有大胆地询问马Sir能不能“过档”，不然，说不定又是另一个故事了。用钢笔重新演绎经典港片普遍上，一位漫画家要出道，必须经历漫长的磨练和等待，通过连载漫画提高曝光率，先让读者认识他们的作品，才会有机会独立出版自己的作品。马荣成当年有意栽培黄水斌，直接让他出道。 “阿Sir经常叮嘱我，画漫画要明白剧本在写什么，知道那个角色要表达的眼神，所有的东西都要画得充分饱满。你要知道每个角色的性格是如何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样。脸谱要多元，不是每个帅哥都是一个样。如果你留意马荣成的漫画，你就知道每个人都能辨识得出。不是你改了发型，就说是另一个人。” 惟，他在天下廿载，仅仅出版了3本独立漫画——《诞生》《世纪末烟花》和《极速传说电影漫画版》，与他的目标渐行渐远。因此，在2013年，他萌生“出走”念头，想要打造专属的个人作品。当年，适逢港漫趋势逐渐走下坡，网络娱乐变得很多元，加上翻版漫画非常猖獗，导致读者大幅流失。有了这些“契机”，他决定出去一闯，不想留下任何遗憾。离开后打算做什么？他其实还挺担忧的，始终做了一粒齿轮那么久，突然想做一本个人漫画是很难的。刚好大渡出版有限公司向我招手，他们有制作了很多类型的漫画。我和少杰便拍档做《欲望之翼》，并在2016年出版。那本书后来做了4期，我终究不是很熟悉一个人做一本书，所以花很长时间在制作。” 可是，不到几年，他再一次出走，只不过这次是自立门户，创立了水斌工作室，而且还大玩新意，用钢笔绘画与香港电影“crossover”。一本未完的漫画开启电影漫画之路究竟是什么契机令他踏入电影漫画？他记得小时候曾看过一期《英雄本色》的电影黑白漫画，但不知为何只出版一期，便无疾而终。然而，这个作品令他印象深刻，因为画风太逼真了，无形中让他对电影漫画产生兴趣。后来，当他在大渡出版有限公司工作时，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电影公司的版权商。创业之后，他抱着敢问就有机会的心态，与版权商洽谈，提出想要制作《英雄本色》电影钢笔手绘漫画的念头。 “因为那本没完成（的《英雄本色》），我想做完一个整套的电影钢笔手绘漫画。我便大胆地向电影公司询问能不能售卖版权？结果，真的运气很好，原来他们那边也很熟悉漫画界，也知道我是谁，知道我画过很多作品。” 最后，对方愿意提供版权授权，让他得以改编这些经典港片。电影漫画可成艺术精品黄水斌认为，电影漫画是一种独特的媒介呈现方式，运用漫画文本来提炼出电影的精髓，为读者和影迷提供另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他很想让更多人认识真人钢笔手绘技法，毕竟早期的传统港漫便是用这种方式绘画，而他不想让这技艺失传。第三、他更希望电影漫画不仅仅是一本书，还能成为一种精品，一种值得收藏的电影商品。许多影迷或许看过《英雄本色》经典电影，但未必接触过香港漫画。当他们发现有这类型的商品，会视为一种收藏品，作为一种情怀记忆。“结果出版之后，回响很大，由几百本变成几千本。”他自豪地说道。推广电影漫画时，自然也听过不少质疑的声音——干嘛买漫画，不如看电影就好？对此，黄水斌始终不愠不怒。他认为有这样的“声音”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自己偏好的娱乐媒介，比方说购买电影光碟收藏。而电影漫画只是另一种载体，有兴趣的人就会购买。 “我都有送给发哥（周润发），他觉得OK。”电影圈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值得推广的事，并没有任何排斥，因为电影漫画可以延续电影的影响力，还能让观众以另一种鉴赏的角度去欣赏电影。手绘+数码绘画突破极限 2024年，黄水斌推出全新作品《时间少女》，并凭借这部作品获得第三届“港漫动力”银奖。在前两届比赛中，主办方曾询问其参赛意愿，但他因忙于电影漫画创作而婉拒。“因为做电影漫画很辛苦，没有时间参与。恰好我完成了《倩女幽魂电影钢笔手绘漫画集》，趁有空档才决定参加（第三届）。” 想要入围一点也不容易，评审很着重故事概念和内容呈现。最终，他成功入围，而他的贵人马荣成还担任编辑导师，一路督促他完成作品。由于时间有限，他只有半年时间去完成这本150页的作品，还要兼顾日常工作。所以他选择结合手绘与数码绘画，加快整个制作流程。也正因为这次的经验，令他有所突破，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部作品。他补充，在数码绘画时代，使用平板作画已成为行业常态，而他的优势在于扎实的绘画基础，只需一支笔便能在平板上迅速勾勒出角色轮廓。另外，绘画软件也省却了“擦稿”（擦掉铅笔线稿）的工序。画错了，一个undo键就能轻松还原。读者是他的最大动力如今，香港漫画市场低迷，若漫画家的知名度不足，作品风格也非偏向商业主流，贸然推出作品很容易触礁。黄水斌在漫画产业数十年，一直渴望创作一本属于自己的IP作品。现在借助“港漫动力”的资助，他终于可以尝试新的作品风格。他坦言，在人生上半场，马荣成是他的贵人，为他铺好了前路，“如果没有他，没有人会认识我，所以我是很感恩他的。” 当黄水斌开设工作室后，他才真正迈入人生下半场，全心投入电影漫画创作和打造自己的IP作品。而读者是他最大的动力，一直令他有能量，持续地画下去。他补充，电影漫画是有市场的，而读者一直在等着他的作品，然而他的创作速度很慢，所以2025年会是一个大的挑战。作者简介黄水斌，香港漫画家，1993年加入天下出版有限公司担任漫画助理，同年晋升漫画主笔。1995年升为美术主笔，先后参与《黑豹列传》《倚天屠龙记》《天殛》等漫画作品制作。个人作品有《诞生》《世纪末烟花》和《极速传说电影漫画版》，个人画集则是《Fruit Punch》系列。2013年加入大渡出版有限公司，推出《欲望之翼》。2016年创立水斌工作室，然后主打电影漫画，推出了《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电影钢笔手绘漫画。2024年发布新作《时间少女》，并获第3届“港漫动力”银奖。更多【人物】：作曲家余家和／走访各地，采集自然之音不做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沈芝庆从问题学生到主题乐园创办人周仰杰（Jimmy Choo）／从无名鞋匠到王妃御用设计师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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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余家和／走访各地，采集自然之音

点开Gema Bumi网页，往下滑看见马来西亚地图。点击漂浮在上头的圆点，该处的声音和视频在眼前展开。原住民在山里小溪里移动的声音，晨间蝉鸣以及雾霭环绕的山峰，肯雅族弹奏传统乐器Sampe，侏儒象过河溅起水花声的瞬间，都被记录在云端。这些发生在日常却往往被忽略的声音，是本地作曲家余家和踏入田野收集的。他认为，用麦克风采集声音，比起人耳更客观，更能提供最完整的资讯。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陈世伟余家和是音乐高级讲师，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出生于砂拉越名为马鲁蒂（Marudi）的小镇，他在尚未有记忆以前，跟随从事伐木业的父亲到美里的深山居住。小学二年级以前，家里没电也没自来水。 “冲凉就在家前面的河流，那些水很干净，也是我们喝的水，当然也有井水。”或许是自小就和自然接触，即便在成年后离开林里到城市发展，他仍离不开和自然的联系。多年来，他致力研究东南亚民间音乐，时不时深入原住民部落采集声音。城市发展下消失的声音在一次远赴砂拉越巴南河流域，寻找肯雅和加央族部落录制原住民歌唱、活动声音的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森林生态的声音减少了。 “后来我发现没有人唱歌，只有流水声，这样的录制也不错，往后就越来越往环境声音发展。在2017年到2019年间，我去了砂拉越那里，每一次都去录声音，发现前后两年录的声音完全不同。” 他说明，2017年森林里的生物多元，四处可听见昆虫、鸟类的声音。短短2年内，这些声音明显减少，一问之下，他才发现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河流亦受到污染。 “一开始去的时候，原住民村子前面的河流还蛮干净的，我们还可以游泳，但2019年的时候就不能了。” 毫无预警地，COVID-19病毒来袭，全球落实封锁政策，人类困在家里，道路上没有车辆。少了噪音，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声音回来了。带上器材开启声音采集当时，政府限制人民的活动范围，因此余家和只能走到最靠近的公园，只为听声音。 “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城市公园的声音这么好听。以前有很多车辆、工厂在附近，发出噪音，像飞机也是，它的低频很重。”低频噪音指的是频率在500赫兹以下的声音，他接着说：“低频导致的噪音污染，让我们听不到很多声音，例如鸟叫以及昆虫声。”随着噪音污染减弱，森林里的生物回来了，城市的住宅区亦能“听”见大自然的生态。于是，他赶紧拿起麦克风到周遭采集。慢慢地，政府放宽活动范围，他拉着从事导演、制作人的朋友郭威廉到城市的绿地里录音。一个录制视屏，一个采集声音。 “那时纯粹想把大自然的一些东西，通过videocam和麦克风录下来，保留当时的环境声。后来我们去更多的森林，像是Ketumbar Hill（山猪山）和Gasing Hill（加星山）。” 好听的声音很多，他说。而余家和口中的“好听”，是听了以后身心理都觉得很舒服的声音。 “流水声音大概是15到20分贝，我们的心情会很舒服；但流水很急的时候，音量达到50分贝，又会感到烦躁；而听到森林的昆虫声，人类就会感到安全。或许我们就应该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不是四周都是汽车、工厂和飞机声的地方。” 推出Gema Bumi寻找更多声音有了个起头，他和郭威廉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计划。3月16日，由马来西亚歌德学院赞助的网站“Gema Bumi”正式推出。 “Gema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共震’。我们听到声音，是因为震动后产生频率，Gema Bumi 说的就是我们环境周围的声音。” 他们致力寻找马来西亚尚未被噪音污染的地方，像是曾经去到马泰边界的一个小甘榜，居民多为暹罗人。当地人看见两人无不感到新奇，因为许多未见外人来访。点开网站的视频，一群侏儒象正缓缓过河。这是两人花了一周，在沙巴的京那巴当岸河“觅象”的成果。余家和分享，当时他们与象群隔着一段距离。在40分钟里，象群的“领导”盯着船只看。 “我们靠近一点，它就发出警告声，它的族群就在后面不管我们，一直在吃叶子。40分钟后，那个领导发出一些叫声，它们就停止吃，每一只大象开始过河。”不单如此，他们更在过程中发现类似新的猴子物种，目前已将录制的画面交由科学家鉴定。出自于对自然的喜爱，两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用影像和声音，记录和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生态声。采集到的声音可供后人参考不单是采集生态的声音，余家和透露梦想是开个声音博物馆。博物馆里头收集各式各样的声音，好比老街、菜市场、山洞、失传行业。他进一步强调，人们认识一个地方不单靠四周的景色，也源自声音，“声音跟地景息息相关，当把声音拿掉，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陌生，成了我们无法辨别的一个地方。” 走出录音室录音，这就是所谓的田野录音师，亦是余家和最新的身分。虽然在本地尚未普及，但该职业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从加拿大开始后来加入生态学等不同领域crossover，在亚洲地区的话，日本、台湾比较多人在做。”这些采集而来的声音，往后成为供后人参考的数据，“像是我录下老街的声音，5年后这里发展成高楼大厦，我所留下的声音就成了可以参考的data。” 即便如此，说到保存，人们往往想到文字和照片，声音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声音里或许有更多的隐藏讯息 “完整的我记不清了，有一个说法大概是：照片胜过文字，而录下的音档则胜过几千张照片。”他解释，连续两年在一个地方照相，景色或许看起来都一样，但从声音或许能听出差异。 “我们可以录几公里以外的声音，但拍不到隔壁的森林。把声音录下来分析，就能看出什么物种消失了。所以，声音承载的信息比视觉多，一个录音胜过几千张照片的说法，就是强调声音里隐藏的信息很重要。” 后记：人得学习客观 “人只听自己想听的。比方说现在时钟发出的滴答，你进来听到了，但一下就会忽略，因为不重要嘛，你会很主观去听我们讲话的声音。” 第一次接触余家和，其实是在去年参与他主讲的声音工作坊。 “人、语言和自然。人的思维方式受语言控制，当语言不在的时候，我们能更直接接触自然。” 踏出户外，众人根据指示闭上嘴不说话，关上眼专注地感受四周震动所发的声响。左耳传来的鸟鸣，前方地铁轰隆隆的进站声，甚至是后方吹来的风声……明明是再也熟悉不过的街道景色，却因此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许正如他说的，跳脱文字、视线所及之处，人的感受以及想像力，能走得更远。更多【人物】：不做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沈芝庆从问题学生到主题乐园创办人周仰杰（Jimmy Choo）／从无名鞋匠到王妃御用设计师大胆想像精彩人生, AI专家苏仲成：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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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沈芝庆从问题学生到主题乐园创办人

他曾是“问题学生”，如今是享誉世界的主题乐园佼佼者，也是主题乐园领域中少有的东方脸孔领导人。他就是来自槟城、今年60岁的沈氏休闲集团（Sim Leisure Group Ltd）创办人兼主席拿督沈芝庆。沈芝庆多年来的发型，一直都梳成注册商标的“怒发冲冠”，如今在这年纪看来，更像是“叛逆中年”，也有人直呼他为“老顽童”，他都照单全收，毕竟这是他在主题乐园世界中，不断追求“好玩、创新”元素与目标的象征。文：本报刘振仪图：受访者提供沈芝庆认为，学术仅占据整体教育的15%，在当今的环境中，其重要每年都在下降。但在马来西亚，人们追求教育时往往过度注重学术成绩，忽略了其余85%无法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而他称之为“生活技能”，这导致个人的全面发展被忽视，尤其是缺乏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进而影响学生的未来。他说，学术不等同于教育，在教育的真正意义上，学术仅代表一小部分。“但是，为何很多人看不到这项问题？这一道问题就是答案。通过系统化灌输下，我们已被洗脑并相信学术等于教育。对我来说，学术教育是一门生意，也是一套控制人们的工具，就像大型制药公司的故事。此外，在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因为对于那些不习惯质疑的人来说，效果最佳正是12至15年的课堂教育带来的影响。” “有一句古老谚语是这么说：‘谎言重复说多次，就会变成真相’，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来到教育的转折点。 “传统的学校教育不会像购物中心那样很快消失。但线上购物（可不必去购物中心）也是一种选择，并且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这就不禁让人深思了，不是吗？” 沈芝庆说，学术是指有结构地追求学科知识，从学校学习的语文、数学、地理和历史等基本科目，到更专业的大学学科。这个学习过程通常依赖死记硬背，即教师在课堂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做法。“相比之下，真正的教育大部分来自原始和自然的学习过程，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通过接触自然、探索、观察和采取行动，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而不仅在课堂上进行。” 他说，有些人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学，却过度强调正规学术，而不是注重于全面及体验式的学习，这将造成差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在生活中表现良好，尤其在企业和经商方面。沈芝庆举证，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没有完成高等教育，有些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像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李嘉诚、比尔·盖茨（Bill Gates）、林刚河（Ekovest）、麦克·戴尔（Michael Dell）……我们的骆文秀、陈志远、汤爱迪生等，这绝不可能只是巧合。 “但请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必须放弃学业才能成功。许多人在学校中表现出色，也同样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是他们也在教育的另85%方面做得很好，不是单纯依赖那15%。 “一个人即便在学校考到很多A，也不代表这人拥有思考能力，而一个在学校所有科目都不及格的人，也不可能太聪明。” 思考能力是死记硬背的终结沈芝庆提醒，进入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普遍的现代，教育也在改变，从以往取得资讯和知识的模式，转向培养出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从未如此重要，这也是死记硬背学习的终结。你的未来将不再由你拥有多少个A或学位来决定，这是因为人工智能透过赋予每个人知识和资讯的力量，重新设定竞争格局。教育也必须让我们的下一代，为明天的需求做好准备。 “拥有批判思维的能力，就像能够打好羽毛球或足球，或者把歌曲唱好，这需要大量的练习。但遗憾的是，死记硬背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培养此能力，毕竟批判思维，需要在接受之前提出质疑和挑战。” 学校在扼杀孩子的好奇心沈芝庆说，马来西亚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制度下，学校采纳的死记硬背教学法只是“洗脑”的做法，只会扼杀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而不是真正的学习。 “死记硬背要求你牢记并接受资讯，没有质疑甚至不完全理解，这不是真正的学习。真正的学习需要深入理解资讯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去理解‘这是为何’而不是‘这是什么’。”他举例：“为什么地球会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 他说，当然谁对谁错是次要的事，重点在于通过提问，我们可以对主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才是教育核心的价值所在。在他看来，依靠死记硬背的学生不会质疑被教导的内容，导致他们服从。但孩子天生就充满好奇，学校采用死记硬背的这一套，将逐步扼杀孩子的好奇心。 “创造力来自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和做事，学校却在做相反的事，他们阻止独立思想和个人意见的做法，已经扼杀个人的创造力。” 他提醒，当教科书上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且不存在提出异议的空间，学校里的孩子变成了教科书设计出来的机器人。 “坏学生”不代表是没用的人沈芝庆自揭，他于1982年在锺灵中学念中四时因为不服从和“有意见”的性格，其操行被班主任打D评。事关他在课堂上不会对老师的教导照单全收，反而在好奇或不明白时主动举手发问，甚至发表意见。但在老师眼中，这是“问题学生”的表现。沈芝庆因此被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并受到惩罚。1983年他念中五时，校长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他和几位同样被认为“有主见”的学生，与其他行为评分较差的学生编排到同一班级，这个班级被戏称为“问题学生班”。 “放牛班”有如龙虎门，有调皮学生、“阿飞仔”或意见多多者，都被校方视为“没有希望”的学生，无法考好成绩，老师不看重且不会细心教导。这件事让沈芝庆感到生气：“我的学校将好奇心视为罪行，就像犯罪或暴力一样。 “校长的策略到底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无论如何，他的实验以失败告终，这个因行为评分为D的班级在第二年取消。” 他发现，学校的本质是将学生培养成士兵，灌输类似军队的纪律，不允许质疑，服从才最重要，但他完全不认同这种做法。他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曾被归类为“坏学生”，也不代表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强调，培养出有如士兵的学生根本不是学校乃至大学的目标，学校要求学生穿着同样校服、同一款袜子，甚至留着相同发型的做法，尤其应该受到批评。 “你跟我，我跟他，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都保持独特性，追求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这才更重要。” 沈氏休闲集团至今参与全球超过300个主题乐园项目，包括Motiongate Theme Park（图1）、DreamWorks的Kungfu Panda（图2）、Lost Paradise in Bahrain（图3）、Ski Dubai（图4）、Laguna Waterpark（图5）等。沈芝庆认为，我国的传统学校教育长久以来犯下这样的错误，那是因为自称为教育家的决策者和所谓的学术专业人士，也是死记硬背的产物。所谓“由盲人带领盲人”，因此走向一个缺乏批判思考和创造力的未来。很快地，这将导致传统的学校教育脱节和过时。 “为何像我可雇用未来劳动力的雇主，却无法参与制定教育政策？这些‘专家’是否了解工作中的生产力和效率？他们是否有经营依赖创新生存的企业？他们是否面对商业生存挑战的经验？答案，其实都隐藏在这些问题里。” 母亲是学习榜样 “我母亲没受过教育，但她是我见过最成功，最勤劳的人。” 沈芝庆的已故母亲洪秀珍生于1934年，从中国下南洋来到槟城落地生根。母亲从年轻开始独自一人，靠着种菜、饲养猪只鸡只和各种杂工的收入，把沈芝庆共9个兄弟姐妹培养成才。他回顾母亲这一生，每日忙个不停，清晨5时起床收割蔬菜带到批发市场出售，然后赶回家喂猪和鸡，下午去做各种杂工，晚上还要回家与孩子们一起缝制雨伞，至晚上11时才停下。后来，母亲的养猪和鸡场，也从小小规模扩大到数百只猪和上千只鸡。 “我母亲通过多年的努力，把一间破旧的木屋改建成一栋拥有两层楼、七间卧室的房子，这一切都来自她的辛勤工作！” 沈芝庆把母亲视为学习的榜样，母亲的身教，让他学习到勤奋与刻苦耐劳的精神。他更加认同一点，即一个人接受的85%教育里，其中一部分来自生活的环境。“母亲是文盲，但她在生活中非常成功，她在15%的学术是0分，但在85%的其他方面表现非常出色。” “母亲不识字，但一生勤奋、坚韧、充满常识、性格坚强、聪明，靠自学成才，懂得家禽养殖场的成本和动物健康管理。” 更多【人物】：周仰杰（Jimmy Choo）／从无名鞋匠到王妃御用设计师大胆想像精彩人生, AI专家苏仲成：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害怕大海到热爱深潜伊帕用镜头掀开海底神秘面纱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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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仰杰（Jimmy Choo）／从无名鞋匠到王妃御用设计师

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跨界尝试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原稿上传于24/03/2025）更多【人物】：大胆想像精彩人生, AI专家苏仲成：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害怕大海到热爱深潜伊帕用镜头掀开海底神秘面纱走过中年破败，林生祥：如果可以，不唱悲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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