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諸多歧視·跨性別者盼撥雲見日

從小個性陰柔的薇薇和貝蒂經歷也大同小異，喜歡穿女裝、跟女孩子玩；貝蒂還跟妹妹們搶玩具，即使經常被父親懲罰，也無法改變她。

貝蒂說：“我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個女生。”

不被家人接受 逃到西馬

安琪兒的家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接受她，那是她工作和生活自立之後的事。這某程度上是網路資訊普及化所致，讓家人有機會了解跨性別的議題，“家人獲得這方面的教育很重要，如果家人都不明白我們，又如何教育其他人？”

薇薇在16歲時被母親發現服食賀爾蒙，被痛罵一頓後便停止服藥，直到25歲她才下定決心做自己，性別轉換過程也曾令家人難以接受，久而久之才包容她。

貝蒂因家人無法接受她，並對她諸多限制，她在完成教育文憑考試後便逃到吉隆坡，兩年沒回家。

“原本只是去散心，但在那裡自由又可以做自己，根本不想回來。”後來她被父親從吉隆坡帶回沙巴，如今近親已接受她。

除了家人的抗拒，她們的學校生涯也充斥著被霸凌與歧視的記憶。

被當異類 習以為常

安琪兒表示，她們被當作異類，面對辱罵與咒詛是習以為常的事，久了已經麻木，只當耳邊風。但時至今日，陰柔的男生在學校仍成為老師和同學取笑和嘲諷的對象。

“即使到現在，許多年輕的跨性別者還是會說自己會下地獄，擔心自己老了怎麼辦，總說趁年輕要賺多點錢，到年老時才變回男生。”

她聽到這樣的話會忍不住笑，因她年輕時也一樣，“那時我們還不認識自己，都會想老了才做回男人。”

現在她會說，沒有人一出生就註定下地獄， 況且她們天生如此，並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生理性別不能決定你是誰，而是你的心。”

然而，至今不管就業、自在的裝扮、與政府部門的交涉、使用公廁等，都是跨性別者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嚴竣問題。

安琪兒表示，跨性別者就業依然困難，即使被僱用，職埸上的歧視也會讓她們處於恐懼中，再加上無法選擇自己自在的裝扮，因此很多跨性別者都是自僱者。

受僱用也飽受歧視

薇薇最能深刻體會職場歧視的殺傷力，並曾兩度為此而辭去工作。

她曾在政府文化單位任職舞蹈員5年，一直扮演男舞者的角色，職場也規定男生不能留長髮，她上班時只好戴假髮把長髮掩飾起來。留長髮之後被揭發，她唯有辭職。

她自認當舞蹈員時表現出眾，但人們卻在乎外表多於能力。

她後來在學校擔任舞蹈老師，也受到許多老師的攻擊，經常被質問“人妖”為何允許在學校教舞蹈。她最終忍痛辭職。

之後她只能以兼職性質在一些能接受她的學校教舞蹈至今；而她帶領的舞蹈團每次申請政府撥款帶學生到外國表演時，官員只看她的外表，就直接否決。

儘管生命中波折重重，薇薇並不輕意認輸，就像拿不到政府撥款，她就自己去籌款，去年在學生家長們的協助下籌足了前往美國洛杉磯表演的費用，卻因冠病疫情而腰斬。

“我沒有辦法欺騙自己，不管怎樣心理上還是一樣，所以決心要做自己，我怕到老了，一切都太遲了。”

最怕到政府機構辦事

她們也異口同聲表示，跨性別女性也最怕到政府機構處理事務，尤其需要呼叫身份證姓名的場合。

“我們已是女性裝扮，當被叫男性的名字時，會引起民眾的注意，直叫人想找個洞鑽進去。總之，一說到名字，我們會完全被擊垮。”安琪兒說。

她指出，這也是為何大多數跨性別者在大選時都不去投票的原因。

“投票時選委會人員會根據身份證叫選民的名字，我們的外表與名字不符，在大庭廣眾下，對我們是很大的打擊和創傷。”

安琪兒表示，自己並不太在乎身份證有註明男性性別 ，最重要把名字換掉，但在我

國，即使完成了性別重置手術，跨性別者都難以更換身份證上的名字。

連上廁所都成問題

此外，基於許多人無法接受跨性別女性使用女廁，讓她們連上廁所都成問題。

工作地點位於購物商場的貝蒂，就經常必須面對上廁所的困擾。

而讓安琪兒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目睹了廁所清潔工人和另一名跨性別者吵架的一幕，後來清潔工人在她們離開後還唸經，讓她好氣又好笑。

對她來說，這些事看起來很戲劇性，卻活生生地在日常中上演著，而她們被迫參與其中。

此外，她們到國民登記局辦理身份證和護照也是問題，跨性別女性經常要卸掉所有的妝，讓自己的樣子看起來像男生；在機場出境也會面對移民局官員的質疑，且要一再審查她們的身份。

薇薇有一次去印度時，和其他跨性別者被問話，儘管她們都沒有化濃妝，樣子就像護照一樣，官員還是質問她們的樣子去到印度怎麼能通關。

“馬來西亞有自己的程序，其他國家也有不同的程序，像印度就是承認第三性的國家，我們（跨性別者）到那裡（通關）時可以使用第三通道，檢查我們的人也是女性，並尊重跨性別者。”

安琪兒表示，基於此她們每次要處理涉及政府相關事宜時都會誠惶誠恐，內心會產生一股強烈的羞辱感。

“跨性別者彷彿是自己鄉土的難民，想要成為自己，卻成了一種罪。”

看病住院最不安

對於跨性別者，生病看醫生和入住醫院也是足以讓她們不安。

安琪兒有次腹痛去看醫生，被醫生吩咐裸露下半身， 之後卻問她與病情毫無關係的問題，她在事後才驚覺被玩弄。

薇薇有次須入住醫院，院方也糾結於讓她住男病房或女病房，最後她被安排住進了男病房，結果一進去便引起了男病人們的注意。

“如果不要讓我們進女病房，至少把我們和其他病人分隔開來，否則不管進什麼病房，自己和別人都會不自在。”

不過，她表示，如今一些醫院已有醒覺，像在吉隆坡，一些跨性別女性就會被安排進入女病房。

安琪兒也不諱言，如今的情況比以前好多了，相信是大馬人權委員會和有關當局對話的努力，因人權委員會捍衛跨性別者的權益，也給了她們很大的幫助。

除此之外，非政府組織─姐妹要正義（Justice For Sisters）也舉辦活動與工作坊，包括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及表達（SOGIE）講座，讓跨性別者瞭解自己是誰及自己的權

益。

受惠於姐妹要正義活動的安琪兒如今也在其他非政府組織當義工，協助跨性別者，她自嘲說：“如果不是我們，還有誰來幫這些下地獄的人？ ”

她也希望警方、移民局、宗教局等能與跨性社群對話，而不是一味以執法為由卻不聽取她們的意見，畢竟她們才是承受一切的人。

“我們也是人，應得到該有的尊重。我們並沒有要求特權，只希望被平等對待。”

跨性別新聞 負面多於正面

安琪兒認為，社會大眾對跨性別社群的觀感很大程度受到媒體的影響，有關跨性別的新聞總是負面多於正面。

“許多報導並不瞭解真正的課題，反而傾向於譁眾取寵及散播仇恨，也形塑了社會大眾對跨性別者的觀感。”

她表示，我國曾允許進行變性手術，進行手術者除了可獲得政府提供的津貼，在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也可更換名字，只是這一切在1990年代在宗教局介入後變了調。

“我曾見過一位在國內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前輩，對方是當年有幸獲遴選進行手術的跨性別者之一，在手術完成之後，也得以更改身份證上的名字。”

安琪兒希望政府認真看待跨性別者的處境，讓他們的權益受到保障，不要讓他們因性別認同而遭受歧視及不公平對待。

薇薇最擔心政府會制定法律不允許男性穿女性服飾，只希望自己可以自由地穿著女裝，外出也可以感覺自由和安全。

貝蒂則希望跨性別者能擁有平等的權益，“我們要的是像平常人一樣，並沒有過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