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泓缣
籍贯这个概念,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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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个中国朋友的说法,往往以爷爷(出生/落地)的地方为标准,界定一人之籍贯。别说不跟妈妈的、连爸爸的也不算。
然而,一个家庭/家族的歷史,在时间长河中,总有迁徙、移居;有的是颠沛流离、有的是四海为家,无论基于何种原因。
那么,这就可能发生几代人之前的籍贯,与后辈不一样。
例如,大多陈氏公会,均会冠之以颍川在前,是为“颍川陈氏 ”。陈姓是大姓,据说中国国内七千万的人口位居第五位,其中颍川衍派约五千万。古之颍川就是现今的河南许昌市禹州市。
那么,无论你姓Chan、Tan、Chin,现在自称广东、福建或客家,大多都是源自于河南。由于祖上迁居歷史漫不可考,我们都不会自称是河南人了,都以现在家族记忆中所在的源头为籍贯。
我打从小学开始,就有幸在斗湖四邑公会领取不少奖励金。那么,我就是四邑人了吧。后来才发现,我的“四邑”的“成分”来自于祖母(四邑新会)。
祖父可是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人士。当年斗湖并没有广东/东莞会馆,父亲就选择四邑公会来结社。因此,父亲归老后,墓碑上刻的是“广东东莞石龙镇陈苏培”。那时斗湖四邑公会诸公不解,还以为我们做子女的写错了籍贯。
这些陈年往事本来都尘封已久。直到去年与中国海关总署的袁子伟聊起,热心的他联络各位领导,一同发力,为我寻根。
于是我们家就根据零碎、片面的种种父亲生前所言,整理出一个大概,提供线索于各单位。本来目标是寻找祖坟,若找不到,能找到当年陈家故居,就很好了。
记忆中的线索:棉花街11号
最准确的只有单一线索:东莞石龙镇棉花街11号。根据家庭口述歷史,父亲在此出生及度过童年,还曾经在石龙镇上小学。
4月7日,在石龙镇领导的带路下,我回到父亲的老家了!这个得以回到的故居,其建筑是1949年后兴建的,地点可是没有变。现在的这里变成了公屋区,由社区管理。11号宅的附近,也有好几家姓陈。
石龙镇,地处东江下游咽喉要地,北靠广州,南邻深圳,东接惠州。民国初年,石龙镇是广东四大名镇之一,与广州、佛山、顺德陈村齐名。石龙当年是商业大镇,得益于三江汇流、水铁联运,向来有着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目前,则是中国歷史文化名镇。
棉花街就位于现在石龙镇的旧城区。当年石龙镇的路名很多以各行各业来命名。棉花街,就是棉花纺织业聚集之处。姑且推敲我祖上是从事棉花买卖的。这里有个棉行会所,是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东征时在石龙的工作地点。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第二次东征,也就是讨伐割据一方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来到石龙。总政治部就驻扎在棉花街国民党石龙市党部(即棉行会馆)。而当时的黄埔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
歷史中的轨迹:广九铁路
父亲的“官方”生日日期是1922年6月16日。所谓“官方”,就是马来西亚身份证上的生日日期,而1922这个年份,记录未必准确。假设误差在3年之内,周恩来活跃于东莞石龙镇棉花街时,祖父那一辈不止活于同样的时空、甚至可能都是东征军的支持者。
我们家口耳相传的版本是,曾祖父名陈始煌、祖父名陈荣稳。祖母则是来自于四邑新会的刘英。祖父排行第四,还有一名大哥陈荣基。据说祖父在我父亲还幼小时就失踪了。漫不可考的是,祖母离开家里,与她的表兄妹前往南洋当(外劳)佣人。然后伯爷陈荣基就负责带大我父亲这位小孩了。
二战爆发,日本侵华。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父亲大抵在1938年或之前一年,在大伯陈荣基的鼓励下,在沦陷之前,沿着火车路轨从石龙镇徒步到香港。于湾仔六国酒店厨房工作一两年后,坐船离港到马来半岛。爸爸先到芙蓉、新加坡,后来才因工作辗转搬迁至沙巴山打根,最后落脚斗湖。
所谓“沿着火车路轨”,该路轨就是指广九铁路。1911年起,这一条铁路连接广东广州及香港九龙,也是第一条连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铁路。铁路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动工建设,英段(深圳罗湖桥中孔第二节至香港九龙)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竣工通车,华段(广州大沙头至深圳罗湖桥中孔第二节)则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竣工通车 。
当时, 石龙镇是广九铁路的中途大站,也是广九铁路最繁忙的大站之一。当年石龙货存量、物资价格也成为省、港商业行情、物价升降的重要参考,它曾一度叫石龙中心站。
1923年2月23日,为平定军阀陈炯明叛乱,孙中山派兵乘专列沿广九铁路进驻石龙前线。参观石龙镇博物馆,就有孙中山的铜像,纪念那一段峥嵘岁月。
就是这一个充满歷史重量的火车铁轨,将陈家血脉从中国广东的过去连接上马来西亚沙巴的现在。感谢石龙镇诸位领导,得以亲临其境,来到广九铁路的东江南岸铁路大桥,走一遍父亲当年走过的来时路。
东莞石龙镇到香港九龙 ,大概120至130公里吧。正常成年人步行速度在5到8公里每小时,走的快些的话,可以到10公里每小时。父亲当年十余岁,粗略计算,可能走了廿多天,才到达大伯建议的地点。
时过境迁百年风雨路
4月7日当天下午下着大雨,我撑着雨伞,凝视这一座铁路大桥。这一座广九铁路石龙南桥,于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往香港的方向,原有的铁路已经拆除了,而断处有几棵木瓜树长得甚好。现在已有新的铁路线路,平行而建。
在风雨中追思歷史与故人、家族的迁徙与流离,镇委副书记周润良应景说,这是百年风雨路啊!我现在追溯的也不过是这百来年,更久之前呢?
父亲生前曾提及小时候重阳登高、清明扫墓的往事,地点是飞鹅岭。可是,飞鹅岭有好几个,广州附近就有白云山、或者花都。惠州也有一处名为飞鹅岭,是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场之一。
到底东莞石龙镇的陈家,祖上来自广州、还是惠州?怎样追溯到河南颍川?目前皆漫不可考。
所谓的故乡,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上一代人最后停驻的地点。父亲晚年学佛,就算去中国旅游,也只是去北京、上海,登万里长城,就是没回过老家。他说,都物是人非了,何必执着于过去?
父亲从战火纷飞中走出来,生离死别、悲欢离合见多了,可能造就洒脱的生命态度。我这个在承平社会中长大的人,倒是渴望理顺家族走过的来时路。
中华儿女的离散聚合现象,怎么具体发生,每一个家族都有各自出走的原因、迁徙的路线。走出去后逐渐落地生根,习惯了新天地,也渐渐发展出新的身份认同。在二战结束、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的歷史浪潮下,侨民选择政治上效忠于栖居地而成为公民,积极地参与建设新国家。可是,文化的根,很多海外华人,还是珍惜的捧在心上。
适逢今年乃马来西亚中国建交50周年,在这一个年份有机会寻根,特有意思。感谢所有帮忙我再走一遍来时路的国内外朋友:东莞海关关长潘英啟、石龙镇党委书记李亚鹏、副书记周润良、石龙镇中山西区社区书记列玉梨、东莞庆富丰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永森(马来西亚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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