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诸多歧视·跨性别者盼拨云见日

从小个性阴柔的薇薇和贝蒂经历也大同小异，喜欢穿女装、跟女孩子玩；贝蒂还跟妹妹们抢玩具，即使经常被父亲惩罚，也无法改变她。

贝蒂说：“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女生。”

不被家人接受 逃到西马

安琪儿的家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她，那是她工作和生活自立之后的事。这某程度上是网路资讯普及化所致，让家人有机会了解跨性别的议题，“家人获得这方面的教育很重要，如果家人都不明白我们，又如何教育其他人？”

薇薇在16岁时被母亲发现服食贺尔蒙，被痛骂一顿后便停止服药，直到25岁她才下定决心做自己，性别转换过程也曾令家人难以接受，久而久之才包容她。

贝蒂因家人无法接受她，并对她诸多限制，她在完成教育文凭考试后便逃到吉隆坡，两年没回家。

“原本只是去散心，但在那里自由又可以做自己，根本不想回来。”后来她被父亲从吉隆坡带回沙巴，如今近亲已接受她。

除了家人的抗拒，她们的学校生涯也充斥著被霸凌与歧视的记忆。

被当异类 习以为常

安琪儿表示，她们被当作异类，面对辱骂与咒诅是习以为常的事，久了已经麻木，只当耳边风。但时至今日，阴柔的男生在学校仍成为老师和同学取笑和嘲讽的对象。

“即使到现在，许多年轻的跨性别者还是会说自己会下地狱，担心自己老了怎么办，总说趁年轻要赚多点钱，到年老时才变回男生。”

她听到这样的话会忍不住笑，因她年轻时也一样，“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自己，都会想老了才做回男人。”

现在她会说，没有人一出生就注定下地狱， 况且她们天生如此，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生理性别不能决定你是谁，而是你的心。”

然而，至今不管就业、自在的装扮、与政府部门的交涉、使用公厕等，都是跨性别者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严竣问题。

安琪儿表示，跨性别者就业依然困难，即使被僱用，职埸上的歧视也会让她们处于恐惧中，再加上无法选择自己自在的装扮，因此很多跨性别者都是自僱者。

受僱用也饱受歧视

薇薇最能深刻体会职场歧视的杀伤力，并曾两度为此而辞去工作。

她曾在政府文化单位任职舞蹈员5年，一直扮演男舞者的角色，职场也规定男生不能留长髮，她上班时只好戴假髮把长髮掩饰起来。留长髮之后被揭发，她唯有辞职。

她自认当舞蹈员时表现出众，但人们却在乎外表多于能力。

她后来在学校担任舞蹈老师，也受到许多老师的攻击，经常被质问“人妖”为何允许在学校教舞蹈。她最终忍痛辞职。

之后她只能以兼职性质在一些能接受她的学校教舞蹈至今；而她带领的舞蹈团每次申请政府拨款带学生到外国表演时，官员只看她的外表，就直接否决。

尽管生命中波折重重，薇薇并不轻意认输，就像拿不到政府拨款，她就自己去筹款，去年在学生家长们的协助下筹足了前往美国洛杉矶表演的费用，却因冠病疫情而腰斩。

“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不管怎样心理上还是一样，所以决心要做自己，我怕到老了，一切都太迟了。”

最怕到政府机构办事

她们也异口同声表示，跨性别女性也最怕到政府机构处理事务，尤其需要呼叫身份证姓名的场合。

“我们已是女性装扮，当被叫男性的名字时，会引起民众的注意，直叫人想找个洞鑽进去。总之，一说到名字，我们会完全被击垮。”安琪儿说。

她指出，这也是为何大多数跨性别者在大选时都不去投票的原因。

“投票时选委会人员会根据身份证叫选民的名字，我们的外表与名字不符，在大庭广众下，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和创伤。”

安琪儿表示，自己并不太在乎身份证有注明男性性别 ，最重要把名字换掉，但在我

国，即使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跨性别者都难以更换身份证上的名字。

连上厕所都成问题

此外，基于许多人无法接受跨性别女性使用女厕，让她们连上厕所都成问题。

工作地点位于购物商场的贝蒂，就经常必须面对上厕所的困扰。

而让安琪儿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目睹了厕所清洁工人和另一名跨性别者吵架的一幕，后来清洁工人在她们离开后还念经，让她好气又好笑。

对她来说，这些事看起来很戏剧性，却活生生地在日常中上演著，而她们被迫参与其中。

此外，她们到国民登记局办理身份证和护照也是问题，跨性别女性经常要卸掉所有的妆，让自己的样子看起来像男生；在机场出境也会面对移民局官员的质疑，且要一再审查她们的身份。

薇薇有一次去印度时，和其他跨性别者被问话，尽管她们都没有化浓妆，样子就像护照一样，官员还是质问她们的样子去到印度怎么能通关。

“马来西亚有自己的程序，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的程序，像印度就是承认第三性的国家，我们（跨性别者）到那里（通关）时可以使用第三通道，检查我们的人也是女性，并尊重跨性别者。”

安琪儿表示，基于此她们每次要处理涉及政府相关事宜时都会诚惶诚恐，内心会产生一股强烈的羞辱感。

“跨性别者仿佛是自己乡土的难民，想要成为自己，却成了一种罪。”

看病住院最不安

对于跨性别者，生病看医生和入住医院也是足以让她们不安。

安琪儿有次腹痛去看医生，被医生吩咐裸露下半身， 之后却问她与病情毫无关系的问题，她在事后才惊觉被玩弄。

薇薇有次须入住医院，院方也纠结于让她住男病房或女病房，最后她被安排住进了男病房，结果一进去便引起了男病人们的注意。

“如果不要让我们进女病房，至少把我们和其他病人分隔开来，否则不管进什么病房，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自在。”

不过，她表示，如今一些医院已有醒觉，像在吉隆坡，一些跨性别女性就会被安排进入女病房。

安琪儿也不讳言，如今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相信是大马人权委员会和有关当局对话的努力，因人权委员会捍卫跨性别者的权益，也给了她们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姐妹要正义（Justice For Sisters）也举办活动与工作坊，包括性倾向与性别认同及表达（SOGIE）讲座，让跨性别者了解自己是谁及自己的权

益。

受惠于姐妹要正义活动的安琪儿如今也在其他非政府组织当义工，协助跨性别者，她自嘲说：“如果不是我们，还有谁来帮这些下地狱的人？ ”

她也希望警方、移民局、宗教局等能与跨性社群对话，而不是一味以执法为由却不听取她们的意见，毕竟她们才是承受一切的人。

“我们也是人，应得到该有的尊重。我们并没有要求特权，只希望被平等对待。”

跨性别新闻 负面多于正面

安琪儿认为，社会大众对跨性别社群的观感很大程度受到媒体的影响，有关跨性别的新闻总是负面多于正面。

“许多报导并不了解真正的课题，反而倾向于哗众取宠及散播仇恨，也形塑了社会大众对跨性别者的观感。”

她表示，我国曾允许进行变性手术，进行手术者除了可获得政府提供的津贴，在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也可更换名字，只是这一切在1990年代在宗教局介入后变了调。

“我曾见过一位在国内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前辈，对方是当年有幸获遴选进行手术的跨性别者之一，在手术完成之后，也得以更改身份证上的名字。”

安琪儿希望政府认真看待跨性别者的处境，让他们的权益受到保障，不要让他们因性别认同而遭受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薇薇最担心政府会制定法律不允许男性穿女性服饰，只希望自己可以自由地穿著女装，外出也可以感觉自由和安全。

贝蒂则希望跨性别者能拥有平等的权益，“我们要的是像平常人一样，并没有过份要求。”