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画攻书本有因 不辜竺老教谆谆
奉行依教终无悔 师古承先自出新
有关开印法师弃画攻书的因缘,除了效仿弘一大师,更多是受到竺摩长老的啟发。在槟城佛学院求学期间,法师经常到三慧讲堂亲近竺摩长老,除了请教佛学上的问题,便是谈论书画,偶尔也请长老为自己的画作题字。竺摩长老才华横溢,精通诗书画三绝,是位才子型的高僧,很受艺术界敬仰。开印法师在竺公的熏染下,自然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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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开印法师在前往台湾深造前夕,特别向竺公辞别。竺摩长老语重心长地劝勉开印法师改学书法,以便争取更多时间在佛学上的钻研。众所周知,书法比起绘画,确实省却起稿调色渲染等复杂工序,不管是临习或创作,写字肯定比绘画快速。没想到嗜画如命的开印法师在听了长老的开示后,毅然向竺公顶礼三拜并欢喜信受而“依教奉行”,从此告别了学画的生涯。
一句“依教奉行”,开印法师一坚持便是三十余年。
1990年至1997年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中,开印法师的书法先后师从两位书法家——本慧法师及张穆希老师。两位老师的书风虽然不尽相同,然而对临帖是学书不二法门的论调却是一致的。本慧法师以自己为例教示开印法师;活到老,临到老。诚然,临帖是学书法者从规矩入手的最佳途径,使初学者从传统中掌握前人的用笔和结体,打下扎实的基础。赵孟頫说:‘临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简单来说,‘临帖是学书者进入书法艺术殿堂的最基本保证’。
在从张穆希老师学书期间,开印法师临习了大量碑帖,汲取了众多前人书法的精华。他的楷书取法于唐代的欧阳询及褚遂良;隶书借鑑于乙瑛、礼器、张迁等汉碑;魏碑则临习张猛龙、龙门十二品等;行草更追朔王羲之及黄山谷诸家。其涉猎之广,用功之勤,堪为每一位学书者的楷模。
第一次拜见开印法师,那是法师回国的那一年-1999年。我随陈湘荣老师到亚庇慈音寺与法师雅集,一同随行的有亚庇书艺协会秘书长骆文辉和书画收藏家黄应宁医师。那一次雅集,陈老师与法师大略就东马和台湾两地的书法现状做了交流。挥毫环节时,陈湘荣老师代表书艺协会“开笔”挥毫“佛心”、“真如”等大字,而开印法师则以隶书“开”字请教大家。虽然只写一个字,法师笔画之间流露出一股雄秀之气, 其结体稳中见奇,静中寓动,观者无不赞叹有加,我更是怀念至今。
随着“寂静禅林”的创建,开印法师长住沙巴的时间长达约二十年之久。在认识法师的前几年间,除了临帖的习作以外,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一件他完整的书法作品。那一段时间约有三四年,属于禅林的草创时期,也是法师临碑摹帖的操练时期,艺界把这一阶段归纳为技道竞进的“入法期”。
2003年,寂静禅林与亚庇及山打根两地书艺学会联合主办了一项“沙巴佛教书画展”,开印法师在展出前夕写了三件作品代表本州佛教界展出,分别是一幅隶书中堂和两幅草横幅。两幅草书章法尤为精彩,通篇气势贯通、笔笔错综变化、字字虚实相生,给予与会者耳目一新的震撼感。台湾书法篆刻大家如捡法师现场参观后,认为开印法师巧妙将中国画中的水墨技法转移到书法的用墨与布局上,恰到好处且自然清新。
此后法师在个展、联展和与信徒结缘中创作了一批作品,均在传统中求新意,又能在整体和谐中处制造强烈的视觉效果,个人把这一阶段视为师古不泥的“成熟期”。
2018年,开印法师卸下禅林方丈一职后,长居美国佛罗里达州,深居简出,主要任务是个人静修及带领禅修。这段期间,我与法师几乎没有机会碰面,只能偶尔从脸书拜读法师的近作。我发现法师的表现手法又有了新突破,是在大量临摹魏、晋、唐的基础上,着重吸收和融合了二王、张旭、怀素、孙过庭等技法,形成了如今自己婉丽遵逸的风格。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法师书法,介于写与不写之间,字体之内侵入许多飞白,笔画间似连非连,若有若无的感觉,显得异常疏淡、空灵。
刚过知命之年的开印法师,这一时期的书法显然还不是他的巅峰之作。正如他自己所言,目前还处在临摹古人阶段,并未认真思考创作之方向。因此可以断定,他将来的书法造诣必然无可限量,成为大方之家也必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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